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勒在他论述税收的章节中巧妙地平衡了实证性和规范性的关系。事实上，他对所得税的立场反映了后世具有里程碑意义的1986年美国《税务改革法案》（Tax Reform Act）的精神，该法案试图“压平”累进所得税。和亚当·斯密一样，穆勒也呼吁在征收所得税时采用比例税率。这一税制下，无论纳税人的收入水平高低，都对其收入课以相同比例的所得税。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累进所得税，这一税制下的征税比例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提高。穆勒对此的分析其实印证了我们之前举过的米克·贾格尔的例子，因为他担心累进税可能会打击工作意愿：
Mill，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p. 808.
对较高的收入征收较高的税，无异于对勤劳节俭征税，无异于惩罚那些工作比邻人努力、生活比邻人节俭的人。 
虽然比例税适用于大多数人口，但穆勒也建议免除穷人的税收。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拒绝了穆勒的建议，而是采纳了累进所得税。到80年代中期，纳税人被分为14个等级，对应税率从11%到50%不等。如果某人获得了加薪，他可能会被调到更高税收等级。但里根总统和国会最终采纳了穆勒的建议，通过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1986年税务改革法案》。该法案将这14个税收等级简化为两个：15%和28%。尽管它还不是一个完全“扁平”的税收体系，但它已经用两个“小高原”取代了原先的陡峭山峰。与穆勒所见略同的另一点是，该法案免除了更多穷人的所得税。尽管国会后来多次修改1986年的法案，造就了更多的“高原”，但其基本逻辑仍得到延续：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相比，法案的漏洞更少，税率更低。如今，华盛顿特区已陷入严重分裂。但据这个国家首都的老人们所说，1986年那次非同寻常的税改，是共和党和民主党还能够彼此携手，重建高度复杂和争议性法律的最后几个例子之一。
即使只是部分地乃至不经意地，但国会最后确实接纳了穆勒的建言，这是为何？联邦委员会通过的法案总有各种好坏理由。正如有人曾经说过的，世界上的混乱最终证明，上帝其实是个委员会。比例税的支持者认为累进税扭曲了人们增加收入的动机。此外，累进税制会驱使人们在收入增加时逃税。他们可以通过避税手段和伪造账目“合法”地实现这一点，也可以非法地实现。即使公布的税法是累进的，如果人们都是逃税高手，那结果可能就未必是累进的了。事实上，在1986年法案出台之前，向美国国税局提交的实际纳税申报单呈现的也是相对的比例税。人们利用税法的漏洞来阻挠和篡改累进税制。1986年的法案得到了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共同支持，填上了许多漏洞，也使逃税变得不那么有吸引力了。不过，这项更严厉的法案中也有一些古怪的漏洞，比如有一个漏洞诱使因纽特人将他们的业务损失出售给公司，然后公司则可以在他们的企业纳税表格上扣除这部分损失。
那些无视累进税制争议的批评者们坚持认为，比例税不像累进税那样公平。尽管遭到了这类攻讦，但穆勒的遗计似乎仍让比例税的支持者在多场税制之争中占了上风，目前美国的税级数只有1986年前的一半，而英国只维持三个基本税级。
Mill，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p. 808.
不过，如果说穆勒在所得税上对富人宽松，那么他也勒紧了遗产税的口子。在他的哲学和经济学著作中，穆勒提倡“机会平等”，而不是“结果平等”。如果一些孩子从父母那里继承了大笔财产，他们相比其他人就拥有了不公平的优势。那些含着银汤匙出生的富家子弟可能就会躺在父母的财富之上养尊处优，而不是创造更多的财富。为什么穆勒对所得税谨慎，而对遗产税却提倡大肆征收？他对此的深刻见解是，高遗产税并不像累进所得税那样打消人们的工作意愿。他写道：“要为公共利益受限制的，不应是通过劳动获得的财富，而应是不劳而获的财富。”
Marcus Eliason and H. Ohlsson，“Timing of Death and the Repeal of the Swedish Inheritance Tax，” 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 45 （August 2013），pp. 113-123.
不过，他的分析并非无可辩驳。实际上，就连遗产税也会变成一团乱麻，因为父母可以轻松地在死前转移财富。因此，征收赠与税并设立相关稽查制度就必不可少了。此外，高额的遗产税可能会使老年人不愿工作，或鼓励他们挥霍财富，而不是储蓄或投资于生产性企业。总之，即使是遗产税也不是万无一失的。在20世纪80年代，瑞典的遗产税率一度达到70%，很多配偶及其子女不得不变卖家宅、度假别墅甚至小型企业来交税。就连宜家（IKEA）的创始人英格瓦尔·卡姆普拉德（IngvarKamprad）也收起了他的自组装式家具，迁往了瑞士。最终，由社会民主党、绿党和左翼党组成的联合政府从2005年1月1日零时开始全面废除了该税。但这才是事情变得有趣的开端。瑞典人在2005年1月1日死亡的概率竟比2004年12月31日高出了10%。 要么是这些老人下定决心在午夜给自己倒上一杯毒酒，要么是他们挚爱的继承人让他们的生命维持系统多运行了几秒钟，以逃避收税员。
Joseph Stiglitz，“Notes of Estate Taxes，Redistribution，and the Concept of Balanced Growth Path Dependenc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6，no. 2，pt. 2 （1978），pp. S137-S150. Stiglitz，“Notes of Estate Taxes，” p. 869.
