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1年开始，毛泽东很少再出头露面。他心绪迷茫，不得不向政治和经济现实让步，虽然他内心仍然充满火花。刘少奇和邓小平强调有秩序的政治和有效果的经济，这符合当时普遍的心情。与其说是刘邓与毛泽东发生了冲突，不如说是他们沿着自己实用主义的道路加快了步伐，他们的权力自然也增长了。毛泽东没有采取什么决定性的步骤阻止他们。
作为党的主席，他在1961年至1966年只召集了一次中央委员会的会议！在政治局里，毛泽东遭到不声不响的漠视，这是绝无先例的。他极少会见外国到访者，也不再到群众中参加什么活动了。
他知道中国许多地方活跃着对北京愠怒的情绪。他在1962年的一次会议上，大胆地重复了一个传到他耳朵里的故事。“当火车向南开时，”广州一个心怀不满但喜爱插科打诨的人说，“它的隆隆声似乎在说：‘前途光明，前途光明，前途光明’；但向北开时（去北京），它似乎在说：‘没有希望，没有希望，没有希望’。”［1］
当时的基调已有变化，这在后来对邓小平的一项指控中得到反映，该指控说他在20世纪60年代初“见到毛主席时以平等身份自居，不拘礼节”［2］。报纸上对毛泽东的崇拜退潮了。把党刊《红旗》看上一个小时可能也难得碰到引用毛泽东的话或甚至是毛泽东的名字。
公社实际上被打散成生产大队，农村市场上私人交易合法化了，工厂里的经理人员又能自由行事了。一时冲动的行为在中共的工作作风中被排除。1957年被当作毒草而拔掉的知识分子，在刘邓管理系统的市场花园里找到了新鲜土壤。在这种新的气氛下，经济振兴起来了。毛泽东不能反对，他也没有试图要反对——在当时。
毛泽东确实开始看到“大跃进”作为经济政策是失败的。但是，他仍然相信，“大跃进”是社会主义的政策；为此，他拒绝在众多的听众面前承认经济失败。如果真理来自不合适的人（与他相关），他会把通向真理之路挡住。
毛泽东接受了退却（如果说仅仅为了战术的目的），这一事实由于他机巧的否认，而更加明显。“大家都是好同志嘛。”他亲切地说。“一个人不可能没有一点缺点。”他以一个接受严峻结果的人的口吻补充道。［3］
“肥猪只有在栏里才能养出来。” 1961年初他告诉中央委员会。一句话，要整顿。建筑家不该再对大厅进行修补，是该利用大厅的时候了。
1961年1月，毛泽东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讲话，要求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要搞个实事求是年。会议正式批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我们凡事都要从实际出发，不能照搬照抄不懂的东西。”毛泽东让不肯宽容的甚至是无情的与会人放心。“我们不可能改造我们并不了解的东西。”这个曾试图那样做的人说道。［4］
“我是个走中间路线的人。”他这样说，但未必相信这个说法。
打击个人崇拜？这是一个针眼，1956年以来中国政治的所有线索都在这里汇成一束。毛泽东觉得他自己的意志体现了他那个时代中国的“道”。他觉得他能超出那些规则，跳过那些机构。但是，刘少奇、邓小平和其他人相信，应该遵守规则，他们看不到在一个有6.5亿人口的国家撇开那些机构，还有什么更安全的道路。
“他们把我当作亡人。”毛泽东后来抱怨刘少奇和直率的邓小平时说。他们总是用诚恳的目光对他表示赞同，为他的话鼓掌，但随后不做任何事情加以贯彻。他们“忘记”向他汇报。开会时他们会朝房间另一面走去，以避免听到节外生枝的询问或尖酸刻薄的指示。
随着北京市副市长写的一部引起大家兴趣的剧本的发表，人们对毛泽东把彭德怀降职的不满达到了顶点。该剧写明朝一个受人尊敬的宰相，他因为提出诚实的批评而被皇帝罢官。
毛泽东立即看出（虽然他有一段时间保持平静），《海瑞罢官》能够解读为对他自己鲁莽地罢免彭德怀的讽刺性评论。
