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什么单位？
在计划经济盛行的时代，中国人多生活在单位文化里。陌生人见面，或是办点什么大事小情，难免会被问及“是什么单位的”。单位无所不在，正因为此，当刘震云将单位文化描述成“一地鸡毛”时，引起无数人的共鸣。
我曾说，一人即一国，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疆土，它区别于自己所属的疆土。同样，区别于“你属于某个单位”，每个人更应该回答的是“自己是什么单位”，“人是什么单位”。
为此，我还在思想国网站上提问，并得到了一些答案。
有说：“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单位之中。”“因为我们担心不被别人承认和赞赏，担心自己在别人的眼里成为一个失败者，害怕自己脱离单位之后就会成为一株无所依靠的小草，甚至连生存也难以为继，我们都需要可以乘凉的大树。”
有说：“我是思考的单位。”我思故我在，思考创造社会价值，一切的人类智慧成果都是从思考中得来，没有思考，人类就不会进步，没有思考，人类也无法继续生存。
前者，“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单位之中”，道出了人类的困境或者人性的弱点。我曾经论述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会制造并更换工具。之所以要更换工具，是因为任何工具在被交付使用时，同样会通过“具体使用方法”“奴役”人。比如说，汽车的方向盘发明了，司机的手就被绑在方向盘上，不可能一边开车，一边翻看《猫和老鼠》。单位同样是人类制造出来的工具，在意识到单位可以并可能像工具般更换以前，人所受到的这种“奴役”几乎是一辈子的事。
后者，“人是思考的单位”，这也是民主得以实现的前提。正因为人人都能思考，都在思考，都“各怀鬼胎”，民主作为利益协调器才成为可能和必要。
然而，以上回答仍停留于从政治学或社会学意义上阐述人的功用，而没有从哲学意义上触摸到人的本质。我以为，一个人若要真正解放自己的心灵，就必须在时间与空间上对人之内涵拨云见日。故而我关于“人是什么单位”的回答是“人是时间单位”、“人是时间的尺度”。
为什么“人是时间单位”？且不说“时间就是生命”这样的陈词滥调，我们不妨找些其他论据。比如，为什么我们介绍“思想家胡适”时，会在他的名字后面加上一段时间——胡适（1891-1962）？道理很简单，人是生命，有生卒年月，人归根到底是一段时间。没有时间，就没有生命。我们在时间中获得生命。
那么，胡适是不是地理（空间）单位呢？不是。胡适生于绩溪，长在上海，学在美国，死在台湾。显然，我们不能在“思想家胡适”后面加上“绩溪—上海—美国—台北”这样一条地理尾巴。因为这些标注既不完整也不正确。一方面，它会遗漏其他许多地理信息；另一方面，任何地方都不属于胡适。真正属于他的，只是他曾经生活过的七十余年。
理解人是时间单位，而非空间单位，非“属于某个单位”的单位十分重要。即使你穷尽有生之年仍不能像凡·高那样获得死后的哀名，或者像华盛顿一样收获永恒的荣耀，但是，它至少可以使你不至于沦为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或只知按部就班被动奉献（工作）的螺丝钉。“我是单位”，“我是时间单位”，“我是时间的尺度”，在此基础上，我们关于生命意义的挖掘，并非忠诚于地理与环境，而是忠诚于我们自己的一生（这段时间）——正是通过这段时间我们参与并见证一个时代。所以，一个写作者，应该站在自己的生命本身，站在一个时代的立场上表达自己的心声，而非生在中国便只为中国人表达，到了美国便只为美国人说话。正因为此，历史上那些真正留下丰功伟绩并值得后世怀念的人，其所创造的，多是“划时代意义”，而非“划地理意义”，或“划种族意义”，“划单位意义”。那些真正推动人类进步者，就在于将自己归属于时间并拥有属于自己的时间。他们站在时间而不是空间的维度，做一个世界公民，辛勤劳动、实现一生。即使如中国某院士所言“不幸生在中国”者，亦没有理由为自己所处的空间感到羞耻，每个人只对自己的时间负责，并因其拥有的时间创造荣耀。
