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rles Dickens，Oliver Twist，ch. 50 （New York：Dover，2002 [1839]），p.318. Peter D. Groenewegen，Alfred Marshall：Critical Responses，vol.1 （London：Routledge，1998），p.38.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于1842年出生在伦敦柏孟塞区的贫民窟。该地区位于泰晤士河对面，通常也处在法律的对立面。在狄更斯（Dickens）的《雾都孤儿》（Oliver Twist）中，恶棍比尔·赛克斯（Bill Sikes）就是死在了那里，死在了狭窄的民房中，“房间又小又脏，室内密不透风，充满恶臭，连用来藏污纳垢似乎都嫌太不卫生。” 
马歇尔的父亲威廉·马歇尔（William Marshall）是英格兰银行的出纳员，是一个强势的父亲，大概也就比詹姆斯·穆勒或罗马皇帝卡里古拉（Caligula）弱了几分。他是一个严厉专横的暴君，与之般配的还有下巴突出的长相和他所恪守的新教福音派信条。阿尔弗雷德的曾曾祖父是一名牧师，以超常的蛮力和令人生畏的体格而闻名，可这些特征都没有遗传给这个男孩，他总是对自己的健康问题疑神疑鬼，在信仰上则倾向不可知论。 威廉·马歇尔会亲自监督阿尔弗雷德的功课，通常是希伯来语课程，一直到晚上11点。好在这个男孩有一个亲切和蔼的姑妈，他漫长的暑假总是和她一起度过，这让他得以心智健全地长大。她不太在意小马歇尔的希伯来语学得如何，而是给他买了一艘小船、一支枪和一匹小马供他驱驰游玩。
John Maynard Keynes，“Alfred Marshall，” in Essays in Biography （London：Macmillan/St. Martin’s Press for the Royal Economic Society，1972），p.164. 虽然凯恩斯的文章恢宏大气，但我们在文章中也发现了一些事实错误，参见 Ronald H. Coase，“Alfred Marshall’s Mother and Father，”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16 （Winter 1984），pp. 519-527.
不过他很快就弃枪下马，从小牛仔阿尔弗雷德摇身一变成了剑桥大学的学生阿尔弗雷德。这是一种抗争行为。父亲威廉想让阿尔弗雷德去牛津大学深造，在那里他可以学习拉丁语，为将来当个牧师做准备。可阿尔弗雷德的心里却另有所属。当父亲以为他在房间里研究宗教时，叛逆的儿子却经常阅读数学，他的父亲不懂数学，所以对此颇为不屑。对阿尔弗雷德来说，数学是解放的象征（也许是潜意识的罪恶感导致他日后只将数理经济学的内容藏在书本的脚注和页面空白处）。正如凯恩斯在一篇纪念马歇尔的美文中所言：“不！在牛津大学他不会埋没在那死气沉沉的语言之下，他要逃跑。他要逃到剑桥大学，即使是做一名探索之船上的杂役，他也要攀上几何学的绳索，探求世界的奥秘，窥测无穷的寰宇。”
英国近代伦理学家、功利主义代表人物之一，不可知论者。——译者注
在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St. John’s College，Cambridge），马歇尔在数学方面以成绩优异而小有名气，并通过辅导其他数学系学生赚点零花钱。他的期末考试成绩在大学里名列第二［当时力压马歇尔夺得榜首的是J.W.斯特拉特（J.W.Strutt），紧随其后的则是H.M.泰勒（H.M.Taylor），前者后来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后者发明了用于数学和化学的布莱叶盲文系统］。马歇尔同样也被科学所吸引，并于1865年毕业，这一年，第一个分子“球棍模型”（stick-and-ball model）问世。马歇尔为科学界取得的进展感到振奋不已，他打算投身于分子物理学研究，但这一打算被他对形而上学陡然生起的浓厚兴趣中止了。1868年，他辗转前往德国去阅读康德的原著。不久，他便步剑桥大学同窗亨利·西奇威克（Henry Sidgwick） 之后尘，成为一名不可知论者。西奇威克有时也写些政治经济学文章，他认同基督教的伦理观和理念，可以说身具基督徒的所有美德，只是信仰除外。他的一位仰慕者曾经说过，在所有形式的“邪恶”（wickedness）中，“西奇威克式邪恶”（Sidgwickedness）是最不邪恶的。根据凯恩斯的说法，西奇威克花了半辈子的时间证明上帝不存在，而他的余生却希望自己是错的。虽然马歇尔不曾陷入西奇威克那种痛苦的内心斗争，但他确实努力追求类似的高尚品格。
令他父亲失望的是，马歇尔没有听到上帝的召唤走上布道坛，却在穷人呼声的驱策之下开始研究经济学：
Keynes，“Alfred Marshall，” p. 171.
