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公共选择学派的学者扩展了詹姆斯·布坎南的方法，指出政治家会操纵宏观经济以增加他们连任的机会。根据这一“政治周期”（Political Cycle）理论的支持者，在选举期间，政客们通过催生通货膨胀的政策来压低失业率。通货膨胀终会到来，但那是在大选之后了。衰退将治愈通货膨胀。而到了下一次选举的时候，上扬的失业率将再次被压下。尽管许多政治上保守的理论家都有这种理论倾向，但它是一位波兰马克思主义者米哈尔·卡莱斯基在1943年首次提出的。这一理论在尼克松执政时期颇受赞誉，当时的货币工具似乎就是根据民调结果而不是合理的政策制定的。
Burton A. Abrams，“How Richard Nixon Pressured Arthur Burns：Evidence from the Nixon Tape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no. 4 （June 2006），pp. 181，187.
理查德·尼克松的白宫录音中爆出的尴尬似乎没完没了。他对货币政策的看法既精明又透着玩世不恭。在他担任总统期间，美联储主席是阿瑟·伯恩斯，一个抽着烟斗，戴着怀表，油头粉面的家伙。伯恩斯当然不是徒有其表的绣花枕头，他也有出色的履历：曾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艾森豪威尔的首席经济顾问，以及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局长。尼克松曾连哄带吓，试图说服伯恩斯在1972年大选前增加货币供给。尼克松将自己在1960年总统大选中败给约翰·F.肯尼迪归咎于经济低迷，不想冒险重蹈覆辙。当伯恩斯向尼克松报告说他已经说服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降低贴现率时，尼克松欢呼道：“太好了，太好了……只要在他们的屁股上踢一脚就行了。”尼克松知道货币政策会产生滞后性，因此他在大选前一年多就敦促伯恩斯刺激经济。而到了1972年2月，他却对美联储主席说：“我真的不在乎你在4月会做什么了。” 
果然，货币供给在1971年迎来爆发，以超过13%的速度增长，而在1970年这一数值只有7.4%。这项刺激计划使美国经济在大选年达到了7.7%的高速增长。不幸的是，通货膨胀率很快也突飞猛进。没有人知道伯恩斯是屈服于白宫的压力，还是误读了经济的需求。但这段插曲确实给我们上了宝贵的一课：不要让总统接近货币政策的操纵杆。
Mark M. Spiegel，“British Central Bank Independence and Inflation Expectations，” FRBSF Economic Letter，November 28，1997，https：//www.frbsf.org/economic-research/publications/economic-letter/1997/november/british-central-bank-independence-and-inflation-expectations/.
自尼克松-伯恩斯时代以来，有关政治周期的存在证据日益匮乏。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要讨论的那样，动作迅捷的“债券义勇军”（bond vigilantes）让央行行长和政客们更难以合谋。当我在乔治·H.W.布什总统治下的白宫任职时，财政部部长尼古拉斯·布雷迪（Nicholas Brady）的信函曾经我之手十万火急地送往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那里。布雷迪和总统认为是格林斯潘在1991年和1992年让货币供给下降。格林斯潘证明了自己基本不受老布什摆布。他最终削减了利率，但对帮助老布什为时已晚。1997年，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和财政大臣戈登·布朗（Gordon Brown）宣布英格兰银行独立于财政大臣，此举令英国工党树立了信誉，布朗称这是该行自1694年成立以来最激进的改革。他们的举措立即提高了英镑在全球投资者眼中的地位，同时预期通货膨胀率下降了0.5个百分点以上。 相反，在2019年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任期结束前解雇央行行长，危及银行独立性时，土耳其里拉的价值应声下跌2.5%，通货膨胀预期也同步上升。世界各地的后续研究证实，当央行能够摆脱只盯着选举的政客，它们就能帮助降低通货膨胀率。尽管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总统对时任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Jerome Powell）纠缠不休，并公开主张降息，这让经济学家颇感不安，但他也并没有提出要就此接管美联储。
公共选择学派的文献数量每年都在增加，研究的问题也饶有趣味。人口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国会议员的数量为何停留在435名？哪个国会选区获得的政府拨款最多？竞选捐款如何影响政治计划？
大多数经济学家对公共选择学派持怀疑态度。然而，即使是最强烈的反对者，也承认该学派最重要的经验之谈并非虚假之词。不要认为政府在面对政治反对时就会采取经济上的审慎措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30年所撰写的经济学教科书指出，市场存在垄断和引发污染等缺陷。然后又满怀自信地宣称，这些不完美之处可以通过政府的行动来加以弥补或避免。再然后，它们描述了政府理论上可能如何采取行动来确保效率。全书至此结束。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家则迫使我们发问：政府真的会履行其理论上的职责吗？还是说，政治压力和诱因会让这一美好愿景毁于一旦？正如市场可能存在缺陷一样，政府也并非完美无瑕。我们必须将市场经济的现实结果与政府施政结果的现实预测进行对比。长久以来，教科书总是在以下两者间进行对比：一边是有瑕疵的私营经济视角，另一边是干净到无可挑剔的政府视角。现如今我们终于可以承认，华盛顿唯一干净的是地铁车窗，而不是国会大厦。
为什么凯恩斯没有预见到公共选择学派的出现？
公共选择学派是20世纪晚期涌现的产物，尽管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许多早期经济学家的思想，比如亚当·斯密曾警告提防政客与大企业官商勾结；克努特·威克塞尔则担心多数人会联合起来对少数人征税；甚至还有一位口吃的牛津数学家查尔斯·道奇森（Charles Dodgson），他曾试图著书阐述关于投票系统的最优计算，但他更成功的作品是用笔名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发表的童话寓言《爱丽丝梦游仙境》（Alice in Wonderland）。为什么没有更多的经济学家对政治制度产生怀疑呢？尤其是，为什么天才如凯恩斯这样的提倡政府干预者，却没有警告我们政府存在系统性缺陷？要么凯恩斯在政治上过于天真，要么他就是极其恶毒——无意中推动了一种有缺陷的体制，要么就是他明知如此却选择保持沉默。通过再次审视凯恩斯这个在维多利亚价值观和现代社会的夹缝间苦苦挣扎的个人，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公共选择理论为何为20世纪所独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