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位列“名人堂”的经济学家中，或许没有人比马歇尔更能与约翰·斯图尔特·穆勒那暴风骤雨般的心灵交战，或是卡尔·马克思的如燎原烈火般的煽动力更能形成鲜明对比的了，他的生活和思想就像一只在周日下午追逐猎物的老猎犬一样波澜不惊。有趣的是，他内心的冷静和外在的平静不仅反映了他对经济学的看法，实际上也反映了他对世界的看法。他读过很多德国哲学，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马歇尔从不耍小把戏，当我们打开1890年首次出版的《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时，他开门见山地告诉了我们他的信条：“Natura non facitsaltum”，意即“自然无飞跃”。
当日神和酒神在穆勒的心灵中争斗不休，当革命理念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如火如荼，马歇尔却像阿尔卑斯山一样岿然不动。和他的前辈们一样，马歇尔对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抱有理想主义的愿景。但他从未被美好的愿景蒙蔽双眼而放弃细致的分析：
Alfred Marshall，Principles of Economics，9th ed.，ed. C. W. Guillebaud （London：Macmillan，1961 [1920]），vol.1，pp. 7-9.
在没有感觉到仅仅是有形的黄金的压力之前，诗人们在诗文中喜欢描写一个过去的真正“黄金时代”。他们的诗歌描写是美丽的，激发了高尚的憧憬和决心；但这些描写却很少有历史的真实性……但是，在负责任地处理事务时，忽视仍然附于人类本性上的种种缺点，实属愚蠢之极。 
尽管如此，马歇尔还是认为这个世界是可以改善的，但是以一种渐进的方式。古典经济学家遵循牛顿的科学方法来寻找自然规律，而马歇尔则转向了一种更为“进化”的方法。他用查尔斯·达尔文和生物学取代了艾萨克·牛顿和物理学。在18世纪，“数学-物理”科学占据统治地位——这些学科研究恒久不变的自然现象——经济学家也亦步亦趋。然而，随着19世纪的时间推进，专注于有机物进化现象的生物学研究逐渐崭露头角。以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为首的经济学家首先跟进，而马歇尔则是更进一步。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边际主义正是进化论应用于经济学的产物。商人和消费者不会动辄一蹴而就，但他们会步步为营，努力改善自己的处境。个人、公司和政府都在适应不断变化的价格。适应力最强的企业得以存活，低利润会淘汰最弱小的企业。竞争压力迫使公司削减成本。尽管这一过程的最终结果确实与亚当·斯密的牛顿力学式经济学相仿，但马歇尔教会我们如何在这个过程中仔细审视个人的决定。边际主义为微观经济学的发展铺平了道路。而微观经济学则让我们相信，如果收益超过成本，行为人便会重新考虑他们所处的位置，并决定是否迈出新的步伐。只有当收益和成本停滞不前时，我们才能假定恒定不变的牛顿力学式行为模式存在：
Marshall，Principles of Economics，p. xv.
因此，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那些被迫改变和进步的人，无论他们是善还是恶。片段的静态假定可用来作为动态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生物的——概念的暂时辅助。但是经济学的中心思想，必须是关于活力和运动的概念，即使只在研究它的基础时也是这样。
马歇尔一生奉行渐进主义的信条，他“敢于谨小慎微”。有时他可能太过谨慎了。马歇尔的许多观点是在19世纪70年代早期发展起来的，而《经济学原理》一书却要到许多年后才出版，以至于评论家们对他的独创主张不屑一顾。不过最近的学术研究表明，他的许多原理在付梓前几十年就已经在讲座中初露端倪了。
美国的一个著名情感专栏，因读者来信多以“Dear Abby”开头而得名，专栏作者便是分别化名“艾比”（Abby）和“安·兰德斯”（Ann Landers）的一对姐妹。她们的专栏先后发表和转载在全世界1400多家报纸，每天读者超过一亿，前后跨越近50年，曾帮助上千万人摆脱困惑，全世界英文读者几乎无人不晓。——译者注
幸运的是，《经济学原理》可谓历久弥新。这本书最早于1890年出版，销量逐年递增，最后在20世纪20年代达到顶峰。马歇尔生前，此书一共出版了8版，而现代微观经济学教科书仍以其文本为基础。不过，《经济学原理》与当代经济学著作相比，在几个方面仍有所不同。首先，马歇尔也无法避免道德说教。马歇尔偶尔会提些建议，其口吻也许更适合用在“恋爱问答信箱”（Dear Abby） 这样的专栏上；有时，他听起来像是解决专栏主持人艾比和她妹妹安·兰德斯（Ann Landers）之间恩怨的合适人选，但不适合去解决棘手的商业纠纷。所幸马歇尔并不总是像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教师课上讲话。
Marshall，Principles of Economics，p. 461.
