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例参见 Lucian Bebchuk and Jesse Fried，“Executive Compensation at Fannie Mae：A Case Study in Perverse Incentives，Nonperformance Pay and Camouflage，” Journal of Corporation Law 30，no. 4 （2005），pp. 807-822.
法律经济学者之所以与旧制度主义者形成对比，是因为这些新派学者使用马歇尔工具来研究制度。然而，在一个狭窄的领域，新旧派别却是在用同一种口吻说话。1932年，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学教授阿道夫·伯利（Adolf Berle）和经济学家加德纳·米恩斯（Gardiner Means）宣布，公司所有者和管理者之间出现了致命的分裂。 
由于所有者（包括股东）不再经营公司，而是将权力委托给领取报酬的管理者，公司不再高效地运作。加尔布雷斯后来坚持认为，管理者会追求自己的目标，比如通过扩大公司规模来提高自己的声望。
尽管新制度主义者否认这种现象可能导致的灾难性后果，但他们也承认，所有者必须监督他们的管理者。监督需要成本，这有时被称为“代理成本”（agency costs）。
Adam Grant and Jitendra Singh，“The Problem with Financial Incentives—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Knowledge at Wharton，March 30，2011，https：//knowledge.wharton.upenn.edu/article/the-problem-with-financial-incentives-and-what-to-do-about-it/.
为了降低代理成本，所有者通常会给管理者提供提高公司利润的动机。大多数公司高管的部分薪酬是以股票的形式获得的。如果他们提高利润，股价就会上涨，他们就会赚得更多。此外，高管们还经常获得“股票增值分红权”（stock appreciation rights），如果股价上涨，公司就会给他们发放现金红利。这一趋势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从那时起，高管薪酬与股价挂钩的比例从不足10%飙升至2003年的近70%。越来越多的公司也开始承诺向非高管员工提供股票激励。然而，20世纪90年代末发生在安然（Enron）、泰科（Tyco）和房利美（Fannie Mae）等公司的丑闻确实表明，那些卑鄙自利的高管，可能通过回溯期权或人为地抬高股价以获得短期收益等行为来操纵股票激励制度，而几乎不考虑公司的长期健康发展。 几年前，富国银行（Wells Fargo）的高管被曝在未经客户同意的情况下，强迫员工以现有客户的名义开设数百万个虚假的新银行账户。这一操作欺骗了股市，使其认为银行获得了更多的客户，从而提高了股价，也提高了高管的奖金。对股东给予管理层的激励措施暗度陈仓的空间很大。对股东来说，股票期权、不诚实的高管和懒惰的董事会，可能是他们要面对一个危险的组合。
参见 Dale Arthur Oesterle and John R. Norberg，“Management Buyouts：Creating or Appropriating Shareholder Wealth？，” Vanderbilt Law Review 41 （March 1988），pp. 207-260；Michael C. Jensen，“Takeovers：Their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 （Spring 1988），p.21；Benjamin J. Stein，“Loss of Values：Did Amsted LBO Shortchange Shareholders？，” Barron's （February 16，1987），p.8.
当然，不诚信行为并不局限于高管层。通用磨坊（General Mills）的“绿巨人”（Green Giant）品牌曾经遇到过一个问题，即袋装冷冻豌豆中出现了昆虫的残留部分。“绿巨人”看到这些昆虫的残肢断腿肯定不高兴，消费者也不会高兴。于是公司设立了一个激励计划，奖励在包装中发现虫子的员工。然而，这种激励措施肯定太诱人了，因为一些员工开始从自家花园里偷偷把昆虫的残躯带进工厂，把它们放在豌豆包装里，然后再通过“找到”它们来领取奖金。
Bruno S. Frey and HeinzBuhofer，“Prisoners and Property Rights，”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31 （April 1988），pp. 19-46.
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杠杆收购（leveraged buyout，LBO）的日益流行，削减代理成本的强烈动机出现了。在许多杠杆收购中，管理者们借钱买下所有的公司股票，然后自己接管所有权。新的债务迫使他们削减成本，并抛售低生产性的资产。副总裁们纷纷交出了公司专机的钥匙。如此，致命的分裂就被修复了。代理成本急剧下降，因为管理者的收益极大取决于公司业绩。赫兹租车（Hertz）、里维斯（Levi Strauss）和黑人娱乐频道（Black Entertainment Television）参与了第一波杠杆收购。在黑人娱乐频道进行杠杆收购后不久，其创始人罗伯特·约翰逊（Robert Johnson）成为美国第一位黑人亿万富翁。近年来，PetSmart和戴尔（Dell）也已经如此“私有化”。对杠杆收购，也不乏批评的声音。尽管将股票出售给管理者股东通常会获得比杠杆收购前市场价格高得多的溢价，但批评人士质疑，收购价格是否以公平的方式确定。也许管理者们还隐瞒了一些尚未披露的内幕信息，这些消息本可能会使股票价格更高。 此外，批评人士指出，如果经济不稳定，庞大的债务负担会大大增加公司破产的风险。虽然这是事实，但这些公司的新债权人通常是老练的保险公司和那些仔细审查风险的机构。
现在许多戏剧和电影都有资金支持，所以制片人“只需”支付成本就可向明星和导演支付总收益的一定比例。因此，每个人都有降低成本的动机。没有人有动机去挥霍浪费。好莱坞的融资者们称之为“权变递延支付”（contingent deferments）。
在企业财务领域，旧制度主义者指出了一个问题。50年后，新制度主义者提出了解决方案。
关于1975年南越的理论模型和检验，参见 Todd G. Buchholz，“Revolution，Reputation Effects，and Time Horizons，” Cato Journal 8 （Spring-Summer 1988），pp. 185-197.
几乎每一种制度和社会现象都有经济意义。根据1988年的一项研究，历史上战俘的待遇与杀死或饶恕战败者的成本和收益密切相关。研究者总结称，中世纪对战俘来说并不总是可怕的时代，因为俘获者通常会善待俘虏，以索要高额赎金。 对于中世纪的战俘来说，坏消息是：如果对他们或他们的劳动力的需求下降，他们的脑袋就得搬家。
即使是时间的存在也有经济意义。如果人们知道明天就是世界末日，他们会怎么做？如果一个新的法律制度——一个不会执行合同或惩罚罪犯的制度——将于下周生效，他们又会怎么做？
人们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对他人彬彬有礼，原因之一是他们想要获得值得信赖的名声，这在商业往来中尤其重要。但是，如果现有制度已时日无多，而未来新政权中的声誉与当前的行为无关，那么一些人就可能会自食其言，并占别人的便宜。健康的市场经济需要一定程度的礼节，还有承诺的神圣性。一个看不到未来的社会将会出现经济崩溃。!!!第8章--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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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显然不只是价格、利润、租金和成本。法律、道德、时尚和哲学思潮都有其经济影响。凡勃仑和加尔布雷斯扩展了经济学的定义，并迫使他们的经济学同行们睁开眼睛，去观察更广泛的现象。经济学并不像马歇尔说的那么简单。
至于新制度主义者，他们承认经济学并不容易。但他们也展示了马歇尔的工具有多么强大。因为他们正是借助了马歇尔的方法，才得以理解那些帮助塑造经济的复杂制度。
大法官布兰戴斯曾警告说，不懂经济的律师会威胁社会。新旧制度学派的遗产是什么？也许是他们最终阐明了，社会有多大，经济学就有多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