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凯恩斯去世以来，世界见证了一场可谓精彩纷呈的智识斗争。米尔顿·弗里德曼终以其锲而不舍的努力使几个世纪前的经济学传统得以延续。
主流经济学既不能否认自己的过去，也不能拒绝凯恩斯的所有创新。美联储的经济学家们既密切关注M2货币，也紧盯凯恩斯主义的“潜在GDP”概念，对它的形象描述就是“把凯恩斯的头接在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身上”。
在前一章中，我们曾问过，凯恩斯在今天是否会选择学习经济学。而在本章中，我们可能会问，如果凯恩斯在世时看到货币主义者的研究和这一学派的复兴，他是否还会保持自己纯粹凯恩斯主义者的身份？考虑到他务实、敏锐的头脑，他肯定会承认，随着时间的推移，货币主义的一些基本理念是适用的。
在弗里德曼和萨缪尔森之后的几代天才经济学家，包括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迈克尔·博斯金（Michael Boskin）、格雷格·曼昆、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和劳伦斯·萨默斯等杰出人物，并没有卷入这场血腥味十足的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派系之争。他们都奉行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双管齐下。
关于这个问题的一本很好的入门读物是 Martin S. Feldstein，ed.，Taxes and Capital Formation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 这本书收录了克林顿政府财政部副部长萨默斯的文章，以及里根和布什政府的重要顾问博斯金、费尔德斯坦和劳伦斯·林赛的文章。
他们并未在控制总需求的政策上争论不休，而是转向了总供给的问题，询问联邦政府如何才能诱导企业提高生产率。更高的生产率意味着更高的生活水平。但是，生产率的提高需要增加对工厂、设备、研究和教育的投资。与美国两大政党结盟的美国经济学家便指责不谨慎的税收政策导致生产率增长缓慢。 
RoyahNikkhah，“Sir Michael Caine Warns Further Tax Rises Will Force Him to Move Abroad，” Telegraph，April 25，2009，https：//www.telegraph.co.uk/finance/budget/5219642/Sir-Michael-Caine-warns-further-tax-rises-will-force-him-to-move-abroad.html.
这些经济学家中的大多数小心翼翼地将自己与20世纪80年代早期那些被赫伯特·斯坦（Herbert Stein）称为“朋克供给学派”（punk supply-siders）的狂热小册子作者和政客区分开来，这一“学派”信誓旦旦地承诺，所得税的削减将释放出巨大的经济活力，以至于税收收入将迅速自动上升。“拉弗曲线”（Laffer curve）以南加州大学经济学家阿瑟·拉弗（Arthur Laffer）在鸡尾酒餐巾上画的草图得名，这一曲线表明，高税率可能会抑制经济活动，并最终影响税收收入。例如，如果政府对额外一小时的收入征收100%的税，那么个人还有足够的理由在这最后一小时工作吗？20世纪70年代，演员迈克尔·凯恩（Michael Caine）从伦敦搬到洛杉矶，只为避免为他的下一部电影缴纳83%的税。在听了即将上任的财政大臣关于要将富人“压榨干净”的演讲后，他转头就登上了飞机。英国财政部从这位演员那里别说收取83%的税收了，连一个子儿都没收到，直到撒切尔夫人实施减税，他才搬回了英国。 虽然这种观点有时被夸大了——大多数人没有上述那位《国王迷》（The Man Who Would Be King）中的奥斯卡奖得主那样的选择——但在供给学派的热情感染下，经济学家们开始更努力地研究高税收和低储蓄率对经济的负面影响。
Edward C. Prescott，“The Transformation of Macroeconomic Policy and Research，” in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Minneapolis 2004 Annual Report，pp. 19-20.
