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须寻得所爱。——史蒂夫·乔布斯
没有写出来、没有唱出来的游行口号不是“共产主义万岁!”而是“生活万岁!”——米兰·昆德拉,《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
生活中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罗曼·罗兰
国家与玫瑰
2002年的一个冬日,雨水绵绵,我去布雷斯特的FNAC买回一张《小王子》的法语磁带,一路上边走边听,听到我熟悉的那段文字时,不禁停了下来,泪水夺眶而出。
Si quelqu′un aime une fleur qui n′existe qu′à un exemplaire dans les millions et les millions d′é toiles,?a suffit pour qu′il soit heureux quand il les regarde. Il se dit:“Ma fleur est là quelque part...”Mais si le mouton mange la fleur,c′est pour lui comme si,brusquement,toutes les é toiles s′é teignaient !
如果一个人爱上了亿万颗星星中的一朵花,他望望星空就觉得幸福。他对自己说:“我的花在那儿……”但是,如果羊把它吃了,对他来说,所有的星星都像忽地熄灭了……(译文)
你须寻得你所爱,并且为之守望。这是我初读《小王子》时的感动,至今未息。
而且,这种爱并不止于男女之情,也包括我对文字与思想之热爱。我曾经和删除我文章中的好句子的总编辑说,如果你删除文章里我最想表达的那句话,我之所爱,这就像羊把小王子的玫瑰吃掉了一样,对于我来说,这篇文章里所有的字在你的报纸上都忽地熄灭了。
回望人类历史,千百年来,我们守望的不只是爱,还有生活。当政治横行无忌,夺走我之所爱,夺走我之生活,那些被人高歌的伟大事业同样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与价值,也忽地熄灭了。
尽管历史充满残酷,但它又是那么丰饶多情。关于爱与生活,本文不作长篇大论,只讲两个与之相关的小故事,一个发生在古代,一个发生在现代,却有着共同的主题。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古罗马时期。据说当年的罗马军队带着葡萄的种子到达位于高卢的博讷时,发现这里充沛的阳光与丰厚肥沃的砾石土地特别适合葡萄的种植,于是他们便和当地农民一样边种植葡萄边酿酒。谁知三年后,当军队要开拔时,有近半士兵都留了下来,因为这里的葡萄美酒俘获了他们的“芳心”,他们宁可留下来当酒农也不愿意再去南征北战,拓展帝国的疆土了。为此,查理曼大帝后来还不得不颁布法令,禁止军队经过博讷。甚至,在临终前,他还说过这样的话:“罗马帝国靠葡萄酒而昌盛,又因葡萄酒而毁于一旦。”难怪莎士比亚会借李尔王之口说出“罗马帝国征服世界,博讷征服罗马帝国”。生活,让战争走开,让帝国坍塌。
第二个故事是关于“巴黎玫瑰”的。1942年5月,德军三个机械化师越过孚日山脉,沿罗纳河两岸直驱巴黎。这天夜里,巴黎凯旋门广场周围的几乎所有人家,都收到一大把鲜艳的玫瑰,里面附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明天上街请都怀抱鲜花,让纳粹看看我们并没有被他们吓着。我们依旧热爱生活和大自然。”字条的落款是“洛希亚”,一个卖花姑娘。据说,当德军进驻巴黎时,洛希亚看到平时生意兴隆的花店竟然没有一个人来买花,她心里十分难受,不是担心凋敝的生意,而是沦落的生活。于是,她将店里所有的玫瑰花和她从别人店里买来的玫瑰花一起打包,送给左邻右舍。洛希亚的行为感动了大家,第二天早晨,驻扎在香榭丽舍大街的德军发现,几乎所有的巴黎女人,都手捧鲜花,面带笑容,眼里没有一丝绝望的神情。
当时法新社记者以《玫瑰花的早晨》报道此事,这个细节给了远在伦敦的戴高乐将军和他的自由法国的战士们极大鼓舞。十年后,戴高乐还专门找到了洛希亚,并且将她称为“巴黎的玫瑰”。当年执勤的德军士兵著书回忆此事时,同样不忘感慨:我们可以征服这个国家,却无法征服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这是两个意味深长的故事。前者,征服罗马帝国的,不是博讷,而是生活。准确说是平民的生活愿望征服了帝王的政治野心。在那样的年代,不跟随国王打仗算是“政治不正确”了。然而,这才是历史最真实的面貌——所有帝国终究灰飞烟灭,只有生活永远细水长流。而后一个故事则表明,即使大军压境,即使枪炮压倒了玫瑰,生活仍是可以选择的,人们一样可以尽享伊迪丝·皮阿芙《玫瑰人生》(La vie en rose)中的情爱,选择站在玫瑰一边。你可以剥夺我的自由,却不能剥夺我对自由的不死梦想。你可以摧毁我的美好生活,却不能摧毁我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
二十一世纪,我们该怎样哺育和记录文明,如何从政治的世纪、流血的世纪,回到生活的世纪,流汗的世纪,在此我们不妨温习一下威尔·杜兰特写在《世界文明史》开篇中的一段话:
