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hn Kenneth Galbraith，Economics in Perspective （Boston：Houghton Mifflin，1987），pp. 270-271.更多关于弗里德曼生平和职业生涯的信息，请参阅米尔顿·弗里德曼和罗斯·D.弗里德曼的回忆录，Two Lucky People：Memoirs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8）.
无论在气质还是才智上，米尔顿·弗里德曼都是领导货币主义反攻的不二人选。作为一名风格凶猛的辩手，他的论据如此雄辩有力，足以令学术对手退避三舍，而且他并不被传统智慧所吓倒。在反攻开始前夕，他矮小的身材与他不怎么高的学术专业地位也算相称。加尔布雷斯回忆说，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任何对货币供给作用“过于执着”的人都被认为是“怪人”。然而，凭借他的勇气和智慧，弗里德曼的学术地位不断提高，并在1976年获得诺贝尔奖，加尔布雷斯也承认他是“20世纪下半叶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人物之一”。 
弗里德曼认为自己是一个幸运的人，并将自己和妻子罗丝（Rose）的自传命名为《两个幸运的人》（Two Lucky People）。1912年，他出生于布鲁克林，家境贫寒，父母是奥匈帝国移民，在血汗工厂辛勤工作。几年后，他们渡过河搬到新泽西州的罗威，那里以州立监狱所在而闻名。他的母亲萨拉（Sarah）开了一家小成衣店，而他的父亲杰诺（Jeno）则在镇上四处兜售商品，帮人打零工。年幼的米尔顿和他三个姐妹的成长环境算不上优裕，而当他们的父亲在米尔顿高中最后一年去世后，日子变得更加艰难。他怎么会认为这样的自己是幸运的呢？因为他生在一个自由的国家。为了完成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的学业，他做过服务员和商店店员，同时还获得了奖学金。在罗格斯大学，他首先学习的是数学和会计。一位高中老师曾将毕达哥拉斯定理与济慈的《希腊瓮颂》（Ode on a Grecian Urn）进行了对比，让他颇受启迪，从中发现了数学之美。再后来，米尔顿发现了经济学——时间并不算早，却很巧。经济学正需要有人施以援手，他进入大学的年份是正值当时的股市大崩盘让现代资本主义分崩瓦解的1929年，就像一个从高高的架子上摔下来的古瓮一样。
在当时的罗格斯大学教授，后成为美联储主席的阿瑟·伯恩斯（Arthur Burns）的指导下，米尔顿学习了古典经济学家的正统观念。后来他前往芝加哥大学攻读研究生学位，在那里他很幸运，有一位教授按学生的字母顺序安排座位，把他安排在了一个名叫罗丝·戴瑞克特（Rose Director）的年轻女学生旁边。这名女学生后来嫁给了他，他们的婚姻持续了68年。不过米尔顿半开玩笑地表示，如果他出生时的名字是米尔顿·祖克曼（姓氏以“Z”开头，而不是“F”），那他就找不到他的新娘了。
在NPR广播节目开始前的休息室里，斯蒂格利茨问我们将讨论什么话题。我解释说，因为他是克林顿总统推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代表，听众们会打电话给这个节目，抱怨他这样做是冒着美国就业机会流向墨西哥的风险。斯蒂格利茨看着我问：“你怎么说？” Milton Friedman and Simon Kuznets，Income from Independent Professional Practice （New York：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1945）；Todd G. Buchholz，The Price of Prosperity （New York：HarperCollins 2016），pp. 119-121.