其次，与面向学生和专家的现代教科书相比，《经济学原理》通常直接面向经济学的外行读者。经济学家不能躲在纯粹的理论中闭门造车，而是必须观察身处的世界，并尝试用他们开发的工具改善这个世界。马歇尔构建了复杂的模型，但他把这种复杂性留到了脚注和附录中。在正文中，他使用了简单易懂的英语。马歇尔告诫称，那些具有“烦琐而微妙推理”的优雅模型可能会成为“科学游戏，而非指导实际工作的工具”。 如果马歇尔想玩游戏，他大可以和他姑妈待在一起，玩牛仔和印第安人的游戏。但他投身了一个高尚的职业，并以身作则。尽管他有时会对他早期的学生颇有微词，但他们确实视马歇尔为楷模。《经济学原理》第一次出版时，在英国担任教职的经济学家中有一半以上均出自马歇尔门下。而且随着经济学家职位的增加，越来越多的马歇尔派上位了。
尽管马歇尔受过数学家的训练，但他担心经济学家会沉迷于计算之中，作茧自缚而与现实脱节。对马歇尔来说，李嘉图是他永远的偶像，因为李嘉图虽像一个数学家一样思考，却从不诉诸晦涩的符号和神秘的公式。马歇尔将李嘉图和穆勒的观点转化为微积分的表达形式，但他的经济论点从不仅仅依赖于数学证明。在一封雄辩的信中，马歇尔提出了他的体系：
Alfred Marshall，“Letter to Bowley，” in Pigou，Memorials of Alfred Marshall，p. 427.
①数学仅仅是一种简洁的表达，而不是探究的动力。②在完成分析前使用数学。③用文字加以表达。④然后以现实生活中的重要例子举例说明。⑤把数学部分付之一炬。⑥如果你做不到第4步，那就把第3步也烧了吧。我经常做这最后一步。
难怪庇古会说，马歇尔常在壁炉前读数学论文。也许马歇尔的这种做法是为了减轻他的罪恶感，因为他小时候常把数学图表曲线藏在床底下，就像其他男孩偷藏另一种描绘“人体曲线”的图片一样。
Keynes，“Alfred Marshall，” p. 196. John Neville Keynes，The Scope and Method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Macmillan，1891），p.217n.
马歇尔对待经济方法其实并不像上一封信中所示的那样鲁莽。和穆勒一样，马歇尔避免使自己踏入古典经济学的陷阱之中，也就是“断言某种僵化死板的经济学法则”。历史和演绎理论在经济学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本世纪初的英国经济学家们所犯的主要错误并不在于他们对历史和统计的忽视，而在于他们把人看作一个定值……我认为没有哪一条经济学教条具有这种普遍性，因为它们本身并不是实际真理，而是探索实际真理的工具。” 马歇尔还意识到，事实本身不能告诉我们任何东西。根据约翰·内维尔·凯恩斯（John Neville Keynes）的说法，马歇尔采用了“以观察为指导的演绎式政治经济学”。 通过在象牙塔和酒吧之间、在纯理论和世俗事实之间寻得一条中庸之道，马歇尔努力使经济学免受社会学家和道德家的猛烈抨击。
Marshall，Principles，p. xiv.
马歇尔无意成为经济学的牛顿，而是寻求成为这个领域的达尔文。他会观察企业，看看它们对环境变化作何应对。他曾宣称：“经济学家的目标应当在于经济生物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