一位北京专栏作家写了关于一个天赋平庸的运动员的故事，他在一种伟大的幻象中自吹自擂，说自己破了奥林匹克跳远纪录。警觉的读者会看得很清楚，这个运动员指的是谁。
同一作者还写了一篇关于健忘症的讽刺作品。作者描绘了一名健忘症患者的画面——没有提到名字——他脾气暴躁，忘记自己以前说过的话，正在走向精神失常。“如果有人发现自己有这些症状，”文章神秘地警告说，“他必须赶紧完全休息（朱德在高岗危机中对毛泽东提出的忠告！），什么话都不要说，什么事情都不能做……”［5］
就像在中国表达不同意见时所采用的典型方式那样，这些全是伊索寓言式的，但是却非常大胆。〔1〕
毛泽东在60年代初讲话的调子是有节制的。他不再那么东拉西扯了，似乎意识到，他现在已经不再长缨在手了。他在组织自己的论点时，几乎和别人赌气似的关注形式和顺序。
“我没有太多的东西要讲，”他会这样开始。或是，“我想讲六点……”他用数据塞满他的讲话，似乎要证明，如果他愿意，他也能当个单调的专家。
埃德加·斯诺1960年访问了北京。他问毛泽东，他对中国的长期计划是什么。“不晓得。”毛泽东不尽如人意地回答。
“您太谨慎了。”斯诺回应说。
“这不是什么谨慎，”毛泽东坚持说，“就是不晓得呀，就是没有经验呀。”［6］
他几乎无法掩盖“大跃进”时期所犯的错误。1958年，他曾说中国会在15年后超过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到1962年，他说要50年至100年。
然而，毛泽东的话里也有刺。1962年，他在这些年中唯一的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沉思着说：“过去这些年，我们不是做了很多愚蠢的事吗？”［7］这让他的听众拿不准这话是不是在忏悔。
他在1962年另一次会上爆发了：“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毛泽东在全力以赴地抨击他喜欢的靶子——粗暴的官僚作风。
“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8］
在毛泽东的眼里，官僚主义者正在失去对基层群众意见的了解。企业管理人员又开始摆架子，就好像他们拥有工厂一样。医务工作者拒绝到边远的村庄工作，因为舒适的城市生活吸引了他们。应该定期参加体力劳动的官员们，把稻田劳动当作郊游野餐对待。“有么新闻吗？”他会这样问身边的工作人员，当作见面打招呼。这是一种控制机制，一种把信息集中于他自己手中的方法。可是，这样得来的信息和中国基层的实际情况并不总是那么接近。
作为一个普通人，毛泽东日益关心生活中那些特定的、零星的、简单的、不可预知的事情。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对人民共和国拥有的多层次组织缺乏耐心。作为一个哲学家，他认为除非干部们诚心诚意地和群众一起，像二重奏一样共同参与到事业中去，否则中国的革命就没有希望。
甚至书籍现在在他看来也只不过是又一个权威的标志。“有人写出书来，然后就让那些没有经验的娃娃们去读。”［9］由于没有在实际生活中奋斗的直接经验，“娃娃们”会由于用二手知识填塞自己而变得故步自封。
一天，来了几个智利新闻工作者。作为关于中国和智利友谊的讲话的引子，一个编辑告诉毛泽东，最近在圣地亚哥举办的中国经济展览引起了人们很大兴趣。但是毛泽东有另外的考虑。“我还是从你这里，才知道有这么一个展览，”他躁动不安地说，然后冷嘲热讽地对房间里在座的中国官员发起了攻击，“看来，我的官僚主义很严重啊。”［10］
六十多岁的毛泽东仍然是个复杂的人，但是，他不再容忍改造6.5亿人口的社会所需要的复杂机构。他希望能亲眼见到每件事，能伸出自己的手摸到中国革命的纹理。
毛泽东从第一线退下来之后，在1961年，他写了比一生中其他任何一年都多的诗词。
有一篇是赞扬军人美德的呐喊，他开始希冀凭借这种美德在政治上获得重生。一张女民兵的照片放在他的桌上，他在照片上写道：
