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bert Skidelsky，John Maynard Keynes，vol.1 （New York：Penguin，1983） p. 53.
1883年，凯恩斯出生于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清教徒家庭。他的父亲约翰·内维尔·凯恩斯（John Neville Keynes）是一位著名的逻辑学家、经济学家和剑桥大学教授，他的思想给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他的神经总是过度紧张，需要安抚。像任何时代的众多学生一样，内维尔在考试的时候都会表现出焦虑，他会抱怨头痛、牙痛和胸痛。他的儿子日后会跻身王公显贵的圈子，而内维尔却更喜欢在图书馆的书架间漫步，从事一些让人心灵平静的爱好，比如下棋和集邮。他的儿子日后会愉悦地谈论一些劲爆的话题，而内维尔却连易卜生的戏剧《玩偶之家》（A Doll's House）都要抵制，只因娜拉抛夫弃子的行为让他感到愤然。 
凯恩斯的母亲弗洛伦丝·艾达（Florence Ada）是一位牧师的女儿，她颇具魅力，不仅身高比丈夫高，心理上也比后者坚韧不少。她后来担任了剑桥市市长，并将他们的婚姻维持了67年。内维尔家财力雄厚，所以他们可以尽情沉迷于出入戏院、建造图书馆和其他维多利亚时代的高尚追求。不过，他们的婚姻开始时也是轰轰烈烈，因为就在他们度完蜜月后不久的1883年6月，艾达就已经怀上了凯恩斯。
英国女作家、文学批评家和文学理论家，意识流文学代表人物，被誉为二十世纪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先锋。下文中的伦纳德·伍尔夫是她的丈夫。——译者注
一位阿姨曾对年轻的凯恩斯说：“‘凯恩斯’（Keynes）和‘大脑’（brains）很押韵。”尽管凯恩斯很喜欢他的父母，但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逃避他们对他的道德和哲学影响。凯恩斯热衷享乐，对他朋友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 的祖父詹姆斯·斯蒂芬爵士（Sir James Stephen）身上体现的那种清教徒态度不感兴趣。据说，斯蒂芬曾经抽过一支雪茄，觉得抽雪茄很享受，于是就再也不抽了。尽管如此，凯恩斯对自己作为高学历资产阶级一员的身份感到很自得。在英国有一种表达，当说一个人“缺乏政治忠诚”时，可以说他是“湿”（wet）的，所以列宁将凯恩斯称为“水位最高的资产阶级”，而凯恩斯则开玩笑说，即使共产主义革命来临的时候，他还是会忠诚地守在资产阶级的旗帜旁边。
英国著名传记作家，代表作《维多利亚》《维多利亚时代名人传》。——译者注 即爱德华·摩根·福斯特，英国作家，主要作品有小说《看得见风景的房间》《霍华德庄园》等。——译者注 R. F. Harrod，The Life of John Maynard Keynes （London：Macmillan，1951），p.50. “Professor Keynes Is Optimistic，” British Movietone，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PYSFqCSsGU.
在伊顿公学（Eton College）期间，他获得了无数数学奖项，在剧院表演出色，在板球场上表现谦逊。进入剑桥大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后，他更加积极进取。更重要的是，他与其他知识分子建立了友谊和关系，既在精神上，也在肉体上。他还受邀加入了大学里挑选成员最严格、最神秘的协会——信使会（Apostles）。该协会中有其他著名年长成员有时被称“使徒”，如罗素、G.E.摩尔（G. E. Moore）、阿尔弗雷德·诺尔司·怀特海，以及凯恩斯的同侪，如里顿·斯特拉奇（Lytton Strachey） 、E.M.福斯特（E. M. Forster） 和伦纳德·伍尔夫（Leonard Woolf），其中许多人后来在文学艺术方面颇有名声建树。使徒会投身于摩尔在《伦理学原理》（Principia Ethica）中阐述的激进道德哲学，并同意他的观点，即“善”不能被定义，不能被写在摩西的石板上，也不能通过女教师的教鞭烙到孩子身上。相反，善是一种“直觉”，这是一种能令使徒们获得解放的主张。一般来说，使徒会讨论三个话题：哲学、他们自己和美学。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使徒们在审美方面令人愉悦。他们中的大多数，包括凯恩斯，都没有弗吉尼亚·伍尔夫所说的“堂堂相貌”。对凯恩斯长相最苛刻的评论来自伊顿公学的一位副院长，他形容凯恩斯“第一眼看上去明显很丑，嘴唇突出，似乎把端正的鼻子都顶了上去，眉毛很粗，有点像个猿人”。 伊顿公学的朋友们都叫他“猪鼻子”。当凯恩斯长到接近2米的身高时，他那张类人猿般的脸便没那么突兀了，不过他仍然确信自己很丑。而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比喻则超越了灵长类物种的界限，她说凯恩斯像“一只塞饱了的海豹”，后来又说他像“奇怪的肿胀的鳗鱼”。这些描述既粗俗又极不公平。1931年的一段影像资料显示，凯恩斯看起来仪态端庄，而且有着连挑剔的语言学家亨利·希金斯（Henry Higgins）也会认可的口音和举止。
Skidelsky，John Maynard Keynes，vol.1，p.118.