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爱德华·普雷斯科特（Edward Prescott）认为，高税率解释了为什么法国人、德国人和意大利人会花那么多时间在咖啡馆和水疗中心放松。他发现西欧人“比北美人和日本人少工作三分之一时间”，因为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税务人员收取他们收入的60%，而在美国、加拿大和日本则只收取40%。他指出，在20世纪70年代初，法国人的工作努力程度比现在高近50%，而他们的边际税率远低于现在。
即使是那些鄙视供给学派的经济学家也反对回到1980年的70%的税级（或者1960年代早期91%的边际税率！），因为这只会激发人们通过各种策略、规避手段和漏洞来避税。在20世纪80年代的后半期，超过50个国家降低了他们的最高税率，包括瑞典和澳大利亚这些平等主义的桥头堡。（黎巴嫩是提高税率的两个国家之一。它的麻烦还不够多吗？）当克林顿总统说服国会对富人增税时，他也不过是想将最高税率从33%提高到39.6%。尽管他在竞选说辞中谴责80年代的经济是乡村俱乐部式的消遣，但他并没有建议把最高税率恢复到罗纳德·里根入主白宫时的70%。还需要注意的是，当克林顿在美国提高税率时，他也花了7年时间敦促日本政府削减所得税，以复苏其死气沉沉的经济。
Jason Furman，“Business Tax Reform and Economic Growth，” September 22，2014，p.8，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sites/default/files/docs/business_tax_reform_and_economic _growth_jf.pdf.
乔治·W.布什总统取消了克林顿时期的增税计划，而奥巴马和特朗普总统也在这个问题上来回拉锯，热衷于拆前任的台。尽管如此，几位重要的民主党州长已经强调要在他们的州减税，以显示他们在供给方面的诚意。企业税率也是这场争论的一部分。奥巴马的首席经济学家、哈佛大学的杰森·弗曼（Jason Furman）在2014年指出，在20世纪80年代里根改革之后，其他国家在改革力度上“超越了美国，给我们留下了世界上企业税率最高的糟糕名声”。 弗曼和奥巴马提议削减美国的商业税率，而特朗普倡导的税率比他前任的目标还要低得多。
税收将永远与我们同在，推动我们做出商业和个人决定。没人能置身事外。1998年，米克·贾格尔取消了滚石乐队“巴比伦之桥”（Bridges to Babylon）世界巡演的英国站，他抱怨说，如果他们在英国本土演出，英国法律会向他们的乐队征收1900万美元的税。如果滚石乐队在英国举办一场演唱会，他们在海外演出获得的所有收入也将被迫纳税。而如果他们远离自己的故土，他们就可以逃避英国的税收。于是他们没去英国，让35万名英国粉丝大失所望。顺便说一句，贾格尔并没有躲在公关人员后面。他向媒体解释了他出于经济方面考量所做的决策，这番说辞和20世纪60年代初就读于伦敦经济学院的学生会说的差不多。
指华尔街金融体系之外的传统产业和实体经济，往往与代表金融业的华尔街对立。——译者注 美国喜剧片《贝弗利山人》（The Beverly Hillbillies）中的石油巨头，曾登上“福布斯虚拟人物富豪榜”。该片讲述的即为这个原本出身贫苦乡村家庭的人，因在西弗吉尼亚州的家园里发现石油，从此飞黄腾达的故事。——译者注
最近，我认为所谓的“零工经济”（gig economy）是一股强大的供给侧力量。在过去的10年里，就像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戏剧中的“等待戈多”的角色一样，华尔街、主街（Main Street） 和美联储一直在翘首等待通货膨胀出现泡沫，泡沫却迟迟未现身。有几股力量一直在压制这一趋势，其中之一就是“供给侧冲击”（supply-side shock）。什么是积极的供给侧冲击？不妨考虑一个简单的故事。假设你住在一个偏远的村庄，从一口油井中获取燃料。然后，一个邻居，就叫他杰德·克莱皮特（Jed Clampett） 吧，在追捕恶徒时用猎枪射击，结果虽然没射到恶徒，但从地上的弹孔中涌出了冒泡的原油。突然之间，村子里的石油增加了一倍，价格自然会下降。现在，如果同样的现象（我可不是指猎杀恶徒）在其他领域突然发生，会发生什么？