米尔顿·弗里德曼个子不高（比凯恩斯大约矮50厘米），但他很稳健。有句古老的谚语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也就是说，你应该与那些社会地位比你更高者一争高下。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ational Public Radio）曾让我推荐一个自己在经济辩论中应该面对的对手。我建议他们去找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诺贝尔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后者欣然同意，我们进行了非常亲切友好的讨论。 弗里德曼在20岁出头读研究生时的第一场论战，也挑选了一些非常有名的对手。他给凯恩斯主编的《经济杂志》发了一篇文章，批评庇古的需求弹性计算。凯恩斯拒绝了这篇文章，站在庇古一边，不过他自己很快就会在《通论》中大肆抨击庇古。于是弗里德曼的文章和庇古的反驳并没有发表在《经济杂志》上，而是发表在《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上。然后，弗里德曼又另起论战，他写了一本书，指出美国医学协会通过排除竞争来推高医生的工资。该协会发现了该书的后期排版，并提出抗议，要求出版商取消该书的出版计划。出版商拒绝了这一要求，而弗里德曼作为一名无畏分析家的职业名声由此确立。弗里德曼认为，“所有职业都在……贵族化，或至少有着根深蒂固的排外限制举措”，此举损害了消费者，并为新的竞争对手设置了进入壁垒。1900年，只有4%的劳动力从事“专业”工作，但到本世纪中叶，各州已经通过了1200多条从业许可相关法律规定，涉及从医生到尸体防腐员在内的各行各业。 从生到死，美国人都要经过持有执照的专业人士之手。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弗里德曼作为一名统计学家为政府工作，试图将数学应用于金属测试。通过这个工作，他认识到理论模型必须与实证检验联系起来。有一次，他在纸面上设计了一种用于喷气发动机的超强合金。计量学测试得出了非常可观的结果。于是弗里德曼带着他的制胜配方走进了化学家的实验室，还夸口说用他的金属涡轮叶片可以连续旋转200小时而不破裂。结果化学家们按照他的配方制造出一种金属，强度就和熟透的香蕉差不多。他从中学到的教训是，在没有真正检验的情况下不要相信理论统计数据。
战后，戴上眼镜的弗里德曼开始在芝加哥大学任教。他钦佩凯恩斯取得的成就。即使在颠覆了凯恩斯主义的许多思想之后，弗里德曼仍对这位英国人不吝赞美之词，称他是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更是一位伟人。弗里德曼在智识上一向乐于给出慷慨盛赞，就像他在辩论中的勇猛无情一样令人印象深刻。但他确实做到了颠覆。
通过一系列开创性的研究，弗里德曼力挽狂澜，从凯恩斯的攻击中拯救了货币数量理论。凯恩斯的攻击堪称铺天盖地，货币主义者若想绝处逢生，只能走一条泥泞而坎坷的生路：私营部门。弗里德曼必须证明私营部门是稳健的。要让货币主义者言之成理，货币流通速度和消费就绝不能像夏威夷草裙舞舞者的臀部那样起伏不定。
Milton Friedman，Studies in the Quantity Theory of Money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6）.
1956年，在凯恩斯主义者主导学术界的时候，弗里德曼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改进并检验了货币数量理论。弗里德曼的目标是重新定义货币需求（流通速度的倒数），而不是仅仅将货币与物价挂钩。他认为，货币需求是稳定的，因为它取决于医疗、教育和个人一生的预期收入等长期因素。既然这些需求不会剧烈波动，流通速度也不会。凯恩斯忽视了长期影响。
Milton Friedman，A Theory of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7）.
第二年，弗里德曼把矛头转向了消费。简单的凯恩斯模型假设，随着当前收入的上升和下降，消费也会同步起伏。如果某一年的收入下降，人们就会减少支出。乍一看，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不过，弗里德曼还是主张从更长远的视角看问题。毕竟，一个在星期五领薪水的人不会只在周末大吃大喝，然后一整个星期都挨饿。相反，他会保持稳定的消费流，因为他对长期收入抱有预期。弗里德曼的“永久收入假说”（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设想消费支出存在一条平滑的路径，只有在对未来收入流的预期发生变化时才会出现拐点。消费者不会因为收入糟糕的一周、一个月或一年而改变他们的消费模式。他们只会花掉一部分积蓄。在收入特别好的年份，他们会存更多的钱。只有当他们察觉到收入发生重大转变时，他们才会改变他们的消费习惯。
A. Ando and F. Modigliani，“Tests of the Life Cycle Hypothesis of Savings：Comments and Suggestions，” Bulletin of the Oxford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Statistics 19 （1957）.
