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时候上演一场新的戏码了，这个舞台的聚光灯将聚焦于总需求。戏院入口的标语上会写着“当商品和服务的总需求低于总收入时，就会出现萧条”（这得是个大标语，不过也要记得，萧条时期空座率会上升）。通过分析，凯恩斯警告称，家庭和企业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可能不足。如果他们购买的数量不够多，商人就会解雇工人，削减产量。这是凯恩斯对萧条的概括描述。
让我们一步步构建一个简单的凯恩斯模型，首先讨论家庭，然后再是企业。由于更多的产品是由家庭购买的，家庭是总需求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什么决定了家庭支出的多少？尽管家庭的规模、品味和期望也很重要，但凯恩斯认为收入是主要决定因素。如果收入增加，人们就会买更多的东西；而如果收入减少，他们就会减少购买。这似乎是合乎逻辑的。事实上，凯恩斯假定，一个人每多赚一美元，他就会花掉其中的大部分，再把剩下的存起来。凯恩斯称支出部分为“边际消费倾向”（marginal propensity to consume，MPC）。假如天上掉了一块钱到你口袋里。你花80美分买了一块糖果，把剩下的钱存入银行。那么你的边际消费倾向是0.80（消费变化量除以收入变化量），而你的“边际储蓄倾向”（marginal propensity to save，MPS）是0.20。
企业也购买商品和服务。通过投资于设备和库存，其构成了总需求的另一个重要部分。投资取决于什么？凯恩斯认为，投资的波动性远大于家庭消费。预期、利率、信心、天气和政治都可能扭曲投资计划。在最简单的凯恩斯模型中，我们假设要考虑的因素很多，以至于商人不会因收入的短期变化而改变他们的投资计划。回想一下，家庭确实会在短期内改变消费。
这个模型意味着什么？要实现充分就业的健康经济，家庭必须有足够的消费，企业必须有足够的投资，使商品销售与产出相等。如果人们花掉他们所有的收入（MPC=1），萨伊定律将产生充分就业。但由于人们储蓄，企业投资必须弥补这部分储蓄。如果未能如此，产出就会超过销售，库存就会增加，雇主就会裁员。问题在于人们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不足。所以经济衰退的罪魁祸首是储蓄。
早在《通论》出版的几年前，凯恩斯就曾敦促市民增加支出。在《红书》（Redbook）杂志的一篇题为《美国能通过消费实现复苏吗？》（Can America Spend Its Way into Recovery？）的文章中，凯恩斯宣称：“为什么不能？这是显而易见的！”可惜听者寥寥。当他在《听众》（The Listener）杂志上撰文如下时，同样少人问津：
Keynes，Collected Writings，vol.21，pp. 134，144.
当任何人削减开支时，无论是个人、镇议会还是政府部门，第二天早上肯定会有人发现他的收入断流了，而这并不是故事的结局。一个人一觉醒来发现他的收入减少了，或者他丢了工作……他将被迫减少他的开支，不管他想不想……这种腐蚀一旦开始，就很难中止了。 
过去，资本主义的批评家们总是急切地伸出他们瘦骨嶙峋的手指，控诉邪恶的强盗大亨和卑鄙的奸商，而凯恩斯却平静地宣称，善意的储户，包括毫无恶意的老太太，比任何邪恶的实业家造成的伤害都要大。
