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cardo，Works and Correspondence，vol.5，p.55；vol.1，p.265.另见 Mark Blaug，Ricardian Economics （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58），p.33. 德国历史学派后来拒绝李嘉图的方法，并将有机模型应用于各国。威廉·罗雪尔（Wilhelm Roscher）和古斯塔夫·施穆勒（Gustav Schm?ller）认为国家会经历诞生、成长并最终被埋葬的过程。在一个国家的某一阶段行之有效的政策和原则，在另一阶段却未必奏效。
早些时候我们说到，李嘉图窥见了当时英国的两种未来：一个是作为外向型贸易者的光明未来，另一个是作为孤立主义者的黯淡未来。通过比较优势分析，李嘉图预见到英国将成为世界工厂。他在议会众议员前兴高采烈地宣称：“如果我们摆脱了两大弊害——国债和谷物法，这将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它在繁荣方面的进步将超出我们的想象。”李嘉图并没有给出马尔萨斯那样的悲观预言，而是对他的听众许以国家的进步：“人会从青年步入成年，然后衰老并迈向死亡，但这不是国家的发展历程。当国家的国力达到最强盛之时，其进一步发展确实可能会遭遇阻力，但国家的自然趋势仍可令其国祚绵长，维持自身财富和人口经久不衰。” 
尽管对贸易秉持如此昂扬乐观的精神，一些作家还是坚持把李嘉图描绘成一个和马尔萨斯一样悲观的分析师，只是比后者聪明一点而已。事实上，李嘉图确实花了不少时间去分析那个令人沮丧的“孤立主义未来”。但我们不能忘记，这一未来只是被用作第一条道路的陪衬，以便吓唬政客们，让后者采取更自由放任的政策。
这第二条道路是什么？在进行分析之前，让我们先从一系列步步递进的推演开始。接受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后，李嘉图预见到①人口增长导致人们对食物的需求更多，②继而导致农业向不那么肥沃的土地扩张，③继而导致农业成本上升，④继而导致食品价格上升，⑤继而导致需向劳动者支付更高的工资，⑥继而导致企业家利润下降，⑦继而导致拥有最优质土地者得到更高的地租。
为了理解李嘉图的博弈策略，我们必须先运行他的“博弈程序”并确定参与玩家。第一位，也是数量最多的参与者——劳动者。根据马尔萨斯原理，当工资上涨时，他们的人数会倍增，而这又会降低他们的工资。因此，经过漫长的博弈过程，根据当时的习俗和预期，工资将保持在一个足以维持他们生活的水平。李嘉图并没有嘲讽他们在生存线上苦苦挣扎，衣衫褴褛，步履蹒跚，四处寻觅残羹冷炙的窘态，他写道：
Ricardo，Works and Correspondence，vol.1，p.97.
劳动力的自然价格不能理解为绝对固定和恒常不变的，即使是以食品和必需品作为评估标准也是如此。这一价格在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中会有所变化，在不同国家间也是迥异。这一点基本上取决于人们的风俗习惯。如果一个英国劳动者的工资只能购买土豆以果腹，蜗居泥屋以栖身，那么他就会认为自己的工资低于自然率，不足以供养一家人口。
第二位参与者是农场主。但请注意，他们并不拥有自己耕种的土地。李嘉图把他们描绘成租用土地、雇用劳动者并赚取利润的资本家。农场主拥有的不是工厂里的工具，而是耕地用的犁。李嘉图同意亚当·斯密的观点，即资本家或农场主有一种“不安于现状的渴望”，想要跟随市场信号，将资源和投资转移到最有利可图的项目上。因此，他们为社会执行非常重要的任务，但未必是因为他们热爱这个社会。
李嘉图描述中的第三位，也是最有权势的参与者，是把土地租给农场主的富有地主。地主过着悠闲的生活，但最终比其他参与者获得了更多的财富。
李嘉图修改了当时的经济惯例和“租金”的定义。回想一下围绕《谷物法》的争论。一些人声称，谷物价格上涨是因为地主向农场主收取了更多的租金。李嘉图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价格上涨是因为战时短缺，这吸引了企业家进入农业生产。当他们进入市场时，地主们发现有更多的资本家在叩门求地，哄抬土地租金。因此，土地租金高是因为谷物价格走高，而不是相反。当战时封锁解除时，谷物价格也会随之下跌，地主们将不得不减少所收取的地租。用现代经济学术语加以解释的话，租用土地的欲望是一种“派生需求”（derived demand），由谷物的供求关系决定。
李嘉图接着论证，只有在社会对地主的地产有需求的情况下，他们才可能收取地租。有些地主的地产会比其他人的更肥沃，地租水平就会根据这种肥沃程度的差异而定。如果阿尔拥有一块能生产1000吨谷物的土地，而琼在附近拥有一块只能生产500吨谷物的土地，阿尔就能向资本家农场主收取更高的地租。
地租的出现，就是因为所有的土地本身不对等：
Ricardo，Works and Correspondence，vol.1，p.70.