弗里德曼并不是唯一一个指出应关注长期的人。弗兰科·莫迪利安尼（Franco Modigliani），一位凯恩斯主义者，1985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其“生命周期假说”（Life-Cycle Hypothesis）中进行了类似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
弗里德曼研究的主要结论是什么？消费稳定得令人惊讶。
如果弗里德曼和莫迪利安尼是对的，那么政府临时政策对私人经济的影响就微乎其微。我们如何验证这一点？1964年，一项非常成功的减税措施刺激了消费，推动了经济的蓬勃增长。由于该方案大幅削减了工资税率，消费者认为它是永久性的。1968年，约翰逊政府担心越南战争的军费开支和迅速增长的社会支出会导致通货膨胀和赤字。国会通过了一项明确的临时附加税，以延缓经济增长势头。果不其然，消费者对此的反应不是减少开支，而是从他们的储蓄中提取更多的钱，以保持他们的高消费水平。1975年，一项临时的退税措施也被证明无效。2001年，每对夫妇600美元的退税也被证明远不如降低税率来得有效。
Milton Friedman and Anna J. Schwartz，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1867-1960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3）. 要看批判的观点，参见 Peter Temin，Did Monetary Forces Cause the Great Depression？（New York：Norton，1976）；and Karl Brunner，ed.，The Great Depression Revisited （Boston：Martinus Nijhoff，1981）.
在美国以外，临时性政策也纷纷遭遇失败。20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财务省曾试图通过临时减税来刺激消费者购买，但此举只是惹恼了政策对象。家庭对政府永久提高销售税感到非常愤怒，而在他们看来，政府暂时降低所得税只是一种廉价的让步。他们非但不花钱，反而把钱存进银行。20世纪90年代长期衰退期间，日本连换了6位首相。虽然弗里德曼为货币主义者的主张设计了支持理论，但他很快就需要以实证的、历史性的研究来回应从怀疑到嘲笑在内的各种批评。弗里德曼长期以来一直持有这样的哲学立场：对一个理论的真正检验，要看它是否正确地预测了事件的发生。他认为，如果优雅的模型在现实世界中毫无用处，那它们就是错误的。1963年，他和安娜·J.施瓦茨（Anna J. Schwartz）发布了一份大型报告《美国货币史（1867—1960）》（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1867-1960）。 弗里德曼知道，凯恩斯主义最有力的例证是大萧条。他在书中几乎开门见山地宣称，大萧条恰恰证明了货币政策的有力影响，而不是凯恩斯所认为的货币政策的无能。换句话说，他从凯恩斯主义者那里偷走了最佳证人。1929年至1933年间，货币数量锐减了三分之一，而美联储甚至没有公布这一数据。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将矛头指向了美联储。当惊慌失措的客户拍打着银行大门要求提取存款时，美联储却拒绝向银行提供流动性。他们说，美联储只要提供一点点支持，就会在客户中注入大量信心。
总而言之，《美国货币史》声称，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每次严重的衰退和重大的通货膨胀都伴随着货币问题。而凯恩斯式的衰退或通货膨胀并不存在。弗里德曼研究的一个副产品是将通货膨胀的责任从工会等通常的怀疑对象身上移除。
随着弗里德曼和梅尔策、布伦纳等其他货币主义者对凯恩斯正统学说的蚕食，凯恩斯主义者的反应各不相同。一些凯恩斯主义者用他们自己的研究来反驳，一些人承认货币主义者有道理，还有一些人则继续嘲笑货币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末的一次会议上，麻省理工学院（MIT）的罗伯特·索洛如此评论了弗里德曼的一篇论文：“米尔顿和我之间的另一个区别是，他看到什么都会想到货币供给；嗯，而我看到什么都会想起性，只是我尽量不把这一点带到论文里。”
然而，随着20世纪60年代的局势发展，货币主义的优势日增，因为货币流通速度呈现出一种非常稳定的模式。事实上，在1948年之后的30年里，流通速度的变化是可以预见的，每年增长3%多一点。弗里德曼与少数货币主义信徒所发起的这场“圣战”真的如有神助。
在证明了货币的力量并为货币数量理论注入了新的活力之后，货币主义者试图进一步挑战凯恩斯主义的主张，即政府支出可以刺激经济。为了杀死这条巨龙，他们需要证明凯恩斯的乘数为零。
货币主义者宣称，凯恩斯回避了一个大问题：财政支出的资金从何而来？如果货币供给保持不变，政府花钱，那么其他人可以花的钱肯定会变少。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如果国会通过提高税收来给财政项目埋单，消费者就无法购买那么多商品。如果国会通过向公众出售国债来借钱，企业就不能借那么多钱用于投资。利率会上升，而投资则下降。政府支出必定会“挤出”私人支出。凯恩斯的基本乘数却忽略了这一点。
Valerie A. Ramey，“Ten Years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What Have We Learned from the Renaissance in Fiscal Research？，”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33，no. 2 （2019），pp. 89-114. Gary Fromm and Lawrence R. Klein，“A Comparison of Eleven Econometric Models of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3 （May 1973），pp. 385-393.