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总统不赞同穆勒的遗产税，他认为这是一种“死亡税”。2001年，小布什说服国会在2010年将遗产税降至零。然而，该法案于2010年12月31日到期。因此如果真按此操作，经历了2010年一年的零遗产税后，到2011年1月1日，遗产税的最高税率将回归原先的55%水平。如果瑞典的例子可以被称为“让爸爸保持呼吸”，那么美国的对标大概可以叫作“把老妈扔下火车”法案。还好，在小布什、奥巴马和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国会及时通过了更多的永久性更改，挽救了一大批子女原先交不出遗产税的妈妈，现在该法案已经实施第一批1160万美元的遗产免税。诺贝尔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是累进税政策的有力倡导者，他警告称，高遗产税导致了一个棘手的悖论：它会加剧而非减少不平等。他带点诡辩地假设，高税收的富裕家庭将减少他们收入的储蓄，这将提高资本回报率。由于富裕的家庭往往拥有更多的资本，他们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变得更加富有。 穆勒对富人的诘难并没有止于遗产税。尽管穆勒自己也有风流韵事，而且信奉的是边沁功利主义，但他还是个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之人，反对富人的穷奢极欲。他急切地提议对狂欢聚会和彰显身份的奢侈品征税。早在托斯丹·凡勃仑之前，穆勒就宣称，“那些花费金钱……以换取尊重或博得好印象”的物品是“最可取的征税对象”。 有时穆勒的观点给人的感觉就好像他从向富人征税中得到的快乐和富人从获得财富的过程中得到的快乐一样多。考虑到穆勒本人也认识一些富人，还有他对穷人表现出的关心，我们也不能就此责怪他。穆勒一直很重视社会环境在塑造观念过程中的作用。
Mary Daly and Joyce Kwok，“Did Welfare Reform Work for Everyone：A Look at Young Single Mothers，”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an Francisco Economic Letter，August 3，2009.
穆勒还想知道，社会如何才能在不阻止穷人就业的情况下救济穷人。这个问题没有明确的答案。穆勒将健全的人与残疾人、老年人和幼童区分开来。他认为，社会当然不应担心救济会让残疾人不思进取，对他们也不应该削减救济。他接受济贫法改革皇家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反对取消对残疾人的补助。然而，他对身体健全者却没有那么宽容。他建议福利受助者用劳动换取福利金。几十年来，美国对穆勒的这一呼吁一直置若罔闻，不过在1988年，联邦政府和几个州开始实施“工作福利”项目，要求身体健康的受助者必须接受就业培训或职业培训。有“联邦立法之父”之称的参议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将福利重新定义为最终就业的过渡阶段。虽然1988年的这一项目有很多漏洞，但它引发了全国范围内对这个问题的激烈辩论。美国人已经习惯了保守派对福利国家的指责，里根总统也曾发起运动，反对那些开着凯迪拉克豪车去银行兑现政府补助支票的“福利女王”（welfare queens）。1985年出版的《节节败退》（Losing Ground）一书，因其指称福利支出实际上撕裂了黑人家庭而备受争议，既赢得了掌声，也遭到了谴责。1992年，当时任阿肯色州州长的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宣布，如果他当选总统，他将“如我们所知”改革福利制度时，这场围绕“保守”工作福利制展开的争论已趋于白热化。自由派的政客们可以突然变节加入反福利的阵营而丝毫不觉尴尬。在与国会扯皮了几年之后，克林顿总统于1996年签署了《个人责任与工作机会协调法案》（Personal Responsibility and Work Opportunity Reconciliation Act），为公共援助设定了时间限制，并向那些成功帮助福利受助者实现就业的州发放奖金。虽然共和党人对他们帮助起草的法案大加褒扬，但一些白宫顾问却辞职抗议，认为该法案对受助者过于严苛。由于当时就业市场非常健康，失业率降至30年来的最低水平（2000年4月降至3.9%），新工作福利制度的表现超过了预期，其不仅从福利领取清单中消去了数百万人，而且将单身母亲的就业率从63%提高到76%。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的一项研究得出结论：“改革使最脆弱的单身母亲在经济上更加自立。” 当然，如此强劲的就业市场也会使一些人无须再领取失业救济金，但毫无疑问，新法律给了他们额外的推动力。
