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是时候回击理性预期理论了，它确实应该受些敲打。几乎每一位经济学家都觉得自己受到了这帮自命不凡的学术新贵的侮辱。我们将首先讨论一些理论难题，然后转向实际的经济事件。
Milton Friedman，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6）.
理性预期学派理论家作为辩论对象，是一帮令人生畏又令人沮丧的群氓。就像挥舞着《古兰经》的宗教激进主义什叶派一样，他们对任何问题都有一个迅速而坚定的答案。他们的理论包含了许多怪异的假设，比如即刻调整的市场和超人般的信息吸收能力。如果我们承认这些假设，这个理论就显得固若金汤。我们该从何处下手？要驳倒一个经济学模型，我们要做的可不仅是嘲笑其不切实际的假设。正如米尔顿·弗里德曼曾效仿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所言，对一个模型的真正检验在于它的预测，而不是它对实际经济的忠实描述。 
大约在理性预期理论开始获得关注的同一时间，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2001年诺贝尔奖得主）便指出了商业交易中经常出现的一个问题，即一方通常比另一方知道得更多。例如，如果你想买一辆二手车，经销商可能比你更清楚这辆车是不是“蹩脚货色”。一个向你出售火灾保险的保险公司，肯定不可能像你一样清楚自己是否在床上吸烟，或者吸的是什么。这些“信息不对称”（information asymmetries）使理性主义模型趋于复杂化。
在宏观经济学中，理性预期理论预测，政府的刺激政策不会提振经济，政府的紧缩政策也不会伤害经济。让我们从后半条开始说起。在1982年，10.6%的失业率听起来如何？在经历1980年和1981年的货币紧缩之后，经济陷入衰退。在1975年类似的危机之后，经济也开始下行。在那些时期，只有严重的失业率才能压低通货膨胀预期。卢卡斯和他的同僚们可能会将货币崩溃视为一个“意外”。他们可能会问：“谁知道美联储是否会坚持其紧缩意图呢？”尽管有这样的反驳，但人们实际上经历了数个漫长而令人沮丧的财政季度才调整了他们的通货膨胀预期。如果理性预期理论通过宣称每一个经济事件都是意外来逃避批评，那么它就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ArjoKlamer，Conversations with Economists：New Classical Economists and Opponents Speak Out on Current Controversy in Macroeconomics （Totowa，NJ：Rowman，1984），pp. 159，162.
刺激经济的情况又如何？如果理性预期理论家们是正确的，那么在实施减税时就不会影响消费。税法一经签署，人们就会调整他们的消费，即使实际的减税要在数年后实施。然而，肯尼迪和里根的减税政策宣布时，消费表现稳定，并在政策实施后出现增长。普林斯顿大学的凯恩斯主义者艾伦·布林德（Alan Blinder）认为，理性预期学派理论者对财政政策的冷落尤其令人恼火：“巴罗曾对我说，世界上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财政政策是有效的。只要睁开眼睛，就会看到减税和政府支出增加的一幕幕场景上演。第二次世界大战又如何呢？这可是对产出产生了很大影响。”布林德还抨击了市场总是会出清的说法：“这也很荒谬。不知何故，有些人明明睁着眼，却对非自愿失业视而不见。我认为在周期性衰退中，这种情况随处可见。我还看到到处都是卖不出去的商品，比如停满滞销汽车的停车场。” 理性预期理论的辩护者能否一本正经地把大萧条解释为连续12年出人意料的“新”信息所致的呢？
为什么大多数经济学家在谈论股市时倾向于同意理性预期理论者的观点，而在谈到宏观经济时却爆发了分歧？事实上，股市是一个比其他市场更有效的市场。它的流动性很强，买卖很容易，几乎没有交易成本。投资者甚至可以利用收费很低的折扣经纪商来处理他的购买。相比之下，商品和服务的真实市场表现出了更多的复杂性和刚性。你能像卖掉股票一样轻易辞职吗？一家公司是否能像买卖股票那样迅速轻松地解雇员工、关闭工厂然后再新建工厂？当然不能。
在真实市场中，“契约”（contracts）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增加了劳动力、资本和设备名义价格的确定性水平，但也降低了流动性和灵活性。即使奇蒂航空预计劳动力价格和工资会下降，它也可能会受到三年工会合同的约束而维持员工工资水平。即使它的管理者有理性的预期，契约也会将他们锁定在一条适应性的路径上。理性预期理论的批评者实际上提出了两个问题：①人们的理性预期是否胜过长期习惯？②即使他们确实有理性预期，他们的所行真能像他们所想的那样灵活吗？只要这两个答案都是否定的，理性预期理论对经济便是做出了错误的描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