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家们也急切地加入了这场大批判，试图对理性预期学派落井下石。你大致可以理解心理学家这种急于介入的心情。毕竟，如果人们是完全理性的，你为什么还需要那么多心理学家呢？伊曼努尔·康德对理性抱有极大的信心，他实际上建议精神错乱者应该接受哲学家的指导。既然这些精神病人在理性方面薄弱，那么逻辑推理方面的专家应该对他们的帮助最大。不过，自康德时代以来，我们已经了解到，当人们被迷惑以至于无法进行清晰的推理时，他们很可能有严重的情感问题，或者可能遭遇内分泌失调。让他们与康德或笛卡尔共处一室，可能只会让哲学家发疯，而不是让病人恢复。就像康德可能过分强调理性思维的力量一样，一些经济学家也可能犯了同样的错误。假设你要购买一台新相机，发现ABC商店出售与XYZ商店相同的型号，但价格为200美元，比XYZ商店的价格便宜10美元。大多数人会为了省下这10美元而多开几公里。现在，假设你正在购买一辆新车，并发现ABC经销商收取30080美元，比XYZ经销商多10美元。而大多数人会忽略这两者的差异。但心理学家们指出，10美元就是10美元——为什么一台照相机便宜10美元就能让你多开上几个街区，而一辆车便宜10美元却让你的内心毫无波澜？
David Shariatmadari，“Daniel Kahneman：What Would I Eliminate if I Had a Magic Wand？Overconfidence，” Guardian，July 18，2015，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15/jul/18/daniel-kahneman-books-interview.
20世纪50年代，两名以色列研究人员在军队服役时开始发展他们的想法，他们根据访谈和实际经验编写了一本非理性经济行为的虚拟百科全书。其中一人，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在几十年前（当时他21岁，只是一个有着学士学位的中尉）曾为以色列军队设计过一种心理筛选测试；他与另一人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证明，人们会迅速从规避风险转变为寻求风险。对于风险和恐惧，这两人都深有体会。小时候，卡尼曼及其家人曾在法国躲避纳粹禁卫军及其法国同谋的搜捕。并不是他所有的家人都逃出生天，他的父亲曾一度被送进了俘虏拘留营，离行刑只差一步。尽管他的父亲未被送往毒气室，但这家人一直在逃亡，他们知道“被追捕是什么感觉，就如同沦为猎物的兔子的心态”。对这个男孩而言，这可并不是抽象的比喻，因为一家人确实曾在鸡笼中苟且偷生。 
特沃斯基比卡尼曼小几岁，是一位货真价实的战斗英雄。1956年，19岁的他是以色列国防军的一名伞兵，当时一名年轻士兵在铁丝网底部放置手榴弹时，因为不慎躺在了爆炸物上而一时间无法动弹，不得脱身。特沃斯基这位未来的风险专家明知道炸弹会在几秒钟内爆炸，却仍冲到那个年轻人身边，将他一把拉起来推到安全的地方，就在这时炸弹爆炸了，特沃斯基因此受伤。为此，以色列政府授予了他最高军事荣誉。
Daniel Kahneman and Jackson Beatty，“Pupil Diameter and Load on Memory，” Science 154，no. 3756 （December 23，1966），pp. 1583-1585. 关于他们的工作成果示例，参见 Daniel Kahneman and Amos Tversky，“Choices，Values，and Frames，” American Psychologist 39，no. 6，pp. 341-350. Peter Bernstein 的 Against the Gods：The Remarkable Story of Risk （New York：Wiley，1996），pp. 270-278，清楚地陈述了他们的论点。
当然，卡尼曼知道，人们一般不会像兔子那样思考，但他也相当确定，人们不会像教科书上完全理性的模型“理性经济人”那样思考。在以色列军队服役结束后，他专注于研究压力和人体之间的联系，并发表了一项新的研究，显示当人们被要求更专注地集中注意力时，他们的瞳孔会放大。 尽管他是作为心理学家，而非经济学家接受培养的，但没过多久他就推测出，如果压力可以改变一个人瞳孔的大小，那么它也可能会影响一个人的财务决策。这两个以色列人联起手来，在与以色列战斗机飞行员合作时开始发展他们的理论。下面是一个古怪但常见的经济学思维的例子：一项调查显示，人们宁愿让通货膨胀率上升，也不愿让失业率从5%攀升至10%。然而，当被问及“比起就业率从95%下降到90%，是否更愿意通货膨胀率上升”时，他们的回答却是“不愿意”。 这两个选择是相同的，只是措辞不同，结果答案迥异。
David Genesove and Christopher Mayer，“Loss Aversion and Seller Behavior：Evidence from the Housing Market，”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Working Paper 8143 （2001）.
