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ncur Olson，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 （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82）.
国会开会时没有人是置身局外的，包括议员们。游说者们会对他们及其助手纠缠不休，极力争取优惠、减税、拨款和保护。布坎南的朋友、马里兰大学（University of Maryland）教授曼瑟·奥尔森（Mancur Olson）的个人政治主张更为自由，他认为驱动特殊利益组织的系统性诱因，正是对社会效率的削弱，无论这些组织是工会、俱乐部还是公司。 
价格支持是政府通过稳定价格来支持生产者的一种手段。为了稳定生产和保证生产者的收入，政府设立一个由市场供求变动决定的“支持价格”或“保证价格”。如果市场价格高于保证价格，生产者可以根据市场需求卖出高价。如果市场均衡价格下跌到低于这一保证价格时，生产者则从政府手中得到两种价格的差额，产品产量和生产者的收入都不会因为价格的下跌而受到多大影响。——译者注
为什么特殊利益集团不能以一颗拳拳爱国之心游说国会提高效率，增加国家财富呢？因为这样做没有好处。不妨考虑下牛奶联合生产商的农业政治教育委员会，它在国会竞选活动的捐赠者名单上名列前茅。牛奶生产商喜欢“价格支持”（price supports） ，这能保证他们“稳赚”每加仑牛奶的最低保证价格与实价间的差价。经济学家痛恨价格支持，消费者也因此蒙受损失（顺便说一句，儿童饮用牛奶的占比远高于其他消费者。而由于贫困人口中儿童占很大比例，因此贫困儿童可能受害最深）。假设该委员会成员占美国人口的1%。如果他们成功地游说国会通过一项提高美国整体生产率的一般性措施，他们将只能获得1%的福利。然而他们得付出100%的努力才能让该法案通过。他们可能会在立法上花费5万美元，为国家创造100万美元的新财富，但到头来他们自己只能分得1万美元的收益。只有当法案产生的新收入超过游说成本的100倍以上时，爱国游说才有意义。因此，这些组织对于通过政治来促成一个更高效的社会可谓兴趣寥寥，因为这么做对他们真的没好处。
现在来考虑一下这个奶农委员会如何为自己谋福利。它可以通过价格支持方案，令其他人所失成为自己所得。是谁的所失呢？当然是消费者了。让我们假设牛奶的价格支持法案花费了委员会5万美元的游说费，但给生产商增加了1000万美元的收入。生产企业虽然承担100%的游说负担，但也得到了100%的收益。即使在全球房地产市场暴跌的“大衰退”时期，华盛顿仍在不断吸引企业租户。政治可以是一项很好的投资。难怪生产商往往更喜欢装修他们位于华盛顿的办事处，而不是在工厂里安装新设备。难怪他们雇用了大量的律师：因为这样收益更高。传奇大盗威利·萨顿（Willie Sutton）曾解释说，他抢银行是因为“那里有钱”。而对许多组织来说，钱就在华盛顿。
引用见 Mancur Olso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est Groups，” Manhattan Report on Economic Policy 4 （1984），p.4.
这些政治活动通常会对社会造成伤害。利益集团的联盟关心这一点吗？在我们的例子中，奶农委员会只承担了全部伤害的1%。只有当GDP的下降超过他们收益的100倍时，对经济的伤害才会令他们罢手止步。奥尔森说：“一个充斥着特殊利益组织的社会就像一个里面满是摔跤手的瓷器店，他们为争抢店里的商品大打出手，打碎的东西比他们买走的要多得多。”
如果价格支持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那么消费者为什么不组织起来抵制这些方案呢？还是那句话，因为这样做没好处。在我们的例子中，消费者付出的总成本是1000万美元。如果美国人口是3.3亿，每个消费者就会多花大约3美分。然而，它给每个生产商带来了3美元的收益。一个牛奶生产商从中获得的利益是一个牛奶消费者损失的100倍。此外，组织生产商也容易得多。
Benjamin Franklin，The Works of Benjamin Franklin，vol.10，ed. John Bigelow （New York：G. P. Putnam，1904 [1783]），p.72.