我从形而上学走向伦理学。我当时认为，要对现存的社会状况进行一番论证不是一件易事。我的一位朋友，他在人们现在称作道德科学的领域里很渊博，他总是对我说：‘懊！如果你懂政治经济学，你就不会这么说了。’于是，我就阅读了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并被它深深吸引住了。我怀疑机会不均等状况的合理性，甚于我对物质享受不平等状况的怀疑。因此，我就利用假期走访了几个城市中最贫穷的地区，我从一个街区走到另一个街区，看到了一张张贫穷的脸。这之后，我就下定决心，要尽我所能地对政治经济学进行彻底的研究。
而马歇尔一旦选择了以经济学作为自己的职业，他就对这一职业表现出牧师般的虔诚。在中世纪，有三大职业占据统治地位：旨在追求精神完美的神学；旨在实现正义的法学；还有旨在维护身体健康的医学。而马歇尔则贡献了第四个伟大职业：旨在为所有人谋福祉的经济学。尽管许多经济学家彼此攻讦，但马歇尔从未动摇过他对自己职业的尊重和为改善人类状况献身的决心。
“Economic Journal 125th Anniversary Special Issue，” Economic Journal 125 （March 2015），p.203.
马歇尔终其一生都在为让经济学成为一门有别于历史和“道德科学”的独立学科而奋斗。1890年，他在伦敦召集了一次会议，领衔创办了第一批专业期刊之一的《经济杂志》（Economic Journal）。当时著名的经济学家、慈善家、记者和商人们齐聚一堂，就连萧伯纳也出席了。 他在尝试为经济学在课程设置中开辟更多空间的同时，也试图将这一领域的实践者联合起来。对马歇尔来说，经济学是一个彰显合作的职业。他对同室操戈的内斗相当的不耐烦（当别人批评他的作品时，他也特别敏感）。他说，古典经济学家传授的几乎所有内容，只要得到恰当的解释，都是正确的，除了他们相互批评的时候。经济学家必须是理性和真理的守护者，恪守凌驾于政治权宜之上的忠诚：
A. C. Pigou，“In Memoriam：Alfred Marshall，” in Memorials of Alfred Marshall，ed. A. C. Pigou （London：Macmillan，1925），p.89.
社会科学专业的学生必须对公众的毁誉存有畏惧之心……如果倡导一种观点可以使报纸的销售量增加，那么，那些希望能为自己所在的世界，特别是自己的国家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的学生，必然会对这种观点的局限性、缺陷和错误（如果有的话）锱铢必较，并且永远不会无条件地提倡这些观点。
事实证明，剑桥大学的惰性颇为根深蒂固。直到1903年，马歇尔才说服该大学开设一门单独的经济学课程。
但从19世纪60年代马歇尔第一次接触经济学开始，他就开始着手建立一套经济学体系。他仍会阅读形而上学的著作，不过仅限于轻松的假期，一般是在阿尔卑斯山度过的。
Keynes，“Alfred Marshall，” p. 175.
每个夏天，他都会背着背包在阿尔卑斯的高山之间漫游……六月，他拖着疲倦的身躯离开剑桥大学，待到十月份归来之时，已经黝黑、强壮、腰身挺直……在阿尔卑斯漫游之时，他总是早晨六点就起身打点行装……背着背包走上两到三个小时，然后找个地方坐下来，有时是坐在冰河上，开始读一阵子书——歌德或黑格尔或康德或赫伯特·斯宾塞……这是他研究哲学的驿站。后来，他就开始在漫步中思考国内和国际贸易理论。一大箱子书和其他物品都是让人由一站送到下一站的，在一个星期或更长的时间里，他只是和他的背包在一起。他在激流中洗净衬衫，然后把它搭在肩上的登山杖上晾干。他的许多艰深的思想就成形于在阿尔卑斯山的独自漫游之中。
Alfred Marshall：The Correspondence of Alfred Marshall，Economist，vol.1，ed. John K. Whittaker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p. 21，48.