同样，另一项实验询问参与者，他们希望如何对抗亚洲疫情的暴发。方案A将拯救200人。方案B有1/3的机会救600人，2/3的机会谁也救不了。72%的受访者更看重方案A体现的确定性。人们喜欢确定性。行为经济学家发现，人们厌恶损失，有时甚至会因此手足无措，举棋不定。股票市场的投资者不喜欢承受小损失而抛出他们的股票，即使他们被警告若不如此就可能会蒙受更大损失。他们可能会对他们的股票、房子乃至工作产生情感依附。
Joshua B. Miller and Adam Sanjuro，“Surprised by the Hot Hand Fallacy？A Truth in the Law of Small Numbers，” Econometrica86，no. 6 （2018），pp. 2019-2047. Daniel Kahneman，“Daniel Kahneman：Biographical，” SvergesRiksbank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in Memory of Alfred Nobel，2002，https：//www.nobelprize.org/prizes/economic-sciences /2002/kahneman/biographical/.
1996年，特沃斯基因癌症去世。他是个谦逊的人，他说，他只是研究了每个二手车推销员和广告商都已经知道的事情。如何从语义措辞或数字表达上设计问题，可能就会决定你的产品是畅销还是滞销。特沃斯基在1988年曾登上报纸头版，当时他推翻了篮球界的所谓“热手”（hot hand）理论，证明了一个刚刚投篮得分的球员在投出下一个球时并不会拥有更高的命中率。为此，他查看了费城76人队在过去一年半时间里得到的每一分（然而，在2018年，其他研究人员重新检查了数据，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 不过，特沃斯基最杰出的成就是和他的朋友卡尼曼一起做出的，卡尼曼在他获得诺贝尔奖后的自传中写道：“阿莫斯和我分享了共同拥有一只能下金蛋的鹅的奇迹——我们证明了共同的思辨胜过独自一人的苦思冥想。”
这就是心理学上所说的“启动效应”（priming effect）。——译者注
多年来，芝加哥大学教授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一直在《经济展望期刊》（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上撰文描述经济反常现象，引发了许多课堂和教师会议上的讨论。但当诺贝尔奖委员会将2002年的诺贝尔奖授予卡尼曼时，行为经济学立刻成为一个明星学科，吸引了更多的研究生和企业赞助人。像丹尼尔·艾瑞里（Daniel Ariely）的《怪诞行为学》（Predictably Irrational）和卡尼曼的《思考，快与慢》（Thinking，Fast and Slow）等书都登上了畅销书排行榜。这些热门作品以各种奇趣研究取悦读者，比如面试官在与求职者见面前，如果收到一杯热咖啡，那么相比收到冷饮的面试官更有可能喜欢这个求职者。艾瑞里和卡尼曼都引用了一项研究，该研究表明，当受试者接触到与老年有关的词汇时，比如“bingo”（一种传统游戏）和“ancient”（古老的），他们走出房间的速度会更慢。对老年词汇的接触以某种方式“启动”和“约束”了他们的体验，使他们产生偏见 。对经济学家来说，一个更严肃的话题是“跨期选择”（intertemporal choice），即人们如何对未来估值。行为经济学家认为，人们其实很不重视未来。他们想要的是即时的满足，这可能会导致他们忽视自己不断缩水的退休储蓄和不断膨胀的腰围。行为经济学家指出，大约三分之一的美国员工忽视了他们公司的401（k）退休储蓄计划，如果雇主将员工的缴款等额给到薪资中，他们中的许多人就会放弃为自己争取最大利益。借助行为主义者的研究，2006年国会通过并由小布什总统签署的一项法律，使公司更容易建立退休金自动登记机制。以前，工人们必须主动选择参与退休金计划。现在，符合条件的工人将自动登记加入计划，除非他们主动选择退出。理性预期的思考者并不怎么担心人的惰性，而行为经济学家则对此忧心忡忡。
引用见 Craig Lambert，“The Marketplace of Perceptions，” Harvard Magazine，March-April 2006，p.53.
