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的一生中，他见证了旧制度学派的鼎盛和新制度学派的崛起。他当然更喜欢旧派。他们批评自由市场经济学忽视制度，抨击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盲目依赖马歇尔主义对人类行为的假设。
而叛逆的新制度主义者几乎颠覆了凡勃仑和加尔布雷斯所做的一切。他们不是声称制度已表明马歇尔经济学的错误；相反，他们挥舞着马歇尔式的手术刀来解剖制度。所谓新制度学派，并不是一个轮廓鲜明的群体。他们大多数是经济学家，也有些是受过经济学培训的律师。他们因对社会制度的好奇心和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信心而团结在一起。
新制度学派经济学家从一个基本问题开始：一个经济体开始发展需要建立什么样的结构？20世纪60年代，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North）——一名前商船船员，自称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名平平无奇的本科生——将经济学家引向了一个新的研究重点，即历史。他和他的同事们将这一专业称为“计量历史学”［cliometrics，以希腊历史缪斯女神克利奥（Clio）命名］，并找出了许多旧数据，从18世纪船只的提货单到成捆棉花和成箱威士忌的收据，可谓多种多样。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芝加哥大学的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他后来与诺思分享了诺贝尔奖——提出了一种有争议的、反直觉的统计研究，质疑铁路的重要性和奴隶制的经济意义。为了解释经济发展，诺思本人把目标对准了财产权和公民自由选择职业的能力。例如，他的理论认为，英国和荷兰之所以能领导工业革命，是因为这些国家的行业公会制度较弱，这使得工人更容易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之间流动。
Richard A. Swedberg，Joseph A. Schumpeter （Cambridge：Polity Press，1991） p. 68.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经济史之初的制度，我会说，当人们从事双方都受益的交易时，制度进步便已出现。这些交易就是“非零和交易”（nonzero-sum transactions）。在零和博弈中，一个人的所得就是另一个人的所失，比如，我刚偷了你的马车。甚至在希腊黄金时代之前，研究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就指出，如果没有商业，游牧民族就会恪守本色，从不在他们不断迁徙的领地里种植作物，也从不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那么，是什么让非零和交易成为可能？在拙作《极速时刻》（Rush）一书中，我指出了四个因素：第一，要有一种具有“可强制执行合同”（enforceable contracts）的法律结构，无论这种执行力是来自部落领袖、法院系统还是社会舆论。第二，要有等待结果的意愿，也就是耐心（patience）。第三，要有一种允许人们衡量等待回报价值的“利率结构”（interest rate structure）。第四，也许是更重要的，“重复交易”（repeat transactions），或期待再次与某人打交道，这就是我所说的“重复法则”（Rule of Repeats）。当有人希望再次与你做生意时，他们不太可能欺骗你。在餐馆里，回头客比起“头回客”，给的小费也更多。重复法则将陌生人变成合作伙伴和交易对手。贸易促使人们更好地对待陌生人，并使社区扩大，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何贸易社会比前现代的农民社会暴力行为更少，以及为何当代欧洲的谋杀率可能是公元1300年时的十分之一，而预期寿命几乎是当时的三倍。 
约瑟夫·熊彼特，一个有着浮夸作风、怪异分寸感和敏锐头脑的人，教导人们现代经济增长依赖于企业家。熊彼特与哈耶克同属奥地利学派，20世纪30年代在哈佛大学定居。熊彼特与凡勃仑的观点鲜有相同，但他骨子里一定对异端邪说有天生的共鸣。他曾向一名图书馆管理员提出决斗挑战，以让他的学生有更多机会接触馆藏书籍，并吹嘘自己一生有三大抱负：“我想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奥地利最出色的骑手，维也纳最完美的情人。好吧，在其中一个目标上我已经失败了。”熊彼特曾穿戴着马靴、披风、护脚和丝绸衬衫，信步前往教职员会议，他仿佛是从老派好莱坞电影中走出来的，埃罗尔·弗林（Errol Flynn）扮演的侠盗罗宾汉身边的贵族伙伴。但熊彼特可不仅是一个花花公子。他也是20世纪最博学的经济学家。即使是成就斐然，让熊彼特颇有“既生瑜，何生亮”之感的凯恩斯，在学问广博程度上也无法与熊彼特相匹敌，熊彼特通晓德语、法语、英语、意大利语、拉丁语甚至古希腊语的经济学文献。
Joseph A. Schumpeter，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4），p.896. Joseph A. Schumpeter，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trans. R. Opie （New Brunswick，NJ：Transaction，2008 [1934]），p.93.
