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和智识因素能解释凯恩斯的缺乏谨慎吗？我们对凯恩斯的早期研究描述了他在维多利亚时代的成长经历。牛津大学经济学家、凯恩斯的首位传记作者罗伊·哈罗德（Roy Harrod）提到过“哈维路的预设”（presuppositions of Harvey Road）——这条路是凯恩斯在剑桥大学的寓所所在。尽管凯恩斯有时自己也会排斥这些预设，但他会将此归罪于他人。这些预设是什么？它们听起来像童子军的誓言：经济、道德健全、公共职责和纪律。凯恩斯相信，英国知识界普遍遵循这些信条。
Keynes，“My Early Beliefs，” in Essays in Biography，Collected Writings，vol.10，pp. 436，437，446. Robert Skidelsky，John Maynard Keynes，vol.1 （London：Macmillan，1983），p.xviii.
然而，对于他本人和剑桥大学那帮被称为“使徒派”的知识精英来说，G.E.摩尔的《伦理学原理》已经让旧道德原则一蹶不振。摩尔是剑桥大学的哲学家，他为凯恩斯和一些精英朋友提供了一种新的宗教，对亚里士多德、耶稣、穆勒和康德均大加批驳。摩尔认为，最高的善是一种意识状态，而非某种特定的行为。而凯恩斯对摩尔观点的理解是，对美好事物和性爱欢愉的享受要优先于遵从传统的道德律令。凯恩斯承认他们曲解了摩尔的原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琼·罗宾逊也指责现代凯恩斯主义者曲解了凯恩斯），他说：“我们从摩尔那里得到的并不完全是他提供给我们的……我们接受摩尔的宗教观……却抛弃了他的道德观。”凯恩斯还承认，他和他的朋友们认为“拥有善的意识状态”和“行善”之间几乎没有联系。他们的态度让人想起贵格会，据说，贵格会当初来到美国是为了做善事，结果却大发利市。这种“伪摩尔”的态度颇有贵族主义的味道。这些人怎么知道哪种意识状态是善的呢？如果观念出现了分歧，他们通常会得出结论，认为只有部分人的判断力增强了，“就像有些人能判断一瓶某个年份的波特酒而有些人不能一样”。一般的道德准则能约束他们吗？并不能。“我们完全摒弃了习俗道德、惯例和传统智慧。我们是……反道德者。” 
也许这解释了凯恩斯1905年那封揭示他对经济学兴趣的信中的说法：“我想管理一条铁路或组织一个信托，或至少也要骗一骗投资公众。”
1938年，凯恩斯透露，尽管有一些遗憾，但他的“宗教信仰”比其他任何宗教都“更接近真理”。问题不在于这个宗教是好是坏，或只是摩尔思想的曲解堕落。真正的问题在于：凯恩斯一边信奉一种推崇自我利益的意识状态的宗教，一边却又假设其他人会愚蠢地固守那种早已被他抛弃的，行将就木的传统道德，这是否自相矛盾呢？他要么是一个认为只有自己看得见光明的精英论者，要么就是违背了自身的信条。凯恩斯自认为精英中的一员，这对他不成问题。谁能反对这一点呢？无论如何，凯恩斯在假设政治家和官僚们不会以牺牲公众利益为代价来提升他们自身的“意识状态”时，并没有给出多少理由，要知道他自己显然是会这么做的。
Max Weber，“Politics as a Vocation，” in From Max Weber，trans.and ed. H. H. Gerth and C. W. Mills （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48），p.95.
为什么凯恩斯不担心政客和官僚会如脱缰野马般失控呢？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凯恩斯似乎秉持一种韦伯式的政治和官僚主义观点：政治家，尽管不受绝对的康德式伦理的约束（“fiat justtia，ruat caelum”——即使天塌下来也要行善），也仍然受到责任伦理，也就是后果论的约束（“salus populi suprema lex esto”——人民福祉是最高法律）。这样的人无法对为谋私利而罔顾公共利益所造成的后果视而不见。凯恩斯也接受了韦伯关于官僚应该忠实而冷静地服从命令的观点。韦伯指出：“公务员的荣誉感在于他能凭良心执行上级的命令，就好像这个命令与他自己的信念一致。” 当然，正如韦伯强调的那样，这是一种理想型，这种纯粹性在现实中是不太可能找到的。尽管如此，凯恩斯似乎经常认为他在与理想型的公务员打交道。
Keynes，Collected Writings，vol.7，p.384.