1875年，凭借着他叔叔留给他的一小笔遗产，马歇尔得以横渡大西洋，在美国度过了一个夏天。他在美国可不是徒步旅行，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他的足迹已遍布这片土地，寄回家的信件上，盖着从纽约、波士顿、辛辛那提，再到旧金山以及许多其他驻足之地的邮戳。旅途之中，他在炉灶铸造厂、马蹄铁厂、木工店和其他各种场所面见了工厂经理和工会工人，试图在针对这片新大陆的大肆鼓吹及其事实之间加以分辨。他像一个参观动物园的游客一样，给他的母亲写了不少言辞热烈的家信，讲述他遇到的那些富有异国情调，不拘泥于英式礼节的美国人。抵达纽约后不久，他曾步入一家帽子店，店主直接问他帽子的尺寸是多少，并且还没等这位阿尔弗雷德先生作出回答，店主就把他当时戴的帽子一把摘了下来戴在自己头上，并以此迅速算出了这位顾客的头围。这一切让还保持着维多利亚式个人做派的马歇尔震撼不已。“我的朋友是完美的民主主义者，”阿尔弗雷德写道，然后又向他的母亲表示，一些“过于殷勤的北方佬得在他的广告中找个地方写一句：‘我们店员（原文如此）的脑袋保证干净。’”
马歇尔在圣约翰学院教了9年经济学，同时也在剑桥大学纽纳姆学院（Newnham College）为女学生讲课。纽纳姆学院当时刚成立不久，是一个专门举办“女士讲座”的寄宿学校。马歇尔可能是第一个——当然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在最复杂的经济层面上指导女性的学院派经济学家。在那个时代，富裕的女性得学习“家政”（home economics），包括为周日烧烤作计划，为女佣和园丁的工资作预算（“经济”一词来自希腊语“oikos”，本意便是“家庭管理”）。在他的讲课过程中，马歇尔虏获了一位美人的芳心并娶她做了妻子。因此，像马尔萨斯一样，由于违背了研究员不得结婚的规定，马歇尔丢掉了他的教职。玛丽·佩利（Mary Paley）是马尔萨斯当年的劲敌威廉·佩利主教的曾孙女，她是马歇尔辅导的纽纳姆学院开学班的5名学生之一。由于失去了研究员资格，阿尔弗雷德和玛丽（她曾被任命为剑桥大学历史上第一位女讲师）搬到了布里斯托尔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at Bristol），后又前往牛津大学。1885年，马歇尔接受了政治经济学教授的职位，于是他们又回到了剑桥大学。阿尔弗雷德和玛丽不仅是灵魂的伴侣，在事业上也是志同道合的伙伴，两人在1879年合著了《工业经济学》（Economics of Industry）。虽然在扉页上阿尔弗雷德的名字在玛丽的名字之上，但字体的大小是相同的，考虑到马歇尔在学界的地位远高于他的妻子，这一署名方式足见其宽宏大度。不幸的是，随着马歇尔年纪渐长，他变得越来越暴躁易怒，也不再完全支持提拔女性研究人员。
然而，在他的盛年期，马歇尔还是极富魅力的，虽然相貌有点古怪，但他有一双活泼的蓝眼睛。他的学生们讲述过在他家喝茶时经历的无数次谈话。作为一名教师，他强调实例和时事，而不是遵循按部就班式的教科书教学方法。马歇尔几乎随处都能将经济学案例信手拈来，有时在古代历史中，有时在剑桥大学上演的当代戏剧中。他谈笑风生，还常在句子末尾加上一个轻快的假声。有时他看起来有点傻乎乎的。有一个著名的故事，讲述了一个研究生为确定论文题目拜访马歇尔的事迹：
“进来，进来。”他一边说着，一边从一个小过道跑了过来，然后我就和他一起上了楼。“关于选题，你有什么主意吗？”他问我。我回答说：“还没。”“好吧，那么，听着，”他说着拿出一个小黑本子。他接着念了一份论文主题的列表，念之前还对我说，要是听到我中意的就举起手来。由于内心紧张，我试图以选定第一个主题结束，但马歇尔没有注意到，还是继续往下读。
之后，马歇尔又对学生的第二次和第三次举手示意视而不见。
C. R. Fay，“Reminiscences，” in Pigou，Memorials of Alfred Marshall，pp. 74-75.
他又继续念了五分钟。最后，马歇尔停下来问道：“你找到喜欢的题目了吗？”“我不知道，”我开始说，“没人找到过，”他说：“但这就是我的法子。”
C. M. Guillebaud，“Some Personal Reminiscences of Alfred Marshall，” in Alfred Marshall：Critical Assessments，vol.1，ed. John Cunningham Wood （London：Routledge，1993），p.93. J. M. Keynes，“Alfred Marshall，1842-1924，” Economic Journal 24，no. 135 （September 1924），p.346.
尽管有这种犯傻的情景，但马歇尔堪称大智若愚。根据剑桥大学流传的说法，每当有一篇高难度的数学论文问世时，马歇尔只会阅读第一章和最后一章。然后，他会站在壁炉前，把其余部分独自构思出来。他还有一点虚荣心，认为照片不能很好地体现出他高贵的目光。当笔者还是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的一名研究生时，大多数晚餐时间，我都会在他的肖像画目光注视之下。这幅肖像画由著名艺术家威廉·罗森斯坦（William Rothenstein）于1908年创作，他说马歇尔“很认真地对待画像时的姿势”，并补充道，“虚荣的男人是最好的画像模特”。 不过，马歇尔更青睐的是另一个人的肖像。19世纪70年代，在他还籍籍无名之时，他在一家商店的橱窗里看到了一幅小油画，画中是一个肤色黝黑、默默无闻的工人，“神情极其憔悴失意”地向下凝视着。马歇尔花了几个先令买了这幅画像，说“我把它挂在了我房间的壁炉上方……称它为我的‘守护神’，并终我一生”致力于帮助像他这样的人达到幸福的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