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凯恩斯没有质疑政客和官僚的动机，是因为他隐约觉得，政治上也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这只手确保了政治私利和公共利益之间的调和。例如，一个政客可能只因为某项政策受欢迎并可帮他获得最多选票而提倡它。但它之所以受欢迎，可能是因为公众正确地认识到了他们的需求。因此，公众得偿所愿，而其所愿便是善的。政治家也一样得到了他想要的，尽管他对自己的行为所带来的公众福祉并不在意。
参见 Leo Strauss，What Is Political Philosophy？（Westport，CT：Greenwood Press，1973），p.40；Douglas Sturm，“Process Thought and Political Theory，” Review of Politics 41 （1979），pp. 383-384.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政治上看不见的手”可能确有其事。如果是这样的话，凯恩斯所表现的政治天真也就无关紧要了，因为政府只会出于信念（就像“财政部的观点”那样），而不是出于贪婪或唯利是图而蔑视公共利益。贪婪只会引导官员制定正确的政策，或者至少是受欢迎的政策。被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称为第一个现代政治哲学家的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重新定义了“美德”一词。在中世纪经院哲学家看来，美德意味着道德上的完美无暇，而在马基雅维利看来，它意味着在实现一系列目标方面的精湛技艺和完美结果，而不必顾及正义、宽宏大量等信条。 
Keynes，Collected Writings，vol.2，pp. 22-23. 凯恩斯在《和平的经济后果》中删除了他对劳埃德·乔治更尖锐的评论。这些评论见于14年后的《传记随笔》（Essays in Biography）中。参见 Collected Writings，vol.10，pp. 22-26，and vol.17，p.41.
凯恩斯在巴黎和会上对乔治、克里孟梭和威尔逊等人的刻画便是对“政治上看不见的手”的反映。很少有书能如此生动地描述如此多样的人物。在凯恩斯看来，世界向这场和会派出的是两位表演大师和一位自命清高的贤人。克里孟梭“从审美角度来看是最高尚的”，也是最坚定地推动实现艰难和平的人。至于智性最为敏锐的劳埃德·乔治则是一个“威尔士巫师”，一个“从凯尔特远古时代的魔法森林穿越到我们这个时代”的长着山羊脚的半兽人。威尔逊则是一个“昏聩糊涂的年老长老会教徒”，但在道德上却是高尚的。尽管有如此明显的矛盾，这幕大戏中的每个角色的动机都是促进他的国家利益，正如他代表的公众所表达的意愿。克里孟梭想要摧毁德国再次超越法国的能力。乔治想用严厉的条款给英国公民留下深刻印象。威尔逊则希望实现美国所渴望的宽宏大量的和平。不幸的是，克里孟梭和乔治这两位表演大师，竟然说服了威尔逊，让后者相信所谓“严厉的和平”其实一点不严厉，反而是宽大为怀的。最后，凯恩斯说，乔治意识到这个计划太残忍了，但是“让这个老家伙意识到这是场欺骗，要比欺骗他还难得多”。 尽管每个人都带着完全不同的动机来参加会议，但正如各国的公众所定义的那样，克里孟梭和乔治被一只政治上看不见的手所操纵，以服务于各自国家的利益。至于那位自命清高的长老会教徒，则无论如何都会这么做的。
然而，如果这只政治上看不见的手失去了对局势的掌控，凯恩斯的政治天真就会坏事，他也会因为没有预测到这一致命失误而备受指责。为什么这只手会“失手”呢？因为在他失手的背后潜伏的，是平庸的体制性力量。这并不只是一种令人震惊的恶行。
为什么政治私利会偏离公共利益？随着政府通过法规、补贴、关税和补助等手段扩张到微交易领域，不仅政府的信息成本上升，公众的信息成本也在上升。也就是说，希望了解公共支出和政策的公民必须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来收集信息。对于大多数公民来说，这种投资在经济上是非理性的，因为信息成本超过了他们的收益。一个人可能要花一整天的时间来调查一个对100人予以100万美元津贴的项目。然而，取消或增进这项计划的人均价值可能与一袋薯片的价钱差不多。对于不在这100人之列，因而也不去调查的公民，其态度很可能就是我们所说的“理性忽略”。因此，“政府扩张的趋势”就是将政治家的行为与公众的认知分离。官员们可以在公众不知情的情况下做更多的事情，无论其好坏。而这样暗度陈仓的行为就从那只“政治上看不见的手”的指间溜走了。
美国政府的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五分之一以上。此外，联邦机构和法规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由于有如此多的团体可以接近联邦政府，利用政治体制的成本就会大幅下降。没有人需要站在临时讲台上说服大多数公民或立法机构采取行动，和几个委员开个联谊会就行了。洋基体育场的一个4座包厢要比中央公园的临时演讲台管用得多。
美国第四任总统，开国元勋之一，被称为“美国宪法之父”。——译者注
最初，政府部门和利益集团之间的制衡是为了防止权力贩子做大。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 的《联邦党人文集》（Federalist）第10篇指出，宪法应该使一个派系试图利用政治制度来牟取经济私利的做法无利可图。但无处不在的联邦权力削弱了麦迪逊的方案。
参见 Arrow’s “Impossibility Theorem，” in Kenneth Arrow，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 Values （New York：Wiley，1951）.
面对一个复杂的世界，“政治上看不见的手”终不能一手遮天。民主并非自由经济市场在政治上的精确对等物。正如诺贝尔奖得主肯尼斯·阿罗所言，为候选人投票不等于购买产品。经济学家无法设计出一套映射市场且合乎逻辑的政治体制。 在民主国家，选民在投票时“购买”的不是诸如微波炉这样的具体产品，他们购买的是一个一揽子计划——一个他们希望能遵从他们主张的候选人。事实上，选民并不确定他会得到什么。在这个意义上，民主是一种介于超市和抓阄袋之间的东西。
Keynes，Collected Writings，vol.9，p.295.
通过主张大幅增加公共支出和实施政府干预，凯恩斯间接削弱了“政治上看不见的手”的掌控力，而这又让我们暴露于轻信官员动机的危险之中。在凯恩斯的时代，公共知识和长期规则有助于强化公务员的良好动机。如果凯恩斯曾设想对政治权力滥用进行遏制，那就是通过竞选过程，因为政府将必须回应反对派的指控。 这种遏制手段当然是有意义的。尽管如此，它忽略了那些未经选举产生的官僚们手中的权力，他们可以不顾执政的民选政权如何而执意扩大自身影响力，它还忽略了一点事实，那就是，对一些不起眼的政府项目（按人均计算）加以抨击，可能算不上什么打动人心的竞选口号。
凯恩斯这一“政治上看不见的手”的隐含假设，也引发了对他的指责之声，其中既有微观经济维度的，也有宏观经济维度的。在微观经济层面，当选民的信息成本高于所能获得的收益时，官员们就可以扭曲支出项目和法规，以牟取其政治私利。随着政府业务的扩大，这些信息成本也会上升。此外，如果民众没有看到政府和他人之间微观经济交易的间接影响所造成的损害，他们就会低估获取政府行为相关知识能够带来的益处。而在宏观经济层面，公共财政将偏向于低税收和高政府支出，这同样会导致选民低估财政和货币政策的间接成本和收益。微观经济层面上的权力滥用可能更有说服力，因为这些滥用更多地依赖于人们的理性忽略，而不是非理性或幻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