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学过“生产函数”（production function），这是一个简单的公式，表明产出是土地、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的函数。投入越多，人们创造的东西就越多。互联网和全球化正在大幅地扩大这些因素的影响规模。像Airbnb这样的公司，它们开发闲置的房间并将其投入市场。这有效地增加了可用土地的供给，并抑制了度假的成本。Airbnb号称在全球拥有超过700万套房源，它使得在美国城市的可用度假客房数量增加了25%以上。
由于房源的大量涌入，酒店业最青睐的衡量标准——日均房价和每间可用客房收入——已经落后于GDP的增长。2019年，万豪（Marriott）宣布将推出房屋租赁业务，与爱彼迎展开正面交锋。
那么，有形资本是如何实现魔术般增长的？这不是什么魔术，像Dozr和Yard Club这样的新贵，正通过将优步的经营模式推广到推土机和自卸车来增加相关设备的供给。我们过去常常看到黄色的卡特彼勒（Caterpillar）卡车闲置在建筑工地，等待某些预定项目的开工。现在，这些卡车可以在非工作时间到别处接活。这种情况下，压路机工人即使工作超过14个小时，也不会向工会领班抱怨。通过对现有资本更高强度的使用，我们就拥有了更多的资本。
Austan D. Goolsbee and Peter J. Klenow，“Internet Rising，Prices Falling：Measuring Inflation in a World of E-Commerc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Working Paper 24649 （May 2018），https：//www.nber.org/papers/w24649.
互联网通过金融技术和软件公司，如Square、贝宝和赛富时（Salesforce），促进了更自由的资金流动和更快的买卖双方间联系。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指出，全球储蓄资金正在跨境汹涌流动。当消费者配备了在线平台上的便利工具时，他们便发挥了重要作用。亚马逊有个很酷的功能——“看过这个商品的顾客也浏览过的其他商品”，这让买家在购买商品时可以考虑替代品。比如说，购物者不需要离开自家车库，也不需要花一分钱就可以在网上搜索，他也许本想找一个售价500美元的霍尼韦尔（Honeywell）便携式空调，却可能会找到一个售价470美元的百得（Black & Decker）同类产品。通过增加可见替代品的供给，亚马逊的这一功能降低了支付的价格。奥巴马前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奥斯坦·古尔斯比（Austan Goolsbee）和彼得·克兰诺（Peter Klenow）的研究发现，在线通货膨胀率比标准的消费者价格指数计算值低1%。
这几股力量并不能解释全部的缘由，因为正如米尔顿·弗里德曼所言，通货膨胀是一个货币事件。从2014年到2020年，美元走强并升值了20%，使外国商品在美国人看来更便宜，并使试图提高价格的美国国内公司难以得逞。此外，大衰退期间财富的损失促使家庭重建资产负债表，将储蓄率推高至7.5%左右，是危机前水平的两倍，并降低了经济中的货币流通速度。这些因素叠加而带来的供给侧冲击可能抑制了约1.5%的通货膨胀。这1.5%的差别意义重大，因为通货膨胀的企稳让美联储得以将利率保持在低位，从而支撑了股市价格，再加上大量的折旧规定，促使企业投资于更好的设备和技术，从而提高了生产率。这就是美国工人终于开始看到工资上涨的原因。
这一供给侧冲击并非像里根总统1981年的个人减税那样经过深思熟虑的政府计划。它更像是杰德·克莱皮特那歪打正着的枪法。但它是强有力的，有助于民众整体生活水平的提高。
多亏了凯恩斯，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了。多亏了弗里德曼，我们现在都是货币主义者了。多亏了隔壁商店的临时工，我们现在都开始关心供给问题了。多亏了这个动荡的世界，我们现在又都是折中主义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