制糖作物种植者只占美国人口的0.002%，他们的游说者成功地获得关税和物价补贴，使美国的糖价保持在世界价格的三倍水平。自本杰明·富兰克林在茶里加糖，并主张加勒比的诸多“糖岛”应该摆脱殖民占领以来，美国就开始实施这些关税和物价补贴。 大赚一笔的不仅有包括甜菜农在内的当代种植者，就连玉米甜味剂（代糖）的生产商们也通过人为抬高的糖价获得了可观的利润。“荒野木屋”（Log Cabin）牌糖浆里竟不含枫糖浆，只有玉米糖浆。Life Savers软糖和“吉力贝”（Jelly Belly）糖豆的生产商只得在美国以外的地方建厂，以避免甜味剂价格过高。科学研究表明，一些人造甜味剂会导致实验室白鼠患癌症。人为的物价补贴也可能会给一个国家的政体带来毒瘤。
这个问题在民主国家可谓屡见不鲜。有着自利动机的组织践踏消费者的利益，而在消费者个人看来，遭受的利益损失微不足道。但最终，随着国家效率的低下和收入的下降，个人消费者将受到严重伤害。可他们该怪谁呢？并没有什么大恶人出现，因为特殊利益集团不过从公共福利中分了一小杯羹而已。
这句话据说源自著名文学家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亦有说法称是科幻作家威尔斯（Wells）或剧作家萧伯纳所说。原意是指社会主义的某些形式是通过参与的过程来实现的。一个参政公民需参加会议，了解不同的方法，讨论议题，制定政策，建立共识，并投票。这些任务可能相当费力。——译者注
消费者要责怪自己也是没有道理的。紧跟国会的动向是要花钱的。对那些雁过拔毛式的索取，既然只需要你多花3美分就行，那么对其不加理会才是理性的行为。毕竟，光是给你的国会议员打个电话，问问你到底会损失多少，所花的电话费就超过这些损失了。经济学家称这种现象为“理性忽略”（rational ignorance），这一术语由曾担任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顾问的安东尼·唐斯（Anthony Downs）首创。我们不可能无所不知，我们没有足够的脑力、时间和金钱去了解所有事。社会主义的问题在于它“占用了太多的夜晚” 。但在任何体制下，做一名“受教育的选民”都是极其耗费精力的。
在21世纪10年代优步和来福车出现之前，纽约市和波士顿的居民都知道出租车短缺。这些城市实际上限制了有牌照的出租车的数量，这样做提高了司机的收入，却不得市民的人心。尽管如此，市政府仍无视公众对猖狂的出租车车主的怨声载道。后来，当基于手机应用的网约车开始出现，允许乘客给司机打分，并要求司机保持至少4.7分（满分为5分）时，许多出租车委员会对这些市场新贵大肆抨击，尽管它们提供了更好的服务，而且往往价格更低廉。在旧金山，一名城市管理者抱怨出租车司机“每班损失约15美元，甚至更多”。而如果我们换一种方式看待这个问题旧金山的居民和游客会发现，这个城市成了一个能够更方便生活、工作和游玩的地方。公共选择学派不只是指出“会哭的孩子有奶吃”。更重要的是，奥尔森和他的同事们让我们明白了“为什么”紧密的联盟能够比一盘散沙的乌合之众发出更大的声音。
Todd G. Buchholz，The Price of Prosperity （New York：Harper-Collins，2016），pp. 116-117.
奥尔森通过勾勒广泛的历史规律，将他的论点带入了更具争议的领域。他认为稳定的社会更容易受到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他还声称，“长期稳定”的社会将比相对新兴的社会增长更慢。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躯体上附着的寄生虫就会不断增值，并吸食一个国家的命脉。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革命和战争就可以振兴经济，因为这时特殊利益集团会失去他们对国家的控制。他说，英国是一个稳定却发展迟缓的国家，而战后的日本却成就了一个经济奇迹。笔者本人的研究也表明，官僚主义不仅会随时间推移而出现，繁荣本身也足以令其滋生。在约翰逊和尼克松、福特执政期间，美国的官僚机构迅速壮大，当时美国政府雇员的数量激增了46%。在此之前，恰是美国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之一，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繁荣期。这种模式甚至在中世纪时期的中国也出现过。在《繁荣的代价》（The Price of Prosperity）一书中，我描述了明朝早期的繁荣局面，当时的中国水手使用磁罗盘更是比意大利海员早了几百年。但随着公元1433年支持贸易的郑和的去世，官僚们大权在握，他们禁止竞争性造船，贬低商人，并终止了书籍印刷，以此为自己攫取更多的掌控力。 于是经济开始放缓。当明朝末代皇帝自缢身亡时，这个王朝最终以一种不那么光彩的方式落幕。
很少有经济学家会完全认同奥尔森关于国家兴衰的结论。即便如此，他对特殊利益集团的演绎似乎颇讲得通。
特殊利益的悖论是无解的吗？倒也未必。毕竟，当国会偏袒某些群体时，其余各个群体都会蒙受损失。如果一位总统或国会领袖能够获得全面削减预算或反对补贴、价格支持和保护计划的普遍政策的授权，国家经济效率的提高就可以抵消取消特殊优惠对这些群体的影响。可悲的是，历史上鲜有这样的例子。更有可能的情况是，政客们将继续发表强硬的言论，而特殊利益集团则滔滔不绝地说些高姿态的空话，但实际上什么也没有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