而且，这种伤害，或者说“腐蚀”会自行加重。这就是非凡的“凯恩斯乘数”（Keynesian multiplier，实际上是从他的同事理查德·卡恩那里借来的概念）。乘数效应的意义在于，个人支出的任何变化都会引发滚雪球效应，国家支出的最终变化远远超过最初变化。
假设有一家梅纳德公司（Maynard）决定增加100美元投资建造一个新的男厕。总支出增加了100美元。但梅纳德公司需要支付水管工、建筑师和室内装修工的工资。他们下班回家后怎么处理这些钱？他们会花掉一部分，再把剩下的存起来。他们的钱可能会花在杂货店、电子游戏销售商和饼干上。这些收款者现在有了更多的收入，他们又会花掉其中一部分。这一连锁反应还会继续下去。虽然最初的投入只有100美元，但总收入可能会增加300美元。若如此，则乘数为3。
凯恩斯提供了一个计算乘数的简单公式。既然他鼓吹消费，那么边际消费倾向是其中关键也就不足为奇了：
乘数=1/（1-MPC）或1/MPS
消费程度越高，乘数越高。收款者花的钱越多，连锁反应就越快。同样，储蓄会减慢这个过程。
随之得出的是惊人的结论。首先，投资的小幅下降——也许是由于令人沮丧的天气或沮丧的公司高管——会对整体经济造成严重压力。如果人们把额外收入的三分之一存起来，乘数就是3。因此，如果企业削减5000万美元的投资，国民收入将暴跌1.5亿美元！商业悲观情绪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阴郁沮丧的梦会变成自我毁灭式的噩梦。难怪总统和副总统花那么多时间充当经济拉拉队长。就连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这位沉默寡言闻名的总统（为此一些人将当时白宫戏称为“著名军人的坟墓”），在1958年经济衰退期间也曾恳求公众掏钱购买商品。买什么呢？“什么东西都行！”1982年，罗纳德·里根的顾问将经济下行称为“增长型衰退”。他们声称，经济放缓是在为未来的腾飞做准备。而批评者则通过戏称里根的宠物狗是“增长型马”来嘲讽这些人指鹿为马。在1991年的衰退中，乔治·H.W.布什总统试图通过去商场购买袜子来激励购物者。由于布什的这种做法遭到了冷嘲热讽，因此他的继任者们在经济低迷时期对现身公开购物活动更加谨慎，奥巴马和特朗普总统则更喜欢挥舞高尔夫球杆来展示镇定自若的姿态。
然而，凯恩斯的建议蕴藏的惊人内涵并不全是负面的。事实上，他的有些建议近乎神奇。如果需求不足会引发衰退，解决之道必定是刺激更多支出。此外，如果我们知道了MPC，我们就能知道乘数。因此，我们可以向经济注入支出，这将在整个经济中产生乘数效应，并通过填补原先产出和销售之间的缺口来治愈衰退。
Keynes，General Theory，in Collected Writings，vol.7，p.128. 关于减税乘数小于政府和投资乘数的更详细证明和解释，请参阅任何经济学入门教科书。
那么，“我们”是谁？是政府。没有什么能阻止私营部门这艘大船陷入险境，沉入大海，而被扔下船的劳工则将在狂风暴雨中无助地挣扎飘荡。但是国家政府可以通过减税或者直接消费来拯救这艘大船。如果需求不足带来了120亿美元的经济衰退缺口，而MPC是2/3，那么乘数就等于3。如此，一项40亿美元的政府支出计划应该能刺激经济，弥合缺口。
Keynes，Collected Writings，vol.21，p.296.