凯恩斯主义者无法否认挤出效应的存在。但他们反驳说，挤出并不能完全抵消政府支出的效果，尤其是在衰退期间。真正的问题在于挤出的程度究竟如何。在20世纪90年代，数据资源公司（Data Resources）的一个采纳凯恩斯观点的模型估计，在政府刺激政策的第一年，乘数约为1.6，但在那之后，乘数将逐年稳步下降。最近，凯恩斯模型的有效证据愈发匮乏。在2008年的大衰退期间，奥巴马总统推动国会通过了一项刺激计划，其中包括3400亿美元的新增联邦开支。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瓦莱丽·雷米（Valerie Ramey）的事后分析得出结论，这些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可能还不到3400亿美元。 回想一下会发现，令人惊讶的是，凯恩斯在《通论》中使用了一个比当前估计高出十倍的乘数例子。 2020年，应对新冠疫情的万亿美元应急方案的目的并不是刺激消费（事实上，政府已经关闭了大多数商店），而是为了给家庭提供足够的现金，让他们继续维持生活，直到可以安全走出家门。
Milton Friedman，“The Role of Monetary Polic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8，no. 1 （1968），pp. 1-17. Lawrence H. Summers，“The Great Liberator，”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9，2006），p.13.
20世纪70年代的滞涨让米尔顿·弗里德曼感到沮丧，但也让他声名鹊起。1967年12月，他在美国经济协会（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发表演讲，声称更高的通货膨胀无法刺激更多的就业。对于那些正在阅读甚至是编写经典经济学教科书的听众来说，这场演讲似乎很古怪。但是几年后，经济学家们重读他的演讲时意识到，弗里德曼在经济思想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大学生们被教导，一个“人尽皆知”的事实是，只要社会承受稍微高一些的通货膨胀率，就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以新西兰经济学家A.W.菲利普斯（A.W. Phillips）命名的一条曲线似乎证明了这种权衡确实存在。根据“菲利普斯曲线”（Phillips curve）的分析，如果你不愿意为了得到更多的工作而忍受稍微高一点的通货膨胀率，你就不仅是愚蠢，而且是吝啬。可弗里德曼对此并不买账。他与后来的诺贝尔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的埃德蒙·费尔普斯（Edmund Phelps）一起表明，如果政府试图通过释放通货膨胀来“购买”更多工作，结果只会导致物价上涨。事实上，通货膨胀甚至可能摧毁就业。70年代的滞胀被证明是美国家庭的一场灾难，但却是对弗里德曼分析能力的有力肯定。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财政部前部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回忆说，对于他所属的进步派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群体来说，米尔顿·弗里德曼一直是一个“魔鬼人物”。在70年代初，萨默斯还是一名本科生，10年后他成为一名年轻的教授。然而正是在这段时间里，“弗里德曼的异端邪说已经成为正统”，弗里德曼也不再是一个恶魔，而成了萨默斯“无比钦佩”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