人应该爱时间，而不是爱空间。时间之爱是面向个体的，是绝对的，那是我们唯一的存在；而空间之爱则是相对的，是面向公众的，是通过物质或精神的契约才得以实现的。一个人，如果生于猪圈，便说自己“热爱猪圈”，这种“爱猪圈主义”显然不是一种高尚的情感。必要的时候，我们甚至可以断定这是一种“以地理限制或屠杀时间”、灭绝人类未来与希望的庸俗的情感。正因为此，我愿意以更广阔的视角将我所热爱之国视为时间之国，一种立于时间维度上的精神与思想之国，而绝非空间意义上的逆来顺受，或与生俱来的“嫁鸡随鸡”式的地理与政治之热爱。
所以我说，人应该为时间耕耘，而非为空间疲于奔命；一个人无论占有多少疆土，如果不能在时间上做自己的主人，其所拥有的仍不过是贫困一生。真正壮美的生命，是做时间之王，而非做空间之王（或者奴仆）。以生命与时间的名义，每个人作为其所生息的时代中的一员，不应该停留于寻找地理意义上的与生俱来的归属，而应忠诚于自己一生的光阴，不断创造并享有属于自己的幸福时光。
条件即逆境
无论是谈判，还是谈恋爱，人多爱讲条件。这不是因为人世故，而是因为人必须生活在一定的条件之中。值得思考的是，当人们缺乏某些条件时，会真切地感受到自己身处逆境之中，而当他们充分享用这些条件时，却往往忽略条件给自己带来的麻烦。这种麻烦，就是本文将要谈到的“条件即逆境”。
一条鱼，在鱼缸里自由自在地游啊游，也许它并不知道自己身处逆境之中，但是我们知道。鱼缸为鱼提供了生存条件，也为它划定了生活的边界。而且，这个鱼缸随时可能会被打破，如果主人疏忽，没几天水还会变质。简单说，鱼在获得鱼缸这一生存条件时，同时也获得了必须仰仗鱼缸之条件而生活的逆境。
人也一样，条件无处不有，逆境也无处不在。不是么？没房子的时候，你总想有一个房子。可一旦有了房子，你可能大部分时间都宅在家里，哪儿也不想去，更不愿迁徙，与世界交往的机会越来越少。屋顶为你遮挡了夜晚的阵雨，但也为你遮挡了正午的阳光。汽车被发明，是人为自己制造的条件，但汽油短缺同样让我们举步维艰；电视被发明，你可以随时观看，但你必须坐在电视机的前面而不是后面；自行车被发明，你可以拿它当代步工具，但你骑行时必须把手放在车把上。这些都是条件带来的逆境。一个富家子弟，从小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但是这种条件也可能成为一种逆境，使他永远失去了底层成长的经验，以及由贫穷到富有的奋斗过程。
条件并不止于这些有形的工具，还包括无形的工具，比如制度。人类不断地为自己创造制度的条件时，也不断将自己抛进制度的逆境之中，从一个逆境转移到另一个逆境。就像影片《心慌方》（Cube）一样，你打开一个房间，只意味着进入了一处新的逆境。如果承认世界上没有尽善尽美的制度，就不难理解所谓“解放”更像是在不同的监狱之间转移人民，区别只在于有的逆境是深不可测的地牢，有的逆境是“天鹅绒监狱”，有的逆境是正常的民居。即使是民居，也有民居的局限。美国司法不可不谓完备，但它对辛普森束手无策。
不过，尽管逆境无所不在，但是人仍是自由的。因为人可以选择，可以比较此处的逆境与彼处的逆境的区别，可以比较现在的逆境与过去的逆境的优劣，从而寻求改善。
