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政府要监管众多行业？在高中课本中就可以找到的简单答案是，这些行业是垄断或寡头垄断的，消费者应该受到保护，免受欺诈。这个答案的隐含意义是，企业憎恨监管。
George J. Stigler，“The Theory of Economic Regulation，”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ience 2 （Spring 1971），pp. 3-21.
在诺贝尔奖得主乔治·斯蒂格勒的领导下，公共选择学派的经济学家们提出了另一个可能的答案：企业渴望监管，因为这可以保护他们免遭动态竞争的风险波及。他们实际上在游说要求监管。这被称为监管的“捕获理论”（capture theory），因为被监管的实体“捕获”了监管者。 
这是怎么回事？我们以一个州的理发师委员会为例。该委员会坚持一定的规则和标准。例如，所有的理发师都要给他们的梳子消毒，并拒绝任何长相不够好的顾客。委员会的干预可能会略微增加营业成本，但理发师们可能会说服委员会采纳其他对他们有利的规则，特别是通过限制行业进入。该委员会可能会要求新理发师在牙买加花一年的时间练习修剪拉斯塔法里派的脏辫，或者在授权的头皮护理诊所以最低工资实习三年，以此来阻止他们来到该州开业。每一项旨在庇护理发师免受竞争的规定，都可能打着保护公众免受无经验从业人员伤害的幌子。事实上，公众却被骗取了暴利。亚利桑那州要求发型师在政府批准的美容学校接受1600小时的课堂教学。凤凰城要求警察训练多少小时呢？600小时。显然，拿起一把梳子所需要的训练几乎是拿起0.40英寸（1英寸＝2.54毫米）口径格洛克手枪的三倍。
2014年，新泽西州禁止特斯拉在该州销售汽车，因为该公司直接向消费者销售汽车，而不是依靠传统的中间特许经销商。尽管特斯拉在当年获得了《消费者报告》（Consumer Reports）有史以来的最高评级，但州立机动车委员会（Motor Vehicle Commission）却禁止有意愿的买家购买自己心仪的汽车。由于该委员会由汽车经销商的政治任命官员和代表组成，而且经销商一直以来为竞选活动提供资金，因此不难发现这一禁令（后来被州长解除）背后的逻辑。不过，在相当时间内，在盖洛普（Gallup）民意调查中的诚信评级仅高于汽车修理工和律师的汽车经销商，却拥有支配大多数选民的影响力。
监管对一个行业的影响很少只有利或只有弊。乳业监管机构可能要求用不锈钢桶储存牛奶，因为不锈钢桶比塑料桶更贵。这项规定可能会惹恼牛奶生产商，但他们从价格支持和补贴中得到的好处肯定会让这些烦扰显得微不足道。
美国政治家，公民活动家，一直致力于提高美国消费者的自我保护意识，被誉为“现代消费者权益之父”。——译者注 此处是对“州际商务委员会”（Interstate Commerce Commission）的戏仿。——译者注
为什么受管制的行业能成功地捕获所谓公共利益的守护者？回想一下理性忽略-特殊利益悖论吧。行业有动机去收集所有能对其有利的学术证据。而经济学家实际上会在法律杂志上做广告，提供他们的专业研究服务。监管官员常常觉得，既然“公众”似乎并不太在乎自己的利益，他们还不如向这些行业让步。最后，还有一种更愤世嫉俗的解释：监管者往往与被监管者存在“串通”关系。政府专员来自私营行业，任期结束后又返回私营行业。建立人脉关系是赚钱的途径之一。1970年，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 将“州际商务疏漏”（Interstate Commerce Omission） 也谑称为联邦机构，其存在目的就是让卡车运输业保持安逸。
捕获理论并没有俘获所有经济学家。这一理论表现了一种狭隘的、片面的政治观点。有时，政客们可以扭转这种局面，转而挟持企业。当然，灯泡行业不会举手赞同国家在21世纪头10年禁止白炽灯泡的规定；快餐连锁店对当地禁止使用塑料吸管的规定也没有额手称庆。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许多占主导地位的企业未能抵挡住放松管制的浪潮，这迫使它们与新崛起的企业同台竞争。60年代，当弗兰克·辛纳屈在演唱会上高歌《一起飞翔》（Come Fly with Me）时，很少有美国人能买得起商业飞机的机票。联邦政府的民用航空局（Civil Aeronautics Board）领导了一个由大型航空公司组成的卡特尔，缺乏竞争的闲适环境使航空服务的价格居高不下，航空公司还在全球范围内互相划分势力范围。就连刚起步的货运公司都被停飞，联邦快递也被禁止使用大型飞机，直到1977—1978年，在康奈尔大学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卡恩（Alfred Kahn）的呼吁下，航空公司才解除行业管制。顺便说一句，卡恩患有一种在华盛顿很罕见的毛病——坦率诚实。在美国总统吉米·卡特执政期间，他直言不讳称，某些政策可能会引发萧条。当白宫指责他说出了“萧条”这个词时，他决定用“香蕉”来代替，并告诉记者，在1973年至1975年间，“我们经历了最深重的‘香蕉’”。后来，当香蕉行业游说团体表示反对时，他又把经济衰退称为“金橘”。这里的重点是，有时个人可以挺身而出，反对公共选择理论中内嵌的官僚主义规则及其推论。同样地，一个蛊惑人心的政客也可能会因为承诺粉碎那些与政府官员勾结的贪婪强盗大亨而坐上权力的宝座。他可以承诺每户人家的锅里都会有一只阉鸡，然后通过惩罚性的法规来压低阉鸡的价格，从而损害家禽行业。这些愤世嫉俗的政客激起了公众对官商勾结的愤怒和关注，也为公共选择假说提供了主要的反证。
不过公共选择学派经济学家并没有说，所有的法规都有利于行业而不利于消费者。他们并不主张纯粹的自由放任经济。然而，他们确实力劝人们，应该将自由市场的结果与现实的政府监管模式进行对比，而不是与某种虚构的愿景——假设一个仁慈的政府总是努力为公众利益服务——相比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