事实上，凯恩斯估计美国的乘数约为2.5，并在给罗斯福总统的信中以及在杂志上鼓吹实施大规模的公共开支计划。在1933年的一封信中，他建议“在政府的支持下进行大量贷款支出。对特定支出对象的选择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但应该优先考虑那些可以迅速发展的大规模项目，如铁路。我们的目标是让雪球滚起来”。
凯恩斯知道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会攻击他激进的财政政策。英国和美国财政部的官员重视的是平衡的预算，如果政府遵循凯恩斯的做法，赤字就难免会出现。对此凯恩斯回道，那又怎样？在经济衰退期间，平衡预算是愚蠢之举，因为预算有两方面：税收收入和支出。由于衰退期间收入下降，政府税收也会减少。如果政府执迷于平衡预算，它要么削减开支，要么提高税收。但这两种措施都将通过乘数过程进一步挤压经济！凯恩斯认为，在整个经济周期中，预算应该是平衡的。在繁荣时期，人们交更多的税，预算盈余就会产生。但在衰退期间，政府应该允许出现赤字。而财政部的蠢材们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这一点。
在罗纳德·里根的总统任期内，尽管当时有2000亿美元的赤字，他仍大力推动宪法修正案，要求平衡预算。里根努力迫使政府削减开支，而不是提高税收。大多数经济学家还记得凯恩斯的建议，他们反对这项提案，因为该法案在经济低迷时期也要求平衡预算。然而，到了1997年，由于公众对挥霍无度的政客的强烈反对，加上经济的迅猛发展，使得即使在没有宪法修正案的情况下，美国也实现了预算平衡（关于这一点的进一步讨论将在“公共选择学派”对凯恩斯的批评中进行）。
此处指萧伯纳。——译者注
凯恩斯也知道他将遭到哲学上的反对。毕竟，根据自由放任的传统教导，政府介入越多意味着自由越少。但是凯恩斯，这个曾经嘲笑马克思，讥讽他那被斯大林愚弄的朋友 的男人，却自认为是在拯救资本主义，而不是埋葬它。
Keynes，General Theory，in Collected Writings，vol.7，pp. 380-381.
我要为这种（政府职能的扩大）进行辩护……它不但是避免现在的经济制度完全被摧毁的唯一可行之道，而且也是个人动力能成功地发生作用的前提条件……如果有效需求不足，那么，不但资源浪费所引起的社会反对情绪会达到不可容忍的程度，而且，意图把这些资源运用于实际的私有企业也会遭受注定要失败的后果。
有时候重要的是把所谓的原则放在一边，去做正确的事。对于哲学上的异议，凯恩斯经常以讽刺的口吻回应：
Keynes，General Theory，in Collected Writings，vol.7，p.129.
如果财政部把用过的瓶子塞满钞票，并把塞满钞票的瓶子放在已开采的矿井中，然后用城市垃圾把矿井填平，并且听任私人企业依据自由放任的原则把钞票再挖出来（当然，要通过投标来取得在填平的钞票区开采的权利），那么失业问题就不会存在，而且在受到由此而产生的反响的推动下，社会的实际收入和资本财富很可能要比现在多出很多。确实，建造房屋或类似的东西会是更有意义的办法，但如果这样做会遇到政治上和实际上的困难，那么，上面所说的挖窟窿总比什么都不做要好。
Samuelson，“Lord Keynes and the General Theory，” p. 187.
尽管罗斯福时期的政府支出从未达到凯恩斯建议的水平，或者说凯恩斯批评者最担心的水平，但从1936年《通论》出版到尼克松执政时代，凯恩斯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保罗·萨缪尔森回忆说，“《通论》让大多数35岁以下的经济学家感染了一种病毒，其引发的疾病曾出人意料地侵袭并使南海岛民的一个与世隔绝的部落灭绝。结果证明，50岁以上的经济学家对这种疾病却完全免疫。”
在阿尔文·汉森（Alvin Hansen）教授关于凯恩斯的著名研讨会的影响下，哈佛大学成为凯恩斯主义者在美国的主要前哨站，培养出了萨缪尔森、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和罗伯特·索洛等著名经济学家。在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时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为哈佛大学所在的马萨诸塞州剑桥市、凯恩斯主义者以及来自耶鲁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的杰出参与者的一个前沿阵地。这些经济学家和他们的欧洲同行一起发展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为凯恩斯的直觉和洞察力添加了更多严谨性。