飒爽英姿五尺枪，
曙光初照演兵场。
中华儿女多奇志，
不爱红装爱武装。
《答友人》是一首表达强烈向往的诗，背景是湖南。毛泽东借用了舜帝的传说。当这位贤明的统治者逝世时，他的两个妃子娥皇和女英泪如雨下，泪珠掉在竹子上，留下斑斑泪痕，这些痕迹仍然能在江西省和湖南省著名的斑竹上看到。
九嶷山上白云飞，
帝子乘风下翠微。
斑竹一枝千滴泪，
红霞万朵百重衣。
洞庭波涌连天雪，
长岛人歌动地诗。
我欲因之梦寥廓，
芙蓉国里尽朝晖。
毛泽东把一丝永恒的品质赋予了他的家乡。两个妃子身着万朵红霞裁成的“百重衣”走向人间。洞庭湖上的波涛——萧瑜和毛泽东在毛于1921年去参加中共成立大会时曾在湖上穿行过——似乎在拍打着天堂的大门。他年轻时曾游历过的靠近长沙的岛屿震颤得如此厉害，以至把它系在地球上的“缆索”是否牢靠都成了问题。在结尾的两行诗里，毛泽东自己在梦想中重生。到那时，他身上还未解脱的束缚会不会解脱掉呢？
《卜算子·咏梅》手迹。
《咏梅》在他1961年的诗词中最为突出。毛泽东说，他偶然看到陆游于12世纪写的同一题材的词以后，就写了一首“反其意而用之”的词。
写这首词是为了在即将来临的和苏联的斗争中鼓舞中国的士气，但是毛泽东心里也在想着自己。
风雨送春归，
飞雪迎春到。
已是悬崖百丈冰，
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
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
她在丛中笑。［11］
正如毛泽东觉得一切好的东西都受到其对立面的限制一样，春天也受到限制。梅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刚正高洁的象征，它独自开在冰雪覆盖的悬崖上。这里毛泽东是在形容中国在苏联阵营内的孤立，或许还有他自己在中国的孤立。
但是，如果说陆游只看到梅花悲哀的一面，那么毛泽东则在它身上发现了伟大的——虽然是谦卑的——天命。由于这种高尚的花放弃了自私的愿望（“俏也不争春”），它为自己赢得了最高的位置。的确，最后一行的“笑”暗示着永恒。
孤独，是的，像陆游诗中那样；但是，陆游深表伤心，毛泽东却在追求一种崇高的思想境界。〔2〕
从1959年开始，佛教思想重又出现在毛泽东的谈话和形象化的描述中。
当“大跃进”开始出问题时，毛泽东说道：“自己做个菩萨自己拜，我们必须打破这种偶像。”他在彭德怀被罢官后写给他的“检讨”信上潦草地写道：“如果他彻底转变了，就会‘立地成佛’，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12］
在敦促干部应该走出城市到农民中重新学会谦虚时，毛泽东说，他们“应该每年离开北京四个月，到劳动人民那里去取经”。这种想法来自小说《西游记》，故事中猴王到远方去寻找真正的佛经。
“和尚念经为什么要敲木鱼呢？”毛泽东1962年在一次中央委员会上发问。他此前一直在重读《西游记》。故事说，在印度取来的经让黑鱼精给吞进肚子里去了，每敲一下它就吐出一个字。“不要和黑鱼精一样采取这种态度。”毛泽东说。［13］佛教传说表达了毛泽东的论点：党的领导人不该吞吞吐吐地说话（“敲一下吐一点”）。
毛泽东开始赞扬信仰宗教的君王。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难道不比南越那个傀儡总统好吗？尼泊尔这个王国难道不是比总统制的共和国印度更令人满意的一个邻居吗？［14］
一个叫王海容的拘谨女孩正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英语。她是毛泽东的一个远房亲戚，她的祖父王季范是毛泽东的表兄。1964年她来看望毛泽东。令她吃惊的是，他敦促她学习圣经和佛经。