法国漫画家菲利浦·格吕克曾经讲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过去有比现在更多的未来。”在我看来，这句话已经接近真理。就一个人来说，在他小的时候都有千万种选择机会，长大以后，可以选择或者变动的机会越来越少，而当他已经别无选择或不做选择时，他的生命或者生活就衰老了。不管人类曾经遭遇多少逆境，但还是走到了今天，没有老去，正在于人类可以选择，可以不断地以选择救济选择，不断地超越过去的种种逆境。
同样的道理，无论是我们的人生，还是我们栖身的制度，最可怕的是停止生长，别无选择，永远一成不变。
法国前文化部长、作家安德烈·马尔罗曾以小说《人的条件》（La condition humaine）扬名。在他看来，人是世界上唯一预先知道自己要死的动物，人要根据各自的生活态度和条件做出自己的反应，这种反应就是不断地“行动”，从而证实自己的存在和价值。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曾在《人的条件》（The Human Condition）一书将“劳动”、“工作”以及“行动”作为人的三种基本条件，指出行动与积极生活的意义。
除了积极生活、不断选择，还有什么更好的方式让我们超越无穷无尽的逆境？在我看来，人类的光明前景，并不在于人类长生不死，而在于人不断地超拔于逆境之上。人类加之于自身的真正善良，就在于即使“天塌下来”也要积极生活。这种朴素的“在逆境中求生”，成为人的全部生活与信仰的来源。正是逆境的永恒，造就了人的永恒；正是条件的无常，造就了人的圆满。
预言的囚徒
萨缪尔森·亨廷顿先生走了。一个在美国乃至世界响当当的学者，在他八十一岁的时候离开了人世。
在哈佛执教五十余载，人们会记住亨廷顿的许多美德。有文章说，亨廷顿大部分的学术灵感来源于课堂之上。而且与许多教授不同，亨廷顿更看重为本科生上课。在他看来，研究生的脑子里已经塞进了太多的术语和条条框框，不大敢于挑战教授的观点，而本科生则少有这些束缚，只要你不限制他们，他们完全可以信马由缰，信口开河。所以在课堂上，亨廷顿会留出许多时间倾听学生们的讨论与发言。这种鼓励思想碰撞的开放式教育有利于人才的培育是显而易见的。
至于他的学术著作或者政治评论，最具代表性者莫过于“文明冲突论”。只是，该学说与亨廷顿的开放性课堂相比，似乎完全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从1993年开始，亨廷顿发表系列文章，讲述后冷战时期的暴力冲突并非出于各国在意识型态上的分歧，而是不同文明之间的文化及宗教差异所造成。该观点立即引起了广泛关注。“9·11”事件之后，许多原本反对他的人也转而称赞他神机妙算。
与此同时，十几年来有关“文明冲突论”的批评文章也早已经汗牛充栋。人类既会毁于对过去的彻底遗忘，也会死于对未来的无端想象（或者恐惧）。著名的“俄狄浦斯悲剧”讲的就是一个关于未来的预言摧毁人的生活的故事。命名即创造，想象即诞生。“俄狄浦斯悲剧”很好地展示了那些可能导致“自我实现”的“消极预言”将如何影响人的命运。正是这个导果为因的“消极预言”，导致了“（弑父）悲剧的诞生”。
九十年代《The Bible Code》曾在西方流行。据说通过循环抽取字母，有人借助计算机在《圣经》中找到了“拉宾—遇刺”、“萨达姆—飞毛腿”等“预言密码”。显然，这不过是场文字游戏。如有反对者指出，整本《圣经》希伯来文有几十万个字母，至少可发生百亿种字母组合，所谓“密码”不过是断章取义的巧合。
人是语言的动物，也是预言的囚徒。人类不仅习惯于在典籍中附会自身的命运，而且不断创造新预言引领未来。所以，当一些密码信徒着手在《圣经》中寻找“拉登”与“9·11”的蛛丝马迹时，亨廷顿若远见的巫师为继续推销“文明冲突论”乐此不疲。