掌握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政客们就可以不再将那只“看不见的手”奉若神明，并与商业周期进行斗争。当经济趋缓时，他们可以增加联邦支出或减税，导致暂时的赤字，直至经济反弹。如果需求增长过快，超过了商品供给，从而推高了价格，他们则可以通过增税或削减联邦支出来抑制需求。多么简洁而美妙的对称啊。如果这还不是真的，那简直就是魔法了。对财政加以控制的信心日渐滋长。政客们欢欣鼓舞地通过了1946年的《就业法案》（Employment Act），该法案大胆地迈出了以往任何措施都没有迈出的一步，宣布国会有责任“促进最大限度的就业、生产和购买力”。
凯恩斯主义最耀眼的时刻是1964年，肯尼迪-约翰逊时期的经济顾问们预见到经济低迷，满怀信心地开出了刺激经济的药方。他们估计经济衰退带来的缺口约为300亿美元，乘数为2.3，因此将个人和企业税收削减了约130亿美元。没有哪种酌情裁量的经济政策比这更行之有效。所有的主要指标均表现出积极向上的势头。更高的需求推动了产出，为数千人创造了就业机会。经济学似乎终于摆脱了“阴郁的科学”这个卡莱尔给它贴上的带有侮辱性的标签。
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当凯恩斯主义药方的效力似乎有所衰退之时，卡莱尔的羞辱之词又死灰复燃，而乘数效应也不复神奇。1973年，阿拉伯国家对美国、英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实施石油禁运，引发了“滞胀”（stagflation），通货膨胀加剧，就业市场停滞不前。这场危机令凯恩斯模型狼狈不堪，因为其设计初衷只是针对一个反对因素。在下一章和第12章中，我们将近距离审视那些意图推翻凯恩斯主义的重要知识分子。
尽管凯恩斯的范式遭遇了挫折，但即使在今天，每一位政治领袖都知道，当经济和就业市场开始响起深度衰退的警报声时，他们可以有一个“打破玻璃，按下按钮”的应急计划，而这个计划仍然与凯恩斯脱不了干系。例如，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乔治·W.布什总统——终其一生最反对凯恩斯主义的总统——向每个美国成年人邮寄了600美元的纸质支票，向每个儿童寄了300美元。当2020年美国遭遇疫情导致的“大停滞”（Great Cessation）时，特朗普总统和国会向每个成年人发送了1200美元的支票，向儿童发送了500美元。然而，这一场“大停滞”确实呈现出了一个与以往不同的情形。与由过度冒险、库存膨胀和央行误判引发的典型衰退不同，新冠疫情突然迫使健康的企业纷纷倒闭。在病毒入侵之前，美国经济看起来很稳健，通货膨胀温和，库存精简，失业率接近历史最低水平。按照凯恩斯主义的措辞，这些支票并不是为了激励沮丧的消费者，其目的是帮助人们支付他们的账单，并抵消在停工期间分文未入的影响。
酌情裁量的财政政策是否有效，取决于政治家的智慧。可惜这种智慧向来是稀缺资源，如果依赖于此，恐怕少有人能睡个安稳觉，于是如今经济已经配备了自动工具来抚平商业周期的波动。累进税和失业保险等“自动稳定机制”可以抵消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加速。如果经济放缓，收入开始下降，人们就会自动进入较低的税级。当工人被解雇时，失业保险允许他们维持开支。当他们被重新雇用时，保险金的支付就停止了。这些稳定机制起到反周期的作用，能抑制经济的波动性。因此它们也让国民得以安睡。
凯恩斯曾怀疑，投资的波动最终会导致政府对国家投资水平产生更大的影响。在一些晦涩难懂的段落中，他有时谈到“投资的社会化”（socialisation of investment），在其他时候，他又赞扬了现有结构。难怪他获得了经济两面派的名声。在他的一些作品中，几乎每个词都是模棱两可的。他的伙伴们讲过许多关于他墙头草风格的故事。有个笑话说，“当一个皇家委员会征求五名经济学家的意见时，他们得到了6个答案，其中两个来自凯恩斯先生”。哈里·杜鲁门曾希望请到一位“一只手”的经济学家，他肯定不会想要凯恩斯，因为凯恩斯在政策问题上简直是一只八爪怪。
