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李嘉图和马尔萨斯之间上演的可不只是关于地主的辩论。两位经济学家对经济萧条的看法也不一致。马尔萨斯相信“普遍过剩”（general gluts），这是一个讨人嫌的说法，意思是企业提供的商品和服务比人们想要购买的更多这种情况会时不时出现。而李嘉图可能宁愿相信葛德文式的乌托邦，也不相信普遍过剩的存在。李嘉图信奉的正是“萨伊定律”（Say's Law），该定律以法国人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Baptiste Say）命名，萨伊从逻辑上证明了普遍过剩只是一种空想。（科学家热衷于发现定律和构思图形曲线，也许是因为这些定律和曲线会按照习惯以发现者的名字命名。在经济学中，我们还有洛伦兹曲线、奥肯定律和哈伯格三角。）
什么是萨伊定律？劳动者、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分别得到的工资、租金和利息，加起来就是产品的销售价格。生产制造中的每一笔成本都会变成某人的收入。因此，消费者——他们无非就是下班回家后的劳动者、资本家和地主——能够买得起所有生产出来的东西。萨伊定律的标志性表述便是“供给创造其自身的需求”。
萨伊从不否认“部分过剩”（partial gluts）的存在，当消费者决定减少购买某种产品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最终，卖方将通过降低价格来抹消部分过剩。但在萨伊、斯密、休谟和李嘉图看来，普遍过剩仍然是不可能的，因为消费者必定用他们的钱做些什么，而人们欲壑难填，渴望更多物质产品。
只有马尔萨斯大声反对。首先，他注意到在1818年拿破仑战争后的萧条时期，失业率似乎很高。但是，他如何才能打破这个由萨伊画定，并得到李嘉图加持，看似无懈可击的循环周期呢？他先是沿着这个循环走，并同意消费者“可以”购买所有提供的商品，但如果他们不想花光所有的钱呢？如果他们更喜欢储蓄或把钱存起来呢？这部分资金会不会漏出萨伊的购买循环，从而让商家只能瘫坐在堆积如山的未售出商品上一筹莫展呢？
Smith，Wealth of Nations，pp. 337-338.
李嘉图对此迅速予以反击。如果消费者储蓄，他们会把钱存在银行，而银行会再把钱借给那些确实想花钱购买消费品或投资品的人。不管怎样，总有人在花钱。就连亚当·斯密都知道：“每年节省的就像每年花费的一样，经常被消费掉，而且几乎是同时被消费掉；只是消费的人不同罢了。” 
李嘉图接着揶揄他的朋友“马尔萨斯先生”，说他“似乎永远记不住”这个简单的事实。
Malthus，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p. 395.
尽管马尔萨斯没有说服多少经济学家，但他仍然感觉到储蓄和投资之间存在缺口。为了解决普遍过剩，他提出“让穷人在道路建设和公共工程就业，让地主和资产拥有者倾向于建立……并雇用工人和仆从”，认为这是“我们权力范围内解决弊端最有效、最直接的手段”。
但李嘉图回应说，马尔萨斯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几乎没有一页”是没有“一些谬误”的。
John Maynard Keynes，“Thomas R. Malthus，” in Essays in Biography，in Collected Writings of John Maynard Keynes，vol.10 （London：Macmillan，1972），p.100.
即使李嘉图当时赢了这场辩论，一个世纪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还是开启了败者复活战。在一篇辞藻华丽的赞美文中，凯恩斯先是致敬了马尔萨斯这位“剑桥经济学家中的翘楚”关于萧条的理论，同时抨击了李嘉图：“如果19世纪经济学的源头是马尔萨斯，而不是李嘉图，那么今天的世界将会更加智慧和富足！” 凯恩斯在这里肯定夸大了李嘉图学说的支配地位（称他“像宗教裁判所征服西班牙那样彻底地征服了英国”），也夸大了他自己的分析与马尔萨斯之间的相似性。尽管凯恩斯和马尔萨斯都反对萨伊定律，但马尔萨斯在储蓄与投资的关系上并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他还敦促开展公共工程以减缓投资，而不是像凯恩斯那样倡导刺激商品销售。尽管如此，如果凯恩斯说马尔萨斯启发了他，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同意呢？
马尔萨斯和李嘉图之间的真正分歧并非围绕过剩、租金或保护主义，而是围绕方法论。他们生活在科学发现的时代。两人都致力于寻找因果关系。基于这些联系，两人都对将来会发生什么做出了预测。但李嘉图更专注于经济过程中错综复杂的一系列步骤。而马尔萨斯似乎更乐于发现一个普遍原理，然后将其应用于世界。回想一下李嘉图小心翼翼提出的，达到停滞状态的七步路径吧。无论是斯密还是马尔萨斯都没有构建过如此缜密的模型。在詹姆斯·穆勒的指导下，李嘉图尝试演绎的是一条长长的推理链。他想推导出像欧几里得几何或牛顿力学那样确凿无疑的命题。有时他的假设或第一前提就是错误的。但基于这些前提的话，他的理论可谓不容辩驳。只可惜，这些理论虽不容辩驳，却未必有用。凯恩斯和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都指责李嘉图只会选择那些确保可以证明他想要结果的假设或例子。熊彼特称之为“李嘉图恶习”（Ricardian vice）。熊彼特还指责过谁染上了李嘉图恶习呢？答案就是凯恩斯。
Ricardo，Works and Correspondence，vol.8，p.184. Robert Torrens，Essay on the External Corn Trade （London：J.Hatchard，1815），pp. viii-ix.
