人类为什么迷醉于暴力？
2007年7月24日，广州市番禺区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一位女子在自家别墅内被谋财害命。歹徒的暴行令人发指，当地一家报纸对这起凶杀案的报道同样让我震惊。
想必是为了给读者带来视觉冲击，该报特意为《千万富婆番禺别墅遭砍脖》一文制作了两张三维图片摸拟凶案现场。一幅是歹徒举刀朝女子的脖子上砍去，另一幅则是该女子倒在地板上，血从裂开的脖子与捅破的腹部流到了地板上的情景。如此精雕细刻，只为衬托新闻里记者道听途说的一行字——“据知情者说，谭某的腹部和脖子上各被砍一刀。”
和往常一样，对于这种为取悦部分读者而还原或制造的血腥场景，我本能地充满了厌恶我感受到媒体对自由的滥用。然而，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承认，对血腥与暴力的喂养是今日中外许多媒体共同追求的东西，而它们背后亦有着强大的文化与心理的支撑。
人类为什么迷醉于暴力？传播学家L·弗林特在《报纸的良知》中为我们转述了一件趣事，这是他从新闻协会的某位高官那里听来的：
有十位牧师拜访一位主编，抗议他在头版尽登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忽略更有意义的大事。这位主编的回答是：“这间屋有两扇门。如果我告诉你，一分钟之后，埃利奥特校长会从左边的门进来，詹姆斯·J·杰弗里斯（美国重量级拳王）会从右边的门进来，你们当中的九个人会看着右边的门。”
这位官员由此娓娓道来：获得世界冠军的拳击手要比一位大学校长有吸引力，是因为冠军拳手唤醒了我们内心的原始欲望。美国的文明和文化仍然比较新，上面的油彩还没干呢——“仅仅几个世纪之前，我们的祖先还是野人，每个人都为保护自己的女人、孩子和食物在和同伴打仗。”
不可否认，正是出于对观众“血腥审美”的某种迎合，许多大众媒体更热衷于描述死亡的过程与场面，而不是探究死亡发生的原因与意义。有些时候，甚至死亡的人数也是不重要的，比如，对于电视媒体来说，“鲨鱼杀人”就要比“椰子杀人”更能吸引观众，因为它更刺激、扣人心弦，即使统计表明掉下来的椰子每年在全球范围内导致的死亡人数是由于鲨鱼袭击而死亡的人数的15倍也无济于事。
有这么一个笑话：
布什与鲍威尔出席记者招待会。CNN记者：“噢，见到你们真是我的荣幸。尊敬的总统先生，有什么大事要发生吗？”布什说：“我们准备枪杀四千万伊拉克人和一个修自行车的。”CNN记者：“一个修自行车的？！为什么要杀死一个修自行车的？”布什转身拍拍鲍威尔的肩膀：“看吧，我都说没有人会关心那四千万伊拉克人！”
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笑话，它在一种程度上揭露了现在传媒在关注公共新闻时的顾此失彼，轻重难分。
为什么伊拉克战争爆发时，许多人团坐在电视机前评头品足、兴奋异常？此时此刻，我们的心是否早已飞到了古罗马的斗兽场？至少，在那里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一样相似之物——隐秘的嗜血的欲望。
角斗场上，角斗士你死我活的打斗，臣民歇斯底里的喊叫以及帝王为收获民心而上下翻动的拇指，为我们见证了世界上最古老的“面包与马戏”、最精致的“以死娱民”。有关这项“娱民政策”的最经典的旁白，莫过于影片《角斗士》里的那句著名台词——“罗马的脉搏，不是长老院里的云石，而是竞技场上的黄沙。”
2004年夏天，我是背着这句台词走进罗马古城的，曾经旌旗猎猎的斗兽场此时早已倒在一片乱石之中，只剩下空空荡荡的“半壁残酷”。然而，必须承认的是，在世界许多地方，由此衍生出的血腥屠戮并未完全销声匿迹。至少，从表面上看，西班牙的斗牛表演仍在不停地揭开这道野蛮的伤口。或许是感受到了随之而来的疼痛与耻辱，在今天的欧洲大街上，我们不时会看到一些赤手空拳、赤身裸体的反抗者，他们将自己打扮成头上长角的“牛人”，在众目睽睽之下，一边抖动着胸前的“猛牛酸酸乳”，一边高喊“要做爱，不要斗牛”的口号。之所以裸体，是因为他们相信“斗牛是残酷的”这一真相是赤裸裸的。
据说，几年前北京曾有意引进美式斗牛和西班牙式斗牛，在郊区建立一座亚洲最大、拥有数千座席的斗牛场。这一无底线的拿来主义受到了许多有识之士的反对，因为“心理健全的人不应当以虐待动物为乐，一个文明的社会也不应当容许残害动物的现象存在”。事实上，时至今日，由于遭受种种道义上的压力，甚至连西班牙政府也在考虑建设“无斗牛城市”。反对者同样认为，这种把少数人的快乐建立在动物痛苦之上的血淋淋场面，与中国文化不符，更别说奥运在即。
不过，拒绝引进斗牛场并不意味着中国就没有类似的文化传播。相信许多人和我一样以为，角斗场本是大众传媒最早的源头或者形式。关于这一点，那些喜欢在电视里观看拳击比赛的人会有更直接的印象。由于中国没有建立起必要的影视分级制度，在某种意义上说，电视已经变成了现代版“不设防的斗兽场”。打开电视，闭上眼睛，只需用耳朵去听，相信没多久你便会抓到那句哭哭啼啼、歇斯底里的台词——“我要报仇！”
马斯洛说，思想史就是一部说人性坏话的历史。这一点似乎同样表现在媒体的动机层次上，只有灾难、惊心动魄的突发事件才值得关注，生活的光明面因此被忽视了。生活被简化成一场决斗，一场零和游戏，一方是征服者，另一方是被征服者。一方大获全胜，另一方就一败涂地，就像那位躺在三维图片里的可怜的女人，她栩栩如生地倒在地上，倒在“传媒角斗场”里。