但这样的名声有些不公平。与其他经济学家相比，凯恩斯对更多的受众写了更多的文章，发表了更多的言论。由于情况不同，其开出的处方自然相异。凯恩斯曾经说过，经济学家应该像牙医一样具有务实思维。如果一个牙医总是在同一颗牙齿上钻孔，而不管病人是谁，人们还会去他的诊所看牙吗？每当牙医不小心切错位置时，他们都会平静地说出一个据说可以治愈所有口腔创伤的词：“漱口。”可在宏观经济学中没有“漱口”这种说法（尽管熊彼特认为，经济衰退就像洗了一个有益的冷水澡，通过企业家们的新想法和冒险，经济最终得以激活）。当有人拿凯恩斯善变的名声取笑他时，他回答说：“当我获得的信息改变时，我就会修改我的结论。换你会怎么做呢，先生？”
不过，善变可能是敷衍草率的表现。所有的经济学家都知道时间是一种稀缺资源。在本书历数的伟大经济学家中，凯恩斯花在经济理论上的时间可能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少。然而，他可能获得了最高的投资回报。与阅读另一位经济学家的理论著作相比，他常常更喜欢去看戏剧。鉴于他的剑桥艺术剧院获得的成功和大多数学者著作的枯燥乏味，我们也不能就此苛责他。显然，凯恩斯在经济理论中并没有发现他在实践应用和其他学科中所发现的丰盈知识和迷人魅力。可能正是由于这些倾向，他才无缘构建一个更综合、更一致的分析框架。
就像批评家发现凯恩斯的易变一样，凯恩斯也发现了股市的反复无常。《通论》第12章中讲的“长期预期状态”之所以重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凯恩斯解释了为什么经济学中对数学精确的期望是愚蠢的；第二个是，他描述了投资的内在波动性。凯恩斯强调，很多投资都是受到“动物精神”的刺激，即驱使企业家和投机者前进的非理性力量。但这些力量并不一致：
Keynes，General Theory，in Collected Writings，vol.7，p.154.
传统的定价被证实是乌合之众的心理产物，易于受到突如其来的看法改变的影响……市场会为乐观情绪或悲观情绪的浪潮所支配。这种浪潮是盲目的，但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应该出现的，因为这时并不存在用理性进行考虑的坚实基础。
凯恩斯聪明地推测，在股市赚钱的方法不是做最好的公司分析师，而是最擅长于猜测别人认为哪只股票好。凯恩斯用一个巧妙的比喻，将专业投资比作：
Keynes，General Theory，in Collected Writings，vol.7，p.156.
报纸上的选美竞赛，即在报纸上登出100 张照片，参加竞赛者从中选出6张最漂亮的，选出的照片最接近于全体参与者一起选出的6张照片的人就是获奖者。可见，每一个参赛者所挑选的并不是他自己认为最漂亮的那一位，而是猜想其他参赛者可能会选择哪几位，所有的参赛者都同样地考虑这个问题。
Keynes，Collected Writings，vol.12，p.57.
这段话让人想起伍迪·艾伦（Woody Allen）关于自己在形而上学考试中作弊的台词，他通过窥探坐在他旁边学生的心思来作弊。凯恩斯为自己的家庭和国王学院管理了大量的资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发现自己更擅长自下而上的投资方式——评估单个公司——而不是对整体经济下一步的走势进行广泛预测。换句话说，凯恩斯在他的个人投资组合中并没有那么凯恩斯主义，而这让他在投资中游刃有余：“我越来越相信，正确的投资方法是把相当多的资金投入到自己认为有所了解的企业，投资于自己深信不疑的管理方式。”
凯恩斯并没有从这一点中就此推断我们该对宏观经济学感到绝望，而只是由此认为经济学应该保持一种非比寻常的谦恭姿态：
Keynes，Collected Writings，vol.12，pp. 162-163.
我们不应该得出结论……认为一切都取决于非理性心理的波动。相反，长期预期的状态往往是稳定的……我们只是在提醒自己，影响未来的人类决定，无论是个人的、政治的还是经济的，都不能依赖于严格的数学预期，因为进行这种计算的基础并不存在。正是我们天生的活动欲望使社会的齿轮运转不息，我们理性的自我在各种选项中尽我们所能做出选择，计算我们力所能及之事，但常常因为一时的兴致、情绪或偶然的机会而退居幕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