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llson，Ledger and Sword，p. 109.
在此期间，穆勒可能过度执迷于边沁式的精确算计，以至于完全忘记了其终极目标——幸福：“人们经常将边沁主义者描述为推理机器，虽然这种形象对大多数人来说可谓大谬……但对我来说却也算恰如其分。” 
他在20岁时就经历了中年危机。这台“推理机器”出了故障，弹簧、垫圈和电线四处乱飞。多年来，他已经拥有了“可以真正称为生活目标之物；那就是成为一个改革者。”然而，1826年冬天的一天，他陷入了一种“无精打采的状态……当平时本该带来快乐的体验变得索然无味，激不起兴趣时，他就会出现这种情绪。”他问了自己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得到的回答却让人泄气：
Willson，Ledger and Sword，pp. 132-134.
假设你生活中的所有目标都实现了。你所期待的所有制度和观点的变革，都可能在此刻完全发生：这对你来说，会是一种巨大的快乐和幸福吗？内心无法抑制的自我意识无比明晰地回答道：“不！”听了这话，我的心沉了下去，构建我生活意义的整个基础轰然倒下了。我的全部幸福都是来自不断追求这个目标的过程。目标若已不再有吸引力，谁还会对手段感兴趣呢？我似乎已经没有什么活下去的理由了。
Willson，Ledger and Sword，p. 49.
他被这种绝望困扰了6个月，期间常常盘算自杀。在此之前，他根本就没有任何人类的感情。看到美丽的花朵，他的眼里却只有花瓣的脉络纹理。如果说浪漫主义者看世界时戴着玫瑰色的眼镜，那么穆勒眼中的世界就好像用过松节油的绘画一样万物失色。多年后，尼采宣布“上帝已死”。对穆勒来说，他被冷漠的父亲夺走了爱的能力，只剩下理性，而泯灭了人性。关于他的父亲，穆勒写道：“对于各种激昂澎湃的情感，以及所有宣扬它们的言论和文字，他都极度蔑视。并认为这是一种疯狂。”
在一个宣扬理性的时代，穆勒却渴望激情。与其说穆勒受了理性主义哲学家的愚弄，不如说是他们那些无能而狂热的信徒们的牺牲品，真正排斥激情的是后者。例如，休谟就坚持认为，理性永远是“激情的奴隶”。事实上，就连边沁也只是将理性作为一种与激情对照的方法，而不是取而代之。
精神分析学家应该会视此为一个绝佳案例，虽然还不到他们登场的时候。也许折磨穆勒的是一种罪恶感，这种罪恶感源于他被压抑的死亡愿望，愿望所指向的正是他那专横暴虐，又如命运般无法逃脱的父亲，这简直是现代版的俄狄浦斯。但穆勒的遭遇比这位希腊英雄更糟。至少俄狄浦斯有一位慈爱的母亲。在他300页的自传中，穆勒甚至没有提到他的母亲！一份早期的草稿解释了其中原因：
John Stuart Mill，The Early Draft of John Stuart Mill's Autobiography，ed. J. Stillinger （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61），p.184. 另见 A. W. Levi，“The Mental Crisis of John Stuart Mill，” Psychoanalytic Review 32 （January 1945），pp. 86-101.
一个真正热心待人的母亲首先会让我的父亲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人，其次会让孩子们在充满爱与被爱的环境中成长。但我母亲所怀抱的最美好意愿，也仅仅止于一辈子含辛茹苦养育孩子而已。……我就这样在缺乏爱和充满恐惧的环境中长大成人。
他的母亲没有留下自传，是否因为和詹姆斯·穆勒的婚姻让她耗尽了爱人的能力？这一点不得而知。我只想说，穆勒家肯定不是一个全家围坐在一起，喝着热腾腾的鸡汤，享受家人温暖陪伴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