对跨期选择的调查必定充满混淆性。哈佛大学行为经济学家戴·莱布森（David Laibson）说，如果你问人们今天想要巧克力还是水果，他们会说“巧克力”。但如果你问他们下周会点什么，他们则会回答“水果”。 也许我们今天会在海滩上惬意地读着约翰·格里沙姆（John Grisham）的通俗惊悚小说，但有朝一日我们却会费力地啃完普鲁斯特（Proust）那晦涩难懂的作品。对行为经济学家来说，这是个问题。尽管如此，一项研究表明，当你问那些表现出自律的老人，他们是否为自己曾少吃巧克力、多吃富含麸质的格兰诺拉健康麦片而感到高兴时，他们会说不！现在回想起来，他们希望自己能活得更“放飞自我”！
Joseph Schumpeter，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New York：Routledge，2017 [1934]） p. 80.
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玩的这一套心理把戏和测验是否会让我们抛弃所有的经济理论，并用美国心理协会取代美联储呢？古老的供需曲线难道只是像魔术师手中的魔杖一样，是用来迷惑观众的障眼法？答案很可能并非如此。主流经济学不需要假设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是理性的。相反，它假设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力量将推动人和机构趋向于更理性的行为。在20世纪30年代，约瑟夫·熊彼特承认，人的行为“迅速而理性”的假设“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虚构的”。但他补充说，“如果有足够时间把逻辑强加给人们，这种虚构就会足够接近现实。” 还记得“重复法则”吗？这意味着人们最终会接受别人宣扬的名声。喊“狼来了”的男孩可能是一个伟大的行为心理学家，至少最初的几次是。
20世纪50年代，博学的决策理论家赫伯特·西蒙创造了“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一词，并注意到许多人并不以最大化为目标，而是“满足者”（satisficers），这个词是由“满足”（satisfy）和“足够”（suffice）拼合而来的。对很多人来说，做到“足够好”就足够好了，因为他们太忙了，没有时间去了解或消化所有可用的信息。你可能决定去打高尔夫球，不过在72杆的球场上打出平均100杆的成绩就让你自觉做得不错了，因为你没有时间或激情去进一步提高球技。但是，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这种浅尝辄止的满足在更长时间内会有效吗？西尔斯百货曾经是美国最大的零售商，名号铭刻在世界最高的摩天大楼上，并宣称自己是“美国的购物之地”。到了90年代，西尔斯以风格单调、服务平庸而闻名。正因为西尔斯的高管们表现得像满足者，于是当好市多（Costco）、沃尔玛和塔吉特的老板们都在投资新的供应链技术时，西尔斯的高管们却坐到了破产法庭的最前排。他们打高尔夫的水平应该比零售业务更出色。
已故的，不那么伟大的厨师，但绝对出色的美食作家安东尼·波登（Anthony Bourdain）在他的畅销书《厨房秘事》（Kitchen Confidential）中告诫公众不要在周一在餐馆点鱼，因为干鱼片可能在周五就送到了。他说，更糟糕的是，厨师们会在周日的早午餐上用搅拌器倒腾出一种鱼胶状物质，以去除鱼肉中的腐烂部分，它们有着各种花里胡哨的名字，比如鳕鱼肉冻、鲭鱼酱，或是鲑鱼冻。在波登的此次揭露引发广泛讨论后，在菜单上卖弄辞藻就不那么有效了，餐馆老板必须拿出改善措施才行。
John A. List，“Neoclassical Theory Versus Prospect Theory：Evidence from the Marketplace，” Econometrica72 （March 2004），pp. 615-625.
在金融市场中，行为经济学家认为许多人甚至会非理性地对他们亏损的股票恋恋不舍，这可能是对的，但专业人士不会被他们的亏损股票迷昏了头。这些弹无虚发的职业选手终会兵不血刃地碾压业余选手，并以实际行动给后者上两堂课：要么退出博弈，要么摆脱你的情感依附。
另一个投资的例子会对我们有所帮助。在20世纪80年代初，一些研究人员发现，小公司的股票表现似乎优于大公司的股票，给投资者带来了更大的利润。这听起来像是一个非理性的结果，证伪了有效市场假说。然而，自这些研究结果公布以来，许多人涌入了小盘股基金，以至于到了90年代，这些小盘股基金的投资表现开始落后于大盘股。企图捡便宜的理性投资者纠正了非理性的历史趋势。
Daniel Kahneman open letter，in “Kahneman on the Storm of Doubts Surrounding Social Priming Research，” Decision Science News，http://www.decisionsciencenews.com/2012/10/05/kahneman-on-the-storm-of-doubts-surrounding-social-priming-research/. “Open Letter Urges Labs to Replicate Results to Avoid a Looming ‘Train Wreck，’” Decision Science News，https：//journals .plos.org/plosone/article？id=10.1371/journal.pone.0172636. Chris Mooney，“Why Obamacare Could Produce More Atheists，” Mother Jones，December 20，2013，https：//www.motherjones.com/politics/2013/12/why-do-atheists-exist/.