毛泽东在和彭德怀的冲突之后，开始谈论佛教并不是偶然的。由于对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失去信心，他开始转向中国传统，并且表现出对宗教的新的开放心态。他越来越多地在中国的经验中为一切美好的东西找到先例。他开始把过去看作是道德故事，认为历史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规律的精美呈现，而且是一场好人与坏人之间永恒的、反复发生的战争。
王海容碰巧向毛泽东抱怨说，北京外国语学院的一个同学总是在读《红楼梦》，而不念他该念的英语语法。毛泽东似乎呆住了。“你读过《红楼梦》没有？”这位年轻姑娘说她看过。毛泽东问：“你喜欢《红楼梦》中哪个人物？”王说她谁也不喜欢。“《红楼梦》可以读，”毛泽东继续说，“是部好书。”事实上，毛泽东认为，这部小说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三大贡献之一（另外还有中医学和麻将游戏）。当王海容忙于把自己教育成世界主义的现代女性时，毛泽东已经第五次读《红楼梦》了。
毛泽东又问她：读过唐朝诗人杜甫的《北征》吗？王海容给出典型的学生式的回答：“没看过，《唐诗三百首》中没有这首诗。”毛泽东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放诗集的书架旁。他找到《北征》，递给王海容，并且告诉她要多读几遍。
“读这首诗要注意什么问题？要先打点预防针才不会受影响。”王问道。
毛泽东激动起来：“你这个人尽是形而上学。为什么要打预防针？不要打，要受点影响才好，要钻进去，深入角色，然后再爬出来。”［15］
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毛泽东发现他的这个亲戚太传统（他告诉她在学校里要多造反），同时又过于随波逐流而“左倾”（他告诉她要多学一点中国的历史传统）。
毛泽东在60年代读的中国历史，比1918年从师范学校毕业以来的任何其他时候读的都要多。他在从历史中寻求安慰。
孙子不膑脚，能修列兵法？他问一位与会者。韩非不囚秦，能写出他的《孤愤》？《诗》三百篇，不也多是贤圣发愤之所作吗？
毛泽东把中共历史（在他自己取得控制权之前）划分为五个“朝代”［16］。他把陈独秀和其他人比作失败的、昏庸的皇帝，不言而喻，他把自己比作成功的明君。
在毛泽东内心，日渐强烈地意识到与命运先生——一会儿称为“上帝”，一会儿称为“马克思”——的相会已迫在眉睫了。
“帝国主义分子前不久还叫嚣中国政府要垮台，”1964年他对阿尔及利亚到访者说，“现在不做声了，因为没有垮。”［17］
但是，毛泽东内心里远不是如此乐观。“不过，我就要垮了，要去见马克思了。医生也不能保证我还能活多少年。”
几周以后，四位副总理来和他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制定计划要从实际出发。”这位在1958年不相信这一点的人说道。“我已经七十多岁了，”他继续说，“但我们不能把在有生之年看到共产主义，作为制定计划的基础。”［18］
“如果原子弹投下来，”在当年年中他对几位军官说，“只有去见马克思一条路了。不过，年纪大了，终究要死的。”他唱起了属于个人的调子：“负担太重时，死是很好的解脱方法。”［19］
埃德加·斯诺在和毛泽东一起进餐时问，能否把这个晚上拍成电视片。“谣言说您病得很重，”这位美国人冒险地说，“如果将今晚的情景通过屏幕公之于世，不就证明那些谣言纯属夸大其词吗？”［20］毛泽东苦笑了。他回答说，这可能有些不妥，因为事实上，他的确是不久就要见上帝了。或许他是在试探外国对他死亡的反应；然而，毛泽东的确预感自己的死亡正在到来，他也接受了这一现实。“谁都难免一死，”他对阿尔及利亚人说，“（最起码）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先例。”