使徒会培养出一种丑陋的傲慢，凯恩斯自己也有各种办法对那些不如自己的人大加鄙夷。使徒们不仅认为自己优于那些芸芸众生，他们还以为自己凌驾于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之上。凯恩斯在给斯特拉奇的信中写道：“我觉得，其余大多数人根本什么都不明白——要么太愚蠢，要么太邪恶。” 然而，没有人会否认，使徒会是一个令人敬畏的团体，他们经常进行启发才智的谈话。在使徒会里，还有在剑桥联合学会（Cambridge Union Society）中，凯恩斯成为完美的辩论者和讲述者，日后在各种研讨会和峰会上，无论是他的同事、竞争对手还是政治家，都无人能出其右。
DadieRylands in John Davenport-Hines，Universal Man：The Lives of John Maynard Keynes （New York：Basic Books，2015），p.293.
许多使徒，包括凯恩斯，后来形成了所谓“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圈”（Bloomsbury Group），他们反对维多利亚式观念，并以放荡不羁的生活态度有力地影响了英国文化的发展。除了在经济学方面的成就，凯恩斯还花了几乎同样多的时间收藏书籍，创立了剑桥艺术剧院，担任国家美术馆的受托人，当代艺术协会的买家，以及皇家歌剧院的受托人主席。一份关于他所经营剧院活动的报告显示了他对微观经济学的深切关注：他“对酒吧利润、节目资金、日场冰激凌和咖啡的统计数据十分着迷”。 作为一个学者、艺术赞助人、财务经理兼政府官员，他似乎无处不在。多年来，从与贵族地主们一起狩猎，到与巡回演员暗自交好，他几乎对每个领域都有染指，在每个阵营都会插上“一脚”。要是在今天更加专业化的学术界，人们可能会认真地问，考虑到凯恩斯的业余爱好如此之多，他是否还会选择专攻经济学。
Harrod，Life of John Maynard Keynes，p. 101. Skidelsky，John Maynard Keynes，vol.1，pp. 165-166.
凯恩斯前往剑桥大学不是为了学习经济学，而是为了学习数学。虽然他表现骄人，但也有些辛苦挣扎。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在伤害我的头脑，破坏我的智力，腐蚀我的性格。” 通过数学考试后，他阅读了第一本经济学书籍——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此后凯恩斯开始给马歇尔撰写论文，马歇尔则在页边空白处潦草地写下一些鼓励的话语。凯恩斯对经济学的描述可谓轻描淡写，上次用这种语气谈论经济学的还是亚当·斯密，他说自己写《国富论》是为了“打发时间”，而凯恩斯则写道：“我觉得我很擅长这个。”他又补充说，“我想管理一条铁路或组织一个信托，或至少也要骗一骗投资公众。”几天后，他写道：“马歇尔一直缠着我，要我成为一个专业经济学家……你认为这有干头吗？我很怀疑。”
凯恩斯在马歇尔门下只待了8周。他也没有获得经济学学位。不过，事实证明，他很擅长边干边学。
Skidelsky，John Maynard Keynes，vol.1，pp. 173，175.
1905年，凯恩斯开始努力备考英国文职官员考试。即使在他复习数学、哲学、心理学等学科时，也再次表现出门户之见。在阅读了一位非剑桥大学哲学家的著作后，他感叹道：“牛津大学真是一个病态思想的家园。”在104位应试生中，凯恩斯排名第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经济学和数学是他最糟糕的科目！他写道：“真知灼见似乎是成功的绝对障碍。”关于经济学，凯恩斯认为主考官才疏学浅。他倒是想教教他们。
Skidelsky，John Maynard Keynes，vol.1，p.177.
第一名的考生获得了财政部的一份工作，而凯恩斯则在1906年获得了仅次于此的肥缺——伦敦的印度事务处。他从未去过印度。他的第一个任务是把10头小公牛运到孟买。凯恩斯很快感到无聊透顶，或者更准确地说，因无聊而愈发轻浮，他对斯特拉奇宣称自己正在撰写关于印度精神和物质进步的年度报告，并计划在“今年的版面”上发表一篇“特别专题”。
Joseph A. Schumpeter，Ten Great Economists （London：George Allen and Unwin，1952），p.265.
于是凯恩斯回到了剑桥大学国王学院，他对枯燥乏味的文员生活感到厌恶，并被马歇尔提供的讲师职位所吸引。作为一名经济学教师，凯恩斯所仰仗的是他真正读过的为数不多的书籍之一——马歇尔的书。在早期，他的经济学思想并没有跨越马歇尔和古典经济学传统的藩篱。不过，随着他博览群书，他的敏锐洞察力也日渐显山露水，并因此被任命为颇具影响力的《经济杂志》的联合编辑。凯恩斯担任这一职务一直到1945年，并以严谨的编辑和幽默的风格而闻名。有一次他告诉一位外国投稿人，虽然“例如”（exempli gratia）可以缩写为“e.g.”，但他不能把“举例来说”（for instance）缩写为“f.i.”。两年后，也就是1913年，他出版了《印度通货与金融》（Indian Currency and Finance），这是他在印度事务处工作期间为数不多的成果之一。约瑟夫·熊彼特称其为“英国关于金本位的最佳著作”。 当然，有时熊彼特对凯恩斯颇有些妒贤嫉能，他说这话时也不知他是在恭维这本书，还是在侮辱英国经济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