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无法抗拒预测长期未来的诱惑。像斯密、马尔萨斯、李嘉图、马克思和凯恩斯一样，穆勒所描绘的未来图景有一种印象派的风格，其糅合了李嘉图和圣西门社会主义（歌颂产业工人的空想社会主义运动）的色彩。从李嘉图那里，穆勒继承并勾勒出了社会陷于停滞状态的可能性。而圣西门则赋予了穆勒的图景一种昂扬乐观的色调，停滞状态也可以是幸福快乐的。不过李嘉图构建理论模型是为了追踪收益递减、市场封闭和利润下降的结果，而穆勒所描绘的则是一个近乎神学意义上的人间天堂模型。在遥远的将来，人们将不再为了金钱你争我夺，人类将会追求自我而非财富。凯恩斯在大萧条时期也提出过类似的愿景。
还记得吗？穆勒的开明功利主义在其计算中为柏拉图式的理念保留了一席之地。穆勒向往着有朝一日，人类能更关心尊严、正直和正义，而不是加班和透支：
Mill，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p. 748.
我不能以老派政治经济学家普遍表现出来的那种朴素的厌恶心情来看待资本和财富的停滞状态。我倾向于认为，整体而言，停滞状态要比我们当前的状态好得多。一些人认为，人类生活的正常状态就是生存竞争；认为相互倾轧和相互斗争，是激动人心的社会生活，是人类的最佳命运，而绝不是产业进步诸阶段的可恶象征。坦白地说，我并不欣赏这种生活理想。 
Mill，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p. 748.
和马克思一样，穆勒认为人类最终会超越“必然王国”（realm of necessity），到达一个可以选择不再需要为生存而挣扎，而是努力提升人性的时代。穆勒认为，只有“世界上落后的国家”才真正需要更多的经济增长。先进国家需要的只是更好的分配制度，或者至少是更好的社会风气。他谴责了美国，认为美国虽消除了贫困，但让国人的“一个性别终其一生致力于追逐美元，而另一个性别则专事供养这些追逐财富者”。 对此，人们不禁要问，穆勒是否会更喜欢我们如今这个无论何种性别，人人都能自由追逐财富的“新世界”呢？
Mill，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p. 757.
我们该如何理解穆勒所描绘的这幅图景？其太过印象派了，以至于无法演绎，甚至归纳出任何可靠结论。当《政治经济学原理》的新版本问世时，其似乎对社会主义多了几分同情。但穆勒从未真正移情于此。他能理解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但他从不在请愿书上签名，也不与他们并肩上街游行。正如拜伦勋爵所说：“我站在他们中间，但并非他们中的一员。”穆勒从未放弃他对竞争的信仰和对中央集权的托克维尔式恐惧：“我完全不赞同（社会主义）学说中最惹人注目、最激烈的部分，不赞成他们对竞争的猛烈抨击……他们忘记了，哪里没有竞争，哪里就有垄断。”
很少有人会放弃对天堂的向往。富人可以在热带岛屿上寻找属于自己的乐土，善男信女们则寄望于来世，而乐观主义者可以期待的是明天。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致力于为今日而奋战，并希望终有朝一日能过上田园牧歌般的诗意生活。
引用见 Gertrude Himmelfarb，“Introduction，” in Mill，On Liberty （London：Penguin Books，1986），p.10.
19世纪60年代期间，他一直为捍卫自己的信条而战，既通过《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也在议会的唇枪舌剑之中。穆勒始终如一地倡导人权，为争取妇女和穷人的选举投票权而大声疾呼，并在南北战争中为北方摇旗呐喊。根据贝尔福勋爵（Lord Balfour）的说法，“穆勒在英国大学可谓深孚众望……其权威可与亚里士多德在中世纪所拥有的……相媲美。”
Mill，Autobiography，p. 199.
他在《自传》（Autobiography）中描绘了一个不拘传统的政治家穆勒形象。当他第一次被要求竞选公职时，他“坚信”几乎没有人“真正愿意选举一个具有像我这样思想的人当代表”。他公开拒绝开展竞选拉票活动或为此花费钱财，只做出了一个承诺：如果当选，他不会把任何时间花在争取地方利益上。一位著名作家当时评论道：“就算全能的上帝本人在这种竞选方案下也不可能当选。”在“竞选活动”接近尾声时，穆勒参加了一次工人公开集会。会上，一名竞选对手突然举起了一幅标语牌，上面引用了穆勒直言不讳地将英国工人阶级描述为“撒谎者”的语句。但是，这段引文也提到“他们比外国工人阶级更优秀，因为他们感到内疚”。如此情景，几乎任何其他的政治家碰上了都会焦头烂额。穆勒回忆说：“有人问我是否写过这句话还把它们印出来。我立刻回答说‘写过’。”他的支持者惊慌失措，担心自己小命不保。“可这两个字甫一出口，一阵热烈的喝彩声便响彻了整个会场。”工人们终于找到了信得过的人。
Henry Fawcett，“His Influence at Universities，” Popular Science 3 （July 1873）. 奥匈帝国作家，现代主义文学先驱，其作品大都用变形荒诞的形象和象征直觉的手法，表现被充满敌意的社会环境所包围的孤立、绝望的个人。——译者注 墨西哥画家，当代艺术家。——译者注 爱尔兰政治家、作家、演说家、政治理论家和哲学家，英美保守主义的奠基者。——译者注 Edmund Burke，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1790），in The Works of the Right Honorable Edmund Burke （London：F. C. and J. Rivington，1808），vol.5，p.149.
当他挚爱的哈丽特去世时，穆勒为她打造了一座纪念碑，雕塑用的大理石与米开朗琪罗的大卫雕像和白金汉宫前的大理石拱门所用石材来自同一个采石场。在她离去后，穆勒开始更多地依靠其继女海伦·泰勒（Helen Taylor），向她寻求建议和行政文书协助。1873年春天，穆勒在他的法国家宅附近进行植物学实验时，感染了丹毒，这是一种致命的皮肤感染。他的去世引发了一片悼念之词，从经济学到哲学刊物，再到《大众科学》（Popular Science），各种杂志都推出了纪念特刊。当时一位著名的牛津-剑桥学者指出，在过去的20年里，穆勒是“对几乎所有最有前途的年轻人都产生了最重大影响的作家”。 就像今天的学生可能会在他们的宿舍里挂着风度翩翩（但凶残）的切·格瓦拉（Che Guevara），思虑深沉的弗兰兹·卡夫卡（Franz Kafka） ，或者大胆无畏的弗里达·卡罗（FridaKahlo） 的海报一样，尽管穆勒其貌不扬，但他是那个时代名副其实的海报人物。他的英国崇拜者们筹集资金，在泰晤士河边为他建造了一座纪念雕像，但穆勒却希望被安葬在阿维尼翁附近一个法国小村庄的简朴墓地里，与哈丽特葬在一起。只有5人参加了他的葬礼。他一生从未参加过任何战争，连说话都极少大喊大叫，更别提跟人动手决斗了，但他的一生却是奋争的一生。他所对抗的是偏执狂、精英主义者、理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他所挑战的是在孩提时就刻在脑海里的思想钢印。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 曾哀叹道：“骑士时代已经一去不返。随之而来的是属于诡辩者、悭吝者和精于算计者的时代，欧洲的荣耀永远地消失了。” 但受到骑士精神激励的，不仅有堂吉诃德，也有穆勒。而他在最英勇的决斗中所战胜的，便是内心的那座“风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