李嘉图曾友好地探讨了他和马尔萨斯的方法论差异：“我想，我们的差异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归因于你认为我的书比我预期的要更现实。我的目的是阐明原理，而为了做到这一点，我设想了一些强有力的案例。”李嘉图也更偏好长期分析而非短期描述，他告诉马尔萨斯：“你总是放不下那些具体变化带来的即刻的、暂时的影响——而我把这些……置之脑后，从而把我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由这些变化导致的事物的持久状态之上。” 难怪两人的来往信函表明，李嘉图拒绝承认马尔萨斯的经验观察。这些观察要么不够强有力，不能为李嘉图的案例所用，要么似乎转瞬即逝，而不够普遍和持久。但由于马尔萨斯从未构建过复杂的分析模型，他也因此以变化无常而闻名。与他同时代的罗伯特·托伦斯（Robert Torrens）曾对此写道：“在经济科学的主要问题中，马尔萨斯先生几乎从未欣然接受过一个他日后不会抛弃的原则。” 后来，凯恩斯也赢得了同样的善变名声，即使对他最尖刻的批评者也“称赞”他的折中主义是“从最好中选择最坏的”。
Mark Blaug，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3d ed.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p.140.
尽管受到凯恩斯和熊彼特的攻击，但包括卡尔·马克思、里昂·瓦尔拉斯（Léon Walras）、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和克努特·威克塞尔（Knut Wicksell）在内的知名经济学家都对李嘉图的卓越成就交相称赞。20世纪一位研究经济方法论的杰出学者宣称：“如果经济学本质上是一种分析的引擎，一种思考的方法，而不是大量的时效性原则，那么李嘉图就是经济学技术的实质发明者。”
人们对马尔萨斯的普遍印象是，在他去世后，有些人来参加葬礼是为了哀悼，有些人则是来确认他真的死了。而李嘉图则因他的才智、善良和性格吸引了更多的仰慕者。在他51岁，也就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年，他仍在与奴隶制支持者做斗争，谴责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国家之耻。他是个有钱人，本可以在乡间田园悠然度日，抑或周游世界，纵情享乐。与此相反，他却利用闲暇时间研究令人费解的难题，并从中得出他认为正确的深奥答案。在独立认识这个世界的同时，他还通过书本、报纸和议会演讲向他人传授知识。他的比较优势法则和经济租金理论至今仍然在教科书中有一席之地，并一如既往地雄辩和权威。
虽然世界各地都在教授李嘉图的理论，但最适合检验他遗产的还是欧洲国家。如今欧盟各国大胆地紧密联合在了一起，以避免20世纪在欧洲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重演。它们履行了1992年的承诺，消除了所有成员国之间剩余的贸易壁垒，这让李嘉图赢得了一场小胜。如要取得彻底的大胜，欧盟成员国还必须遵守他们的第二个承诺：不在他们的海岸上建立堡垒，不阻止美洲、非洲、亚洲各国乃至脱欧后的英国参与他们的自由开放计划。到目前为止，结果好坏参半。尽管美国的金融公司已经开了个好头（通常是通过与欧洲实体合并），但欧洲农民仍继续享受他们相较于美国、澳洲和拉丁美洲同行的“特别优待”。尽管欧盟国家大肆宣扬自己对处境艰难的加勒比和非洲农民的“大力支持”，但它们同时向世界市场倾销了数百万吨受补贴的蔗糖，压低了全球糖价；德国马铃薯农民抗议进口外国马铃薯；而法国的葡萄种植者则竭力将南非的夏敦埃酒拒之门外。最具争议的贸易问题却可能是香蕉！美国前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为此曾一度暂时中断有关科索沃战线的紧张会议，她说：“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在香蕉上花这么多时间。”欧洲仍在保护其非洲前殖民地免受加勒比和拉丁美洲香蕉种植者的冲击。目前，香蕉俨然已成为反对自由贸易的有力武器。对此，李嘉图可能会感到失望，但同时也充满希望。如果有一种方法可以衡量今后世界对李嘉图的理论遗产的态度，那大概就是“且看香蕉如何”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