在1932年移民美国之前，熊彼特曾出任两个重要职位，但之后均被迫下台：一个是奥地利财政部部长，另一个是比德曼银行（Biedermann Bank）行长。他被赶下台的原因并不难理解。作为银行行长，他租了一座城堡，给自己开了一大笔薪水。当被要求低调行事时，他却租了一辆露天马车，在中午时分在维也纳的主干道上招摇过市。 当然，熊彼特的经济增长模型并不依赖于城堡和大银行。相反，他认为企业家是打破现状的经济驱动力，他们会在“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的风暴中带来新想法（他理想中的企业家形象与他拥有纺织厂的祖父和曾祖父十分相似）。熊彼特认为凡勃仑对商人的看法是错误的，并指责凡勃仑构建的是“企业收益掠夺理论”（depredation theory of entrepreneurial gain），将作为关键人物的企业家看作是毫无意义的寄生虫。 与加尔布雷斯不同，他并不担心大公司，因为他认为这些企业迟早会被市场新贵们打败。与此同时，占主导地位的大公司可以将其超额利润投入创新。即使得知1955年《财富》500强中的公司有90%到2020年都将不再位列其中——要么被兼并，要么破产，要么资产萎缩到无法上榜——熊彼特也不会感到惊讶。
Louis Brandeis，“The Living Law，” Illinois Law Review 10 （1916）.
尽管熊彼特鼓励纯经济理论，并协助建立了计量经济学会，但他本人对人类社会认识之广博，却是枯燥的数学符号所无法涵盖的。事实上，他在《经济发展理论》（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一书中对企业家的描述似乎更多地源于马克斯·韦伯和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而不是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首先，我们有建立一个私人王国的梦想和意愿，”他写道，“然后是征服的意志：战斗的冲动，证明自己比别人优越……最后，还有创造的乐趣。” 韦伯认为新教的工作伦理（尤其是加尔文主义）刺激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尽管熊彼特尊重韦伯，但他也敢于公开反对自己的前辈。在一次发生于咖啡馆的争吵中，韦伯谴责俄国革命，而熊彼特则称赞它是一个“优秀实验室”所做的实验。最后，韦伯叫道：“我再也受不了了！”，而后愤然离去，而熊彼特则平静地又要了一杯酒，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
虽然现在很少有大学生读过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但仍有成千上万的人在继续研究他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Capitalism，Socialism，and Democracy），熊彼特在该书中提出了他最著名的疑问：“资本主义还能生存吗？” 我们将在最后一章讨论此书。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新制度学派的方法便侵入了法律界。尽管反垄断法总是涉及经济学，但经济学家却开始强迫律师和法官以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及其追随者的视角来审查几乎所有的法律裁决。法律的任何领域如今都被经济分析所渗透，今天没有一个法学教授能在没有接受经济学培训的情况下胜任教学。法律期刊和法院判决充斥着关于边际效益和边际成本的讨论，这些讨论还不仅仅是学术上的。有几位杰出的法律和经济专家在联邦法院任职，影响着数百万人的生活。没有人能逃过经济学家的法眼审视。即使是囚犯也会担心某个研究生会对监狱牢房进行经济分析，也许他会证明一种特殊的面包和水的饮食可以优化这些犯人的改造成功率。
美国诉卡罗尔拖船公司案（United States v. Carroll Towing Co.），159 F.2d 169 （2d Cir. 1947）.
1916年，大法官路易斯·布兰戴斯（Louis Brandeis）写道，“一个没有学习过经济学的律师……很容易成为公众的敌人。” 不幸的是，美国每年都制造出成千上万的此类公敌。
让我们探讨四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在这些领域中，经济学家戏剧性地改变了对“过失”“财产”“犯罪”和“企业财务”的传统法律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