但是，在和阿尔及利亚人的谈话中，把他自己的垮台和中国的垮台相提并论，表明在心里他很难把自己的命运和中国的命运区分开。他接受了毛泽东这个人的死亡，但是他不接受中国可能在他死后选择脱离毛泽东主义道路。他对军事官员们说：“每个人都应该选好接班人。”［21］
毛泽东的脸庞，没有像邓小平的脸那样，随着岁月更加容光焕发，而是变得病态地胖起来，表情也不那么丰富了。他光洁的皮肤上几乎没有什么皱纹，眼睛深不可测，浓而黑的头发则一如既往。
在1964年和1965年间，在来访者跟他谈话时，经常有护士来回照应。肢体僵硬、颤抖以及动作不协调的现象经常出现。他的支气管炎常常发作。然而，他对自己的健康并没有变得小心翼翼。他抽用弗吉尼亚烟草生产的“中华”牌香烟，抽得很凶，跟埃德加·斯诺在一起的一个晚上，他抽了十多支。
由于看不起任何种类的专家，他对待医生就像对待打扫卫生的女工一样。“医生的话我只听一半，”他宣称，“另一半他要听我的。”
现在，毛泽东有很多时间不住在菊香书屋，而是待在附近的室内游泳池那边；为了他的方便，那里已经加建了会客室、书房和卧室。［22］
他像很久以来一样，过着简朴的日子。他从不把喝过的茶叶扔掉或留在茶杯里。他会用手指把茶叶末抠出来放进嘴里，嚼过以后咽下去。这是他在湖南还是小孩子时就学会的处理茶叶的方法。他不喜欢在房间里放花或其他装饰物。［23］他只吃少数那几样辣味十足的湖南菜。他会咕嘟咕嘟地喝汤，吃过丰盛的一餐之后打嗝，而不管同桌的是江青还是一位外国国家元首。
他在60年代的薪水是每月430元，只是工厂的高级技术人员薪水的两倍。［24］毛泽东对昂贵的物品不感兴趣。另一方面，他真正需要的任何东西，党都会为他采办，所以很难以字面上的价值看待他1964年的抱怨：“我需要秘书，可是又雇不起。”
虽然他似乎已经超凡入圣，人们仍称呼他“毛主席”。这与“周总理”或“林（国防）部长”之类的称呼，有一种不同的感觉。
红色中国真的不知道该如何为毛泽东贴标签；但是，它知道应该不为他贴什么标签。他是位将军；但是，控制枪杆子的这个党，不喜欢使用华而不实的军事职业术语。他变得像个皇帝；但是，不允许用语言把这种想象公然表示出来。
于是，毛泽东使用了带有小镇居民大会朴实无华特点的“主席”这个称呼，虽然他所据的最高职位，在中国千百年来都是由天老爷来任命的。这一平淡无奇的标签掩盖了一个事实：一个半人半神极为不伦不类地主持一个平等讨论问题的委员会会议。〔3〕
毛泽东变得迟钝而主观。他喜欢大声评论来访者的外貌。“都很年轻嘛！”“那么高啊！”“她准有七十多岁了！”
他不耐烦听新来的人的恭维。1964年，一位桑给巴尔到访者说：“能允许我表达对您的崇敬吗？从一到中国，我就盼望着这一天。没有语言能表达我的强烈感情。”
毛泽东凝视着他，干巴巴地问：“你读过马克思、列宁的书吗？”
过了一会儿，这位非洲人又说了一些礼貌的话：“您的著作实在是好。”
毛泽东漠视他的话，说：“我写的东西不多。”
这位桑给巴尔人坚持道：“不，您的著作很多。”
毛泽东干脆挡住了这个话题：“好了。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吧。”随着一声“再见”，会面结束了。［25］
毛泽东自己亲笔写信，并且常常签上“早晨四点”或“早晨六点”的字样，这似乎是用“早晨”来证明他辛苦了一夜。跟他的许多同事不一样的是，他读书。有来访者在场的情况下，他常会伸手找一首诗词或一本字典，以便说明或核对一个论点。
“解剖麻雀”是毛泽东所喜欢的处理问题的方法之一。“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中国麻雀和外国麻雀都差不多。”［26］他觉得，精细地研究小的东西，能让他就大的东西得出有效的结论。
关于政策，毛泽东极少谈论。哲学和工作方法，才是他钟爱的话题。
毛泽东几乎不善于也不喜欢对大量听众讲话。60年代，他不再尝试这样做。他与普通人聚会进行对话的日子结束了，越来越多地逗留于想象的世界中。