第二，凯恩斯吸纳了所谓“哈维路的预设”，即政府应由“知识贵族”统治，他们将超越粗俗的利己主义，并代之以有关紧迫社会问题的高雅辩论（无疑也会辩一辩陈年波特酒的年份）。凯恩斯与政府官员、英格兰银行董事和其他英国著名机构领导者的往来，常常与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校友聚会无异。虽然这些代表可能还不是做“使徒”的料，但他们是公共事业称职的传道者。难怪凯恩斯在《通论》中宣称：“与思想的逐渐侵蚀相比，既得利益集团的力量是被过分夸大了。” 但凯恩斯从未问过这样一个经典问题：那些负责监管国家的“卫国者”该由谁来监管？他也不曾问过，随着政府规模的扩大，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是否能培养出足够多的使徒、传道者，或者是唱诗班男孩来填补他所设想的所有职位，并忠实地传播他的福音呢？
Keynes，“Can Lloyd George Do It？，” in Collected Writings，vol.9，p.125.
考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英国公务员制度，也许凯恩斯对政府的印象是合理的。如果是这样，我们只能责怪他没有“预见”到政府官员会开始以权谋私。凯恩斯见过许多政府官员拒绝以政治权宜之计行事的例子。他一次又一次地看到公务员墨守成规，而对新的、有吸引力的立场嗤之以鼻。1925年，英国政府以失业率飙升为代价，恢复了1914年以前的黄金平价。几年后，凯恩斯谴责政府拒绝增加公共支出。政客们为什么要抵制新观念呢？当然不是因为高失业率让他们更受欢迎、更有权力或更富有。凯恩斯认为他们如此做的动机是好的，但却受了糟糕经济观念的拖累。基本上，政治领袖和公务员对他们被灌输的那套自由放任主义深信不疑。施行善政的最大障碍是他们的顽固不化和不思进取，而不是妄自尊大的野心。凯恩斯在大萧条最严重时期写就的信件和文章中，指责部长大臣们墨守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格言和警句。在经济增长的道路上，站着的“只有几位穿着礼服、扣紧扣子的老绅士，他们只要稍受不恭待遇，就会像保龄球瓶一样翻倒在地。”公务员制度也阻碍了进步。凯恩斯宣称，在采取建设性行动方面，公务员比政府部长更重要。事实上，“没有他们的帮助和善意，几乎没可能做成任何值得做的事……今天的公务员制度由‘财政部学派’（Treasury school）统治，他们接受的是传统的、经验主义的和天赋技能的训练，以应对各种形式的智力障碍……他们压榨我们的精力，对我们的想法大加糟蹋，弃如敝履。”在凯恩斯看来，哈耶克和布坎南的极权噩梦似乎是愚蠢的，因为部长和公务员“消磨时间绝不是为我们打造枷锁，而是为了寻找合理的借口，‘以便不去做那些公众舆论一致要求他们去做的事情’”。
Keynes，“Can Lloyd George Do It？，” p. 125.
因此，凯恩斯认为政府官员会有意规避通过公共支出增加权力和攫取最多选票的机会。他从来没有对权力在未来可能被滥用而发出任何警告，只是幽默地宣称，一旦这些裹着礼服的绅士们放弃了早已失灵的自由放任主义立场，当他们“从震惊中缓过神来时，可能还颇为受用”。 而公共选择理论的支持者则宣称，政客太过热爱和眷恋权力，以至于无法放弃。
Keynes，Collected Writings，vol.10，pp. 440，448.
