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者知道，嫉妒和来自同侪的压力会迫使消费者采取行动。根据凡勃仑和他的追随者们的说法，商人们会花更多的时间提高产品预期的炫耀性价格，而不是提高其实用性。制度学派认为，这是一桩憾事，是对时间和人才的浪费，导致产品愈发劣质而广告却愈加花言巧语。
这也是对自然内驱力的一种扭曲。和马克思一样，凡勃仑推崇的是创造的冲动，是改进技艺的本能。不幸的是，随着炫耀性有闲和炫耀性消费在社会上蔚然成风，创造欲望备受打压。
虽然他规避了马克思的剥削理论，但凡勃仑接受了马克思关于私有财产制度伤害社会的指控。尽管如此，他对私有财产的反感并没有阻止他用一把斧头攻击入侵者，以保护他隐蔽的山中小屋。
凡勃仑回避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分析。 
在他看来，敌人不是资本家，英雄也不是劳动者。他在剧本里塑造了不同的角色：反派是商人（不管他们是否拥有公司），正派则是工程师。在现代社会，只有工程师才能迸发出创造、改进和生产的冲动，对他们颐指气使的商人则扼杀了创造力。商人热衷于炫耀性消费，他们生产商品只有一个原因：为了赚钱。如果他们不生产任何产品就能赚钱，他们会更乐意的。我们来对比一下工程师和商人的梦想。工程师每天晚上睡觉时，口袋里装着笔，手机里装着CAD/CAM软件。他的美梦是发明一种完美的、绝对高效的马达。商人则穿着细条纹睡衣上床睡觉。他梦想着大众突然发现他的“老”产品很时髦。这样一来，他不用在新技术或创新思想上投一分钱就能赚到数百万美元。
参见 Todd G. Buchholz，New Ideas from Dead CEOs （New York：HarperCollins，2007）.
IBM的历史便是其创始人老托马斯·沃森（Thomas Watson Sr.）和他的儿子小托马斯（Thomas Jr.）之间激烈乃至疯狂的斗争史。20世纪50年代，老沃森希望公司继续销售打卡机。他的儿子则聘请了新工程师，力促公司开发电子计算机。老父亲担心计算机会让IBM利润丰厚的打孔卡片过时。而作为总裁，他儿子几乎把公司所有的资产都押在了计算机业务上。IBM在这场激进的变革中幸存了下来，但父子的个人关系却不复从前了。 教训便是：与其等待竞争对手把你淘汰，不如自己先淘汰过时技术。
凡勃仑认为，20世纪科学工程师的崛起将导致资本主义哲学基础的崩溃。凡勃仑期望机器能够赋予人们现代性思想，并引发对资本主义迷信和教义的怀疑。因为工程师，甚至是地位较低的机器操作员，在与机器的互动中所见皆是科学关系，凡勃仑认为他们会起而反抗对上帝、国家和私有财产的象征主义，繁文缛节和抽象集体信仰：
Thorstein Veblen，The Theory of Business Enterprise （New York：Scribner’s，1904），p.309.
因此，机器工业的纪律在工人的生活和思想习惯中灌输的是有序的规律性和机械的精确性；在智力上的结果是工人们习惯性地诉诸可测量的因果关系，同时相对地忽视和贬低那些不符合上述因果关系的智能运用。
凡勃仑预言，在工程师和管理者的冲突中，被摧毁的将不仅仅是这个社会的哲学基础。资本主义经济也会趋于衰败破灭。工业巨头们力求获得高额利润。为达成这一目标，有两条路可选：第一条路是以垄断的方式限制产量，第二条路则是降低生产成本。由于商人对机械运作原理知之甚少，他们忽视了效率。凡勃仑抨击了这种“牺牲效率的公正”（conscientious withdrawal of efficiency）。管理者在老技术上投资之后，他就更倾向抑制生产，裹足不前，相比之下，工程师渴望进步；管理者更喜欢廉价的、装点门面的商品差异，而工程师想要满足需求；工程师想造出一个更好的捕鼠器，管理者却想要诱骗消费者掉进他打造的“捕鼠器”。由于强调短期的经济获益，商人和金融家实则阻挠了长期的经济增长。
Veblen，Theory of Business Enterprise，p. 286.
凡勃仑认为，政府能管理那些强盗大亨式商人的希望十分渺茫。事实上，为时已晚，因为商人们已经拉拢勾结了政府官员，两者沆瀣一气：“代议制政府主要意味着代表商业利益。” 尽管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提出了批评，但凡勃仑有时也会附和亚当·斯密，尤其是在贸易限制方面：
Thorstein Veblen，The Engineers and the Price System （New York：Viking，1921），pp. 18-19.