在私人聚会上．他的言谈变得极具个人性质。他谈论他早年的生活，讨论自己的家人——这对中国政治家来说是极为罕见的——并且从自己的经验中找到榜样，供别人仿效。
他劝一个年轻的来访者说，当兵，半年时间就足够了；他没有补充说，他于1911年在长沙驻军里当兵，就是半年时间。［27］他举出明显个人的例子，来说明他喜爱的哲学原理：“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我自己也可以一分为二。我是一个小学教员，（然而）我又信神。”［28］
谈及自己的婚姻时，他的确像是个一分为二的人。他的妻子杨开慧的母亲于1962年去世时，他写了一封信给杨家。“葬仪，”他以女婿尽孝的传统语调写道，“可以与杨开慧同志我的亲爱的夫人同穴。”他说：“我们两家同是一家，是一家，不分彼此。”［29］这相当令人吃惊，因为他在此前的岁月里已经两度再婚。
当他设想遥远的未来时，有人觉得那极具挑战性，也有人则只是觉得很奇怪。“一万年以后北京会变成什么样子呢？”［30］1964年的一次会上他问自己。在一次科学会议上，他引用一首不可能做出结论性分析的词《天问》（“姮娥不嫁谁留？”）结束他的讲话。
“请问，”在1964年的一次吹风会上，他努力使任何事情都有疑问，他说，“马克思年轻的时候，读过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吗？”［31］
大概听众里有些人同意他后面的话：“讲哲学不要超过一小时，讲半小时内，讲多了就糊涂了。”
有许多年，毛泽东持有一种微妙的、按照马克思主义标准是相当温和的阶级斗争观。他坚持主张，对抗性的（阶级）矛盾不得与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相混淆。在延安，他指责28个布尔什维克把过多的冲突归入前一范畴。［32］
1962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讲话，重提阶级斗争。
在20世纪50年代，他仍然不愿意给对手贴上“阶级敌人”的标签。他在跟东北的“独立王国”作斗争时，没有给高岗贴这一标签。另外，毛泽东迟至1957年10月还一直认为，由于社会主义政权得到巩固，阶级之间的斗争会逐渐消亡。［33］
所有这一切都在彭德怀事件之后改变了。他开始相信阶级斗争正在变得更加尖锐。
这一次思想上的换挡使毛泽东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中完全变成另一个人。〔4〕
很快，他就以态度为标准来划分阶级。“重要的是区分一个人的阶级出身和他本人的表现，重在表现。”［34］
毛泽东自感得意的观点是说95％的干部是好的，这一观点被庄严地说成是阶级分析的观点，而实际上只不过是个数学观点。一个派别被可笑地定义为某个阶级的一翼。资产阶级被说成是已经进驻到共产党内！“所有的好党员都死了，”他抱怨道，“只剩下一帮牛鬼蛇神。”毛泽东还有一块理论基石，要用于他专心建造的那座不合常理的意识形态大厦：国内新的敌人正在跟国外新的敌人联起手来。
“修正主义”是毛泽东用来指莫斯科斯大林的继任者们不坚定的观点的术语。“右倾机会主义”是他用来指彭德怀的立场的术语。毛泽东认定，它们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看来给中国的右倾机会主义改个名字，”他1962年对中央委员会说，“叫中国的修正主义，更好。”［35］这多方便。
1964年出现了修正主义和阶级敌人之间的联系。“修正主义的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毛泽东在一个边注上写道，“这是令人痛心的事实。”［36］
他的新思想像一团怪异但不致命的烟雾在北京上空盘旋。正如毛泽东自己注意到的那样．他认为阶级斗争仍然很激烈，这让同事们非常吃惊。但是，只要这种看法仍停留在语言上，他们就可以容忍。