“文明就像是一条筑有河岸的河流。河流中流淌的鲜血是人们相互残杀、偷窃、争斗的结果,这些通常就是历史学家们所记录的内容。而他们没有注意的是,在河岸上,人们建立家园,相亲相爱,养育子女,歌唱,谱写诗歌,甚至创作雕塑。”
偶尔走失,从未离开。没有比生活更古老的过去,也没有比生活更高远的未来。无论经历多少波折、困苦与残酷,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寻,亘古如新。
挡得住德军,挡不住生活
2007年9月,在星巴克离开故宫两个月后,原本由星巴克“驻扎”的故宫九卿值房,开始以“Forbidden City Cafe”(紫禁城咖啡店)的面貌重新亮相。故宫方面表示,该咖啡店系故宫自主经营品牌,属于故宫奥运前进行的经营网点整体规划中的一部分,与此前星巴克的性质完全不同。
九卿值房易帜,不同还体现在招牌上——在咖啡店内的高墙上多出了一块“中华老字号”的牌匾。从此前对星巴克所代表的“帝国主义商业文化”的讨伐,到“中华老字号”咖啡馆的横空出世,如此就地取材、摇身一变难免给人一种唐突而荒诞的印象。一切似乎应了那句“与其让别人祸国殃民,不如让自己祸国殃民”——如果的确如先前所说,咖啡馆的存在有损故宫伟大而光辉的形象。
对于如何看待故宫新开的咖啡馆,来自新浪网的相关调查显示:有38%的人认为故宫不应该开咖啡店等类似的商业店铺;30%的人认为不应赶走星巴克,这是排斥外来文化;而支持开中国人自己的咖啡馆的人数则占到了20%。如此看来,赶走星巴克未必是民意使然。至少,透过这项简单的调查支持星巴克留任的人数似乎要比“中华老字号”还要多一些。
近年来,有关文化殖民、全球化的争论此起彼伏。星巴克在故宫做了几年,没想到一被符号化,一被有志青年“檄文”了,便开始“侵犯中国文化主体性”了。
然而,如泰勒·考恩在《创造性破坏》一书所写,即使是现在大行其道的西方文化,也不是从西方的地底下像土地老爷一样冒出来的——“西方文化(以及贯穿历史的其他各类文明)就是建立在商品、服务和理念的国际交易的基础上的。在不同程度上,我们可以说,西方文化的哲学传统继承自希腊,宗教来自中东,科学基础源自中国和伊斯兰世界,主要的人口和语言则来自欧洲。”假使中国人不那么妄自菲薄,愿意承认西方文明至少有相当一部分是借鉴于中华文化,是部分中华文化在大西洋边的开花结果,那么中国就没有理由将其完全视为异域文明,或者外来者文明。
世界的,也是民族的。若非如此,任何以民族标榜的文化都将行之不远。事实上,即使是咖啡文化,也是东西交融、不断拓展的产物。一方面,咖啡并非西方土生土长,十八世纪以前,阿拉伯半岛一直是世界上唯一的咖啡供应地。另一方面,咖啡文化在欧洲的形成也不是那么一帆风顺。1652年,亚美尼亚人帕卡·罗西在伦敦开设了第一家咖啡馆后,火爆的生意很快引起当地酒馆老板的强烈抗议。不久,这个外乡人被赶走。就在伦敦的咖啡馆遍地开花时,一些知名的学者与评论家加入到反对派的阵营,指责咖啡馆消磨了人们的斗志。更有女性抱怨咖啡吞没了她们的生活:由于喝了过多的咖啡,他们的丈夫“像沙漠一样不结果子”。
这颗星球是人类生活的所在,它并非像有的政治或文化评论家所断言的那样,只在“圣战”(血腥的政治认同)与“麦当劳或星巴克扩张”(不流血的经济冲突)的双轨制中飘摇,因为在政治与经济之外,还有社会最真实的生活需求。谁能想到,若干年前,许多中国人在大街上想起麦当劳,既不是因为麦当劳提供了质量上乘的美食,也不是因为它已经成为美国先进文化的某种象征,而是因为麦当劳的厕所里随时有人在做卫生,并且备好了柔软的手纸?
故宫“内瓶装外酒”的幽默,不禁让我想起有关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的一段故事。1949年,朱可夫元帅在艾森豪威尔的推介下品尝了可口可乐,从此深深地喜欢上了这种饮料。但是碍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较量日益升级,朱可夫渐渐不愿意继续饮用这种“深刻体现美国价值”的饮料了。众所周知,可口可乐一度被当作美国的象征,自北约建立以后,其象征意义扩展到代表整个西方世界的价值观——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为此,朱可夫提出一个非同寻常的要求:可不可以去掉可口可乐的棕褐色,让它看上去像传统的俄罗斯饮料——伏特加呢?据说,这一想法很快便传到了可口可乐公司,经过美国总统杜鲁门的签字同意后,该公司特地为朱可夫生产了一批没有颜色的可乐。这批饮料装在圆柱形瓶子里,盖子是白色,标签则是一枚苏联红星。这一切,就像几十年后,故宫的爱国主义者将星巴克换成了“中华老字号”。
抛开种种政治或文化的冷战,朱可夫元帅知道,无论贴上什么标签,“爱国主义”也罢,“帝国主义”也罢,可乐的味道其实是一样的。和许多平凡的人一样,这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立下卓越功勋的元帅,挡住了德军,却没有挡住生活。有趣抑或无趣的是,几十年后的许多中国人,仍然坐在故宫的九卿值房外体验老年朱可夫之烦恼,继续徘徊在标签化的世界与真实的生活之间。
本书作者为《重新发现社会》一书制作的书影。背景图为在二战中罹难的荷兰屋图书馆。1940年10月22日伦敦遭德军空袭后,位于西伦敦的荷兰屋图书馆严重受创,几位爱书者流连其中,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