凯恩斯对理性思考的坚信也是他学术教养的展现。如果政治上或学术上的对手不同意他的观点，那他们一定是思路不对，而不是人品不好。他可以通过劝说改变他们的想法。凯恩斯承认他的信仰过于强烈了，并指责摩尔对他的影响。凯恩斯坦言：“我们完全误解了人性，包括我们自己的本性。我们将理性归因于这种本性，这不仅导致了判断的肤浅，而且导致了感觉的肤浅……在理智上我们是前弗洛伊德的……我仍然不可救药地将一种不真实的理性归因于他人的情感和行为（无疑也包括我自己的）。” （尽管，与今天的理性预期学派理论家相比，凯恩斯看起来更像是一位神秘主义哲人！）
由于凯恩斯通常假设政府具有高尚的动机和理性，因此他几乎总是把糟糕的政策归咎于糟糕的逻辑（或者至少是基于糟糕逻辑的习惯，就像那些“老绅士”一样）。《凯恩斯文集》（The Collected Writings）中充斥着指责官员实施愚蠢和不合逻辑的计划的信件，但从未指责过贪污或自私的行为。他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强加给德国的严厉和平条约是“严重的政治愚行”。当时任英国财政大臣丘吉尔恢复与美元挂钩的黄金价值时，凯恩斯质问他为什么会“做这种蠢事”，并指责提供误导意见的专家。1928年，他给丘吉尔写了一封简洁的信，并附上了一篇文章：
尊敬的财政大臣：
看看你们提出的货币法案多么愚蠢！
Keynes，Collected Writings，vol.19，p.750. 另见 Collected Writings，vol.2，p.92；vol.9，p.212；vol.21，p.201；以及 Geoff Hodgson，“Persuasion，Exceptions and the Limits to Keynes，” Keynes’ Economics，ed. Tony Lawson and HashemPesaran （London：Croom Helm，1985），p.23.
丘吉尔则彬彬有礼地回复说，他会认真阅读凯恩斯随信附上的文章。
引用见 Robert Skidelsky，“The Revolt Against the Victorians，” in The End of the Keynesian Era，ed. R. Skidelsky （London：Macmillan，1977），p.7.
有时，凯恩斯对无法做出正确推论的官员感到恼怒不已。在这种情况下，他会指责对手精神失常，或者拼命地寻找合理化的解释。不过，他仍然不会质疑他们的动机。早在1911年，他就写信给他的朋友邓肯·格兰特（Duncan Grant）称：“我想，你从来没有和政客们近距离打过交道。他们极其差劲……简直蠢得不像人。”
引用见 Charles H. Hession，John Maynard Keynes （New York：Macmillan，1984），p.258. 另见 D. E. Moggridge，Keynes （London：Fontana，1976），pp. 38-39. F. A. Hayek，New Studies in Philosophy，Politics，Economics and the History of Ideas （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78），p.287. Keynes，Collected Writings，vol.10，p.448.
除了对理性论述的信仰，凯恩斯还信奉说服的力量。他信仰的黄金律，就是他比任何人都更能说服别人。这条黄金律经常被证明是正确的。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凯恩斯经常给报纸和杂志的编辑们写信，包括《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国家报》（The Nation）和伦敦的《泰晤士报》。根据伦敦经济学院的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的说法，凯恩斯对取消临时关税这一棘手问题的回答是：“我从未就这个问题发表过意见。” 哈耶克经常讲述1946年凯恩斯在去世前几周和他的一次相遇。凯恩斯向他保证，如果他为30年代设计的理论变得有害，他将迅速改变公众舆论的看法。根据哈耶克的说法，凯恩斯相信“他可以像一个乐器大师操弄乐器一样，将公众舆论玩弄于股掌之间”。 凯恩斯自己反思了他对人类理性的夸大假设及其“微小但极其愚蠢的表现形式……抗议的冲动——给《泰晤士报》写信，在伦敦市政厅召集会议，向基金捐款……我表现得好像真的存在某种权威或标准，只要我大声呼喊，我就能成功地诉诸它们一样——也许这是相信祈祷的效力的某种遗传残余吧”。
总而言之，凯恩斯的经历和影响力使他相信，政客和官僚虽然有时顽固不化，时常愚昧不堪，但他们自诩的天职就是为公众利益服务。此外，他们还站错了边，选择了“无为而治”。最后，大众即便没什么头脑，但也可以说是思想开明，能够说服他们采纳正确的立场。这些信条使凯恩斯远离了公共选择原则。但如果文化和智识的影响不是决定性的，我们仍然可以认为，对这些因素全盘接受的凯恩斯本人也不能免于责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