当报纸、电视与网络沉醉于这种对罪恶的描摹，新闻便成了人们每天必须经过的“杀人橱窗”，其对暴力与血腥的过度渲染使人们渐渐失去了同情心，变得麻木迟钝。阅读竟然使人丢失了心灵，使灵魂失去了庙宇，这是多么吊诡而失败的现实！或许，这也是若干年来我一直喜欢鹿桥《未央歌》的最真实的原因——她不仅呵护了战争时期的爱情，更呵护了困顿中的人心。
谈到新闻自由，最后需要补充的是卡尔·波普尔的一点忧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卡尔·波普尔在《这一世纪的教训》一书中说，新闻媒体是唯一没有受到监督的力量，它因此必须接受审查，否则有可能造就第二个希特勒。这位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便以《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一书扬名的坚定自由派人士，在九十年代中期接受意大利记者采访时反复强调媒体审查的必要，这让他的志同道合者觉得匪夷所思。紧随其后，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在《关于电视》中对新闻记者在政经力量面前表现出的“自律”与默契表示了担忧。当然，两位学者主张的媒体审查，不是让政府来管媒体，而是寄希望于社会监督与行业自律。
生活引导农民
马克思主义说，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是“人会制造和使用工具”。
当然，仅凭制造和使用工具并不足以说明人类何以会保持进步。比如为什么人类没有停留在旧石器时代，日日陶醉于自己的“丰衣足食”。那时候的石制工具不是已经被我们的考古学家们发掘出很多了吗？
为什么人类不断进步？因为人类有一种“洗心革面”的精神与勇气。换言之，人类亘古未移的高贵，不仅在于人会制造和使用工具，更在于人会更换工具。即工具必为人所用。
如果我们有一点哲学的眼光，就不难发现，我们周遭的事物，包括一切社会关系、政策法规、包罗万象的主义等等，都是我们援手可用的工具。当初资本主义在世界各地开花结果时，封建体制被人们渐渐抛弃，归根到底，就是完成一次工具更换。进一步说，一切契约与政治，皆为民所用，亦为民而换。而工具的可更换性（可替代性）不仅是我们推动社会改良的前提，同样为改良的实现提供可能的保障。
谈到农民问题，有学者提出，中国存在着“四农”问题，即“三农”外加“农民工问题”。笔者对此“标签游戏”颇不以为然。一方面，即使从边际效用递减的原则出发，“农字问题”越多，其争论价值就越小；更重要的是，自“城乡分治”以来，中国乡村问题的症结在于城门竖起。换言之，中国要着手解决的是城市自我封闭的问题，而非农民工“被动开放（闯世界）”的问题。当我们将触目可见的城市封闭问题归类到“农字问题”，既有失公正、又无的放矢。甚至，相较于封闭城市而言，农民工不但“没有问题”，而且为冲破城市封闭提供了方法。
近年来，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中国的户籍坚冰渐渐打破，部分省市已经着手户改，实行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若以“更换工具”论，实则是中国千年来一脉相承的封闭式户籍管理工具已经跟不上中国人的行动与观念。如哲人批评的那样，人类理性的一个悲哀转向就是向“工具理性”投降，终于导致“人为工具所奴役”。而这种封闭式户籍制度同样反客为主，禁锢了中国人的才情与活力。
翻开几千年来的中国运动史，不外乎是一部从封闭社会走向开放社会的历史，这也是世界的历史。封闭式统治曾经是历代统治者长于运用、也乐于运用的工具，但是历史证明，这个工具只可能让国家积贫积弱。谁也不能否定，封闭式管理弊端丛生，早已不适合中国当下与长远的发展，更有违民众的自由生活的诉求。谁希望一个生龙活虎的民族，自缚双脚？谁又有权力，让心怀希冀的农民像玉米一样长在庄稼地里？
联想到发生在重庆的“同命不同价”的赔偿足见“城乡分居”的荒诞逻辑：同一辆三轮车的三位同班女生，不幸遭遇车祸丧生。事后，两位有城市户口的学生分别获得了二十万元赔偿，而另一位农村籍女生却只获得九万元赔偿。原因就在于她是农村户口。
感怀中国已经取得的进步，我们真要感谢那些淳朴的农民。他们有着关于幸福的良好直觉，也仿佛道义与真理时常生长在他们的脚下。在封闭经济盛行的1978年，小岗村十八户农民冒着“杀头”危险分田包干，从此揭开了农村开放生产的序幕，不可不谓惊天动地；同样，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民工潮，使农村再次成为大后方，“席卷天下”的他们再一次冲破壁垒森严的户籍制度。正是那些抛弃了户籍观念、四处漂泊的农民，以一种润物细无声式的波澜壮阔，将铁板一块的户籍制度变成一个千疮百孔的陈旧仪式。
有人惊叹：农民的智慧从哪里来？当然是从生活中来。农民不会掩饰自己的工具主义倾向，他们有着极其淳朴的生存法则。他们不会破坏手里的生活工具，但会更换工具，更会在不经意间破坏制度工具。对他们而言，户籍制度就是这样一个工具，一旦税费过重“种地养不活家小”，或另有远大前程，他们断然是要以行动来打破禁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