社会学家托马斯夫妇在《美国的儿童》一书谈到一句富有哲理且被广泛引用的话：“如果人们将情境定义为真实的，它们在结果上就是真实的。”基于这句话，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将其概括为所谓的“托马斯定理”, 并据此提出了“自我实现的预言（the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一说。关于这个理论，中国有不少老话更容易理解。比如算命先生说的“心诚则灵”——这个花招使算命者的责任完全转移到被算命者身上；又比如“怕鬼鬼上身”，如果一个人整天提心吊胆，怀疑周围有鬼，那么他迟早就会被存在于心里的鬼活活吓死。
预言如何自我实现？这种例子不胜枚举。比如一家银行，尽管它的资产流动相对畅通、经营状况良好，但是一旦有足够多的储户相信了它已无力偿还存款的谣言，就会导致越来越多的储户疯狂挤兑，并最终导致该银行破产。同样的道理，假如某个地方的报纸电台说当地明天要闹油荒，而且大家信以为真，今晚都去加油站排队加满油，那明天当地就真的要闹油荒了。这时候你不得不相信，恐惧不仅是人类的精神导师，而且指导着人类具体入微的生活。
有个笑话同样解释了这种因果倒置：一位推销员来到乡下，对当地人说，你们得买个防毒面具。当地人不明白，说空气这样清新，要它干什么?！没多久，附近盖起了个工厂，许多有毒气体从大烟囱里冒了出来。于是大家找推销员买防毒面具，称赞他的预言准。当问到冒烟的工厂生产什么时，推销员说，就是生产防毒面具的。
事实上，那些具有概括性的理论，在“综述”世界的过程中通常都会犯简单化的错误。一个著名的说法是，如果你手里只有一把锤子，那么你看到所有的问题都是钉子。一旦“文明冲突论”成为人们分析世界、对号入座的工具，那么发生在所谓不同“文明体系”下的冲突，都可以用“文明的冲突”来解释了。更糟糕的是，当人们把对现实预言性的描述当成现实本身，原本没有冲突的国家或文明开始枕戈待旦，它不仅掩盖了弱肉强食的政治，并且帮助别有用心的恐怖分子招兵买马。当一起偶发事件变成蓄谋已久的阴谋，潘多拉盒将从此打开，冤冤相报、恶性循环。人类诸多苦难便是这样一层层“解释”与“预言”出来的。上世纪几度将人类推向灭绝边缘的军备竞赛不正是在不断地预言中完成武力升级？
不同的文明是否能够和平相处？记得有一年我在广州出差，看着满大街拥堵的汽车，我脑子里突然有了一个奇怪的念头：中国的汽车车牌，也许是融合世界几大文明的最经典范例。假设现在有这样一个广州车牌——“粤ABC123”。在这里，首先“粤”是一个汉字，属于中华文明，在某种程度上说也代表着东方文明。“ABC”是字母，它来自于欧美，属于西方文明；至于车牌后的数字“123”，众所周知，这是阿拉伯数字，源于印度与早期阿拉伯文化对世界的贡献，属于印度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它们不是相处得很好么？如果你不去用“文明冲突论”“诅咒”它们，不惹事生非地对字母、数字或汉字中的任何一方说坏话，找它们“潜在的敌人”，它们就会相安无事和睦相处。
在我看来，这个世界上能够诅咒人类命运者从来都是人类本身。而古往今来，人类只有一个文明，即人类文明，任何文明不过是其中一个分支，或者源流。如果在不同文明之间有冲突，也只是“不文明的冲突”。对于世界来说，最重要的是在不断的融合中消除“不文明”，而非将这个完整的世界像切西瓜一样分成两半，然后指着东边一半西瓜说，西边那半是你们的敌人。明眼人知道，如果这里真有“文明的冲突”，那也是发生在西瓜与握西瓜刀的那只手之间。
文章结尾，有必要补充一下我刚刚知道亨廷顿先生去世消息时的第一感受。不瞒您说，当时我首先想到的是——人世间最真实而最亘久的“冲突”，是在人的生与死之间，而绝不是文明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