“好人犯错误，”毛泽东1962年秋天在避暑胜地北戴河的一次会议上说，“同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有很大区别的。”［37］这绝对是关键性的区别，但也令人恼火地难以捉摸。暂时没有人觉得需要追究其确切含义。
1963年毛泽东的一首词透露出他新近躁动起来的情绪。形式上它只是回应政府里一位知识分子的一首词，但也出自毛泽东对自己的同事和莫斯科的感觉。
1964年底，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基本完成。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在1964年12月召开的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蓝图。这是毛泽东、刘少奇等在会议结束时会见全体代表。杜修贤 摄
他觉得他的敌人毕竟不过是一群昆虫而已：
小小寰球，
有几个苍蝇碰壁。
嗡嗡叫，
几声凄厉，
几声抽泣。
蚂蚁缘槐夸大国，
蚍蜉撼树谈何易。
一种要把它们消灭的急切愿望又攫住了他。难道宇宙本身不会在这项任务中与他联手合作吗？
多少事，从来急；
天地转，
光阴迫。
一万年太久，
只争朝夕。
四海翻腾云水怒，
五洲震荡风雷激。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
全无敌。［38］
有一天毛泽东把侄子叫来谈话。“看来你好像是属于左派，”他对毛远新〔5〕说，毛远新当时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一个学生。“什么叫先进？你知道吗？”毛泽东随即告诉这个年轻人他自己的定义。“先进就是要作落后人的工作。”［39］这概括了60年代中期毛泽东的自我形象。
《满江红·和郭沫若》手迹。
许多同事在毛泽东看来已经落后了。他不得不替他们做他们那份工作——有时还得从他们手里把他们的工作夺过来——以便让共产主义目标保持活力。
这位怀疑一切的圣人，即将祈求降临一种伴随重生而来的天真无邪的欢乐。阴影里的这个人即将作为半人半神登上圣坛。这位喜欢用关于永恒的思考让来访者茫然的领导人，仍然有满肚子马基雅维利式的外交权术，这将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三个国家之一。这位因见到刘少奇正在按秦始皇的模式成为强硬的管理者而愠怒的政治家，不久就将把他扫入历史的垃圾堆。
注 释
〔1〕专栏作家邓拓以及剧作家吴晗（都是在死后）于1979年恢复了名誉。
〔2〕陆游的原词：
驿外断桥边，
寂寞开无主。
已是黄昏独自愁，
更著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
一任群芳妒。
零落成泥碾作尘，
只有香如故。
〔3〕“主席”的称呼虽然平淡无奇，但是不停地叫毛“主席”还是激怒了刘少奇。“为什么他那么喜欢被称为‘主席’？”这位国家元首咕哝道，“‘毛主席’，‘毛主席’。你们听到过有谁说‘列宁主席’吗？”见l'Express, Paris, 9/13-19/76。
〔4〕“划清阶级界限就是要查出坏分子。”这一模棱两可的说法——没有日期，但大概出自1964年——似乎是在毛泽东脱离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的关键时刻冒出来的。清除“坏分子”是一项政治上必做的事，已经优先于划清阶级界限所需的分析任务。见Wan Sui—1969, p. 602。
〔5〕毛远新是毛泽民的儿子。40年代初期，他母亲与他父亲同在新疆监狱时有了这个男孩。之后不久，他父亲就被当时控制着乌鲁木齐的反动当局折磨致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