行为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偶尔也会在方法论上犯错。2012年，卡尼曼本人向社会科学领域发出了一封公开信，警告说，学科正在失去公信力，因为发表在期刊上的太多实验无法被复制，包括他在畅销书中引用的著名的老年词汇和行走速度关系的研究也是如此。在卡尼曼的公开信中，他把“启动效应”称为“体现对心理学研究真实性的怀疑的典型案例”。 通常情况下，一项初始研究会登上头条，被转发到社交媒体上，然后未能通过进一步的检验。一份多所大学的报告显示，发表在《自然》（Nature）和《科学》（Science）杂志上的21项经常诉诸报道的行为研究中，只有13项在重复进行时产生了统计上的显著结果。其中包括2012年的一项研究，该研究声称，当人们准备采取更理性的行动时，他们就更加不相信上帝。在最初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向几十名加拿大本科生展示了罗丹的雕塑“思想者”（The Thinker）的照片（代表分析理性），然后询问他们是否信仰上帝。研究人员还向另一组大学生展示了一张不带立场的雕像照片，并询问相同问题。果不其然，受罗丹启发的一组人比中立的一组人更不虔诚。 这篇文章被引用了数百次，包括一篇题为《为什么奥巴马医改会产生更多无神论者》（Why Obamacare Could Produce More Atheists）的文章。 除了样本量小之外，这类报告中的调查还遭遇了一个普遍的问题：研究对象都是大学生。太多声称要证明广泛偏见的研究，自身却都是基于一小撮住在宿舍里的年轻人。
参见 John Taylor，“Staggered Wage Setting in a Macro Model，”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3 （May 1979），pp. 108-113.
这两个年轻的思想流派，理性预期和行为经济学，经常陷入彼此争斗。我们可以运用行为经济学家的合理见解，把过于冒进的理性预期学派架到火上烤，直到它被烤得外焦里嫩。但我们也可以对行为主义者诟病一番，因为他们只是指出了特定的偏见和反常现象，但还没有建立起一致的、稳健的范式。这两个学派理应有更好的表现。如果我们不再拘泥于所谓“理性”的预期和假设，比如要求每个人都是超人的充分信息和魔术般迅速的市场出清，我们也能得到一些合理的观点，主流经济学家目前正试图将这些观点移植到他们的标准框架中。人们经过一段时间后，确实会看破政治和经济领域中的把戏。人们也会比渐进适应性模型所描述的更快改进想法，抛弃先前的期望。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在认识到契约的存在和不完全信息问题的同时包容这些见解。
氪星是美国超级英雄漫画《超人》（Superman）系列中主角超人的故乡星球。——译者注 参见 Mark H. Willes，“‘Rational Expectations’ as a Counterrevolution，” Public Interest，special issue 1980，p.92. 在1997年的一项判决中，最高法院基于证券交易委员会规则的变化，重新审视了内幕交易原则并予以强化。金融印刷商再也不能随意盗用内部信息了。United States v.O’ Hagan 97 C.D.O.S. 4931 （1997）.
理性预期理论家喜欢“语不惊人死不休”，这让他们听起来就像漫威漫画中跳出来的角色。如果有人假设人们总是完全理性地行动，为什么不干脆相信他们有X射线视力和飞行能力呢？氪星 肯定从来没有过滞胀。理性预期理论以一种激进的形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对现实世界来说过于完美的模型。我们当然不能忽视这种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异。正如詹姆斯·托宾所言，用这种纯粹理论来解释这个世界，就像只在路灯下寻找丢失的钱包一样。 问题在于，丢失的钱包通常落在暗处。当你在路灯发出的迷人光芒下徒劳地弯腰寻找时，现实会给你当头一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