威斯康星州在这一方面甘为前驱，其先于联邦法律数年实施了相关工作福利模式。该州设立了就业过渡期，期间为此前申请补助者提供咨询，如有必要，还会给予他们“试用工作”、儿童看护和医疗服务。纽约市效仿了威斯康星州的模式，令领取福利人数大幅下降。从1960年到1993年，纽约市领取福利的人数从25万激增到120万。到2019年，这一数字下降到了33万。美国亚利桑那州、佛罗里达州等11个州的福利制度规定，即使母亲再生一个孩子，也不会给她额外的补助。韩国和新加坡也实行了“家庭资助上限”制度。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和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的研究人员发现，这一严格规定促使更多贫困女性采取节育措施，从而抑制了她们的生育率。改革福利制度既是一场经济革命，也是一场文化革命。马萨诸塞州公共福利部已经将其门牌上的名称改为“过渡援助部”（Department of Transitional Assistance）。佛罗里达州则称其福利项目为“工作和获得经济自足项目”。这些举措的支持和反对声音可谓不相上下。在批评者看来，这些名字颇有点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式的讽刺意味。而对支持者来说，这种更名能让失业者摆正心态，激励他们出于自尊而再战职场。
但是，穆勒的计划其实更为严苛，因为他认为这些福利工作的条件必须和那些待遇最差的独立工人所从事的工作一样艰苦。而其现代改进版本则认为，没有任何理由阻止受助者为获得更有价值的工作而接受相应培训。尽管如此，穆勒再次展现了其非凡的先见之明。
穆勒担心，如果福利发放过于容易，那么穷人将代代出生在好逸恶劳、缺乏积极工作态度的家庭中。雪上加霜的是，他认为福利支出的提升只会令出生率水涨船高。因此，穆勒拒绝了提高救济福利或工资的社会主义和浪漫主义建言。这种规范性的努力忽视了关于人类天性的实证信息。穆勒需要将他的规范性政策建立在成熟、理性的模型之上。
即“阅读”（Read）、“写作”（wRite）和“算术”（aRithmetic）三种技能。——译者注 Mill，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p. 759.
此时，回溯自己的童年记忆，穆勒忆起了教育的力量。他支持对那些依靠救济度日者开展公共教育。但是教育不应该仅仅包括三个“R” 。穆勒认为在教育中灌输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喜好并没有什么错。资本主义社会有责任教导其所有公民如何在商业社会中取得成功。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后来所称的“新教工作伦理”（Protestant work ethic）并不是一种生物本能。如果剥夺了穷人接受教育的权利，那就无异于剥夺了他们走出贫民窟的唯一机会。“我认为，随着工人阶级智力水平、知识水平和自立程度的提高，他们必然会变得越来越通情达理，越来越精明节俭。” 穆勒想把道德教育和经济激励结合起来，例如，他提议政府向穷人提供我们现在所说的住房改善贷款。
Mill，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p. 950.
关于穆勒对自由放任政策与政府干预的态度，实在可以大书特书。简而言之，他基本在这一问题上恪守中庸之道，也基本没有翻过车。他拒绝站在空谈理论的自由放任立场，只信奉放任主义的假设。也就是说，政府的支持者有责任证明，获得更大的幸福感需要政府的干预：“除非某种巨大利益要求违背这一（自由放任）原则，否则，违背这一原则必定会带来弊端。” 显然，国家的必要职能应包括征税、铸造货币、防御外敌、设立法庭，诸如此类。但一些“可选”职能，如消费者保护、教育和商业监管，则应视具体情况而定。例如，与国家福利相比，穆勒更偏好私人慈善，虽然他也知道慈善可能只会起部分作用。穷人会欣然接受任何钱财，但富人并不会给予［这可部分归因于“搭便车”（free rider）效应——人们认为会有其他人承担这个责任］。因此，国家应该利用其税收权力来维持穷人的基本生活。
Mill，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p. 799.
穆勒的方法再次呈现出高度现代性。对于今天的许多政府机构，他应该会相当认可，实际上他也预料到了这些机构的出现。尽管如此，他还是确保所有的提议都通过了关键的假设测试，因为“性急的改革者认为控制政府要比控制民众的理智和意向来得容易、方便，因而常常倾向于过分扩大政府的权限”。 他阅读了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的经典著作《论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从中领悟到地方计划优于中央计划之处。
在很多方面，穆勒的立场反映了当时政府的立场。英格兰在许多重要方面已迈向了自由市场经济，但也建立了针对剥削的防范措施。1846年，威廉·格莱斯顿（William Gladstone）领导英国议会最终废除了《谷物法》，并降低了所得税率。当自由贸易的呼声最终响彻欧洲之时，议会在1802年、1819年和1833年通过《工厂法》（Factory Acts）限制了雇用童工，提供了里程碑式的保护。穆勒对这两种趋势都会表示赞同，但不是出于意识形态立场，而是经过审慎推理得出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