当国家政府担负着国家商业利益的普遍管理责任时（在文明国家中总是如此），根据这种情形的本质即可以推断，国家的立法者和行政当局在管理日常工作中必定对所谓‘必要的少量破坏’承担一定责任，因为这种破坏活动正是出于商业目的而用商业方法进行工业生产时所无法避免的。政府的立场只是惩罚无节制的……非法勾当。
对政府如此，而对工会及其领导者，凡勃仑也并未高看一眼。他宣称，工会和商人一样，也在阻碍效率，破坏经济。工会与其说是在帮助普通工人，不如说是踩着那些非工会雇员的后背来增加自己的工资：
Thorstein Veblen，The Vested Interests and the Common Man （New York：Capricorn Books，1969），p.165.
这些普通公会成员……致力维护的，是工会组织给他们带来的既得利益特权和津贴。他们显然被一种情绪所蛊惑，即只要维持既定的安排，他们就会比普通工人多得到那么一些。
Veblen，Engineers and the Price System，p. 58.
在《工程师与价格体系》（Engineers and the Price System）一书中，凡勃仑推测，工程师们可能会对这种浪费和恶意破坏行为感到厌恶，从而推翻他们的老板，掌管工厂车间和董事会。毕竟，是管理者更需要他们，而不是他们更需要管理者。只占人口1%，而且在大学里从没修过政治课的技术专家，成了凡勃仑版理想国中的“哲人王”：“将……控制权交给为谋取私利而怀有异心的商人，或者将其持续管理的任务委托他人，而不是经过适当培训，且不追求商业利益的技术专家和生产工程师的做法，都将不再切实可行。”
和马克思一样，凡勃仑也不知道这些新统治者会做什么。但他确信，他们不会做得更糟。
T. Pare and Wilton Woods，“The World’s Top 50 Industrial CEO’s，” in Fortune 116 （August 3，1987），p.23.
凡勃仑笔下的工程师和商人似乎代表了两个完全不同的物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论调似乎愈发牵强。根据《财富》（Fortune）杂志的一项调查，企业首席执行官中有许多人是在工程实验室初入职场的 ，而在如今的工商管理硕士（MBA）学生中工程师也占很大比例。亚马逊、奈飞和谷歌的首席执行官们，都拥有工程学或计算机科学学位。微软（Microsoft）和元宇宙（Facebook）的创始人虽都从大学辍学，但我认为比尔·盖茨和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这样的聪明人要通过哈佛的课程考试也绝非难事。当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时，美国医院急需呼吸机，于是拥有经济学和物理学本科双学位的埃隆·马斯克指示他在特斯拉的工程师们用货架上的汽车零部件制造呼吸机。在一周之内，他们就将造车用的软管、阀门和传感器改头换面，制造出了用汽车娱乐资讯系统作为操作系统的原型机。原本用来播放说唱音乐的屏幕，如今显示的是氧气水平和心跳。这是一次惊人的商业、科学和工程智慧的交融与共享。
凡勃仑还想当然地认为，大权在握的工程师不会屈服于自身利益。但他们为何就不能像他们所取代的寡头们那样卑鄙呢？工程师们真就更加仁慈，且永远富于创造冲动吗？2019年，由于软件缺陷导致737 Max客机坠毁，波音公司解雇了其首席执行官。波音公司在推广新机型和培训飞行员等方面操之过急，结果弄巧成拙。而他们的首席执行官从大学实习时就开始担任波音公司的航空工程师。
凡勃仑并没有建立一个精细的经济模型。他也不认为有任何人能做到这一点，包括他自己。因此，他把更多时间用在推翻他的前辈们所建立的精致理论上。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将非货币因素都置于一个名为“其他条件不变”的“收容栏”里，而凡勃仑则表现出了亲自到这个栏里查探一番的勇气，他想看看那些被马歇尔假定“保持稳定”的因素（比如品位）到底是什么模样。凡勃仑嘲笑那些对经济学中不可预测的人性一面装作视而不见的经济学家。亨利·福特（Henry Ford）曾回忆说，他只见过约翰·D.洛克菲勒一次：“但当我看到那张脸时，我就知道是什么成就了标准石油公司。”人们无法量化一张脸，也无法预测老板的表情会如何改变车间的生产率。
Wesley C. Mitchell，What Veblen Taught （New York：Viking，1936），p.xviii；Joseph Dorfman，“Background of Veblen’s Thought，” in Thorstein Veblen，ed. Carlton C. Quale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8），p.129.
今天读凡勃仑的文章仍让人觉得饶有趣味。他最杰出的学生描述凡勃仑写作时是“一只眼睛盯着他分析的科学价值，另一只眼睛则盯着因他的嘲讽而局促不安的读者。”从凡勃仑的著作中学习，就像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被活体解剖。不是每个人都受得了这种感觉， 但没有人能忘记它。凡勃仑并未离我们远去。每次当我们这些可怜的粗鄙之人在寒风冷雨中苦等一辆迟迟不来的公共汽车，而某个大人物却坐着一辆有彩色玻璃车窗的加长豪华轿车张扬跋扈地飞驰而过时，托斯丹·凡勃仑那带着揶揄意味的阴险笑声就会回荡在我们耳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