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当次等肥力的土地投入耕种时，头等的土地马上就开始有了地租，而地租额的多寡就取决于这两部分土地的质量差异。当三等土地投入耕种时，二等土地的租金就会立即上升，并像之前一样，数额由生产力的差异所调节。与此同时，其余头等土地的地租将会提高。
如果李嘉图是对的，土地租金就会随着人口的增长而上涨。当需要食物的人数很少的时候，他们只需耕种最好的土地就能获得足够的粮食。随着人口的增长，农民们开始开垦次优的土地。由于次优土地产量较少，优质土地的所有者现在就可以收取租金。耕种这些二等土地的工资和正常利润将决定粮食的价格。而且由于在品质较好的土地上耕种成本较低，因此产生了盈余。地主获取了这部分盈余。
为什么李嘉图的这番洞察会令人皱眉不满，甚至心生恐惧？因为根据这一推论，经济增长之路将止步于一条“沟渠”，无论是字面还是象征意义皆如此。在一段时间内，资本家农场主可以扩大生产，甚至向劳动者支付更高的工资。但很快，心满意足的劳动者就会添丁进口，结果劳动者数量的增长压低了工资。英国该如何养活这些嗷嗷待哺的民众？只有耕种更多的土地。但请记住，这些新开垦的土地产能会较低，而且耕种成本最高，因为农场主一开始已经开垦了最肥沃的土地。
Ricardo，Works and Correspondence，vol.1，p.35.
粮食价格会上涨。但是资本家不会从中获利，因为他必须支付劳动者更多的工资，这样他们才能维持生活。如果资源“在农场主和劳动者之间分配，给予后者的比例越大，留给前者的就越少”。 此外，当农场主开始耕种劣质土地时，拥有最好土地的地主便可收取更高的租金。谁是这场博弈的赢家？是地主。那谁是输家呢？是农场主资本家。谁不输不赢保持老样子？是劳动者，只是当农场主耗尽土地时，劳动者们最终可能会遭遇饥荒。李嘉图称这种阴郁的困境为“停滞状态”（stationary state）。按字面意思，不夸张地说，饥饿会迫使社会连沟渠都被开垦耕作。而从象征的角度，这不正喻示着资本家农场主和劳动者被困在沟渠之中挥舞手臂大声呼救的情景？
Ricardo，Works and Correspondence，vol.1，p.120.
为什么李嘉图如此强烈地背离了亚当·斯密所描绘的美梦？斯密笼统地假设，农业不会衰退到低生产力，而工业将不断提高生产率。用现代的术语来说，斯密看到的是农业的不变收益和工业的递增收益，这使得各方都能繁荣兴旺。李嘉图则描绘了工业的收益不变而农业收益递减的情况。李嘉图确实希望科技能周期性地拯救经济，“幸而因生产必需品的机器常有改良，农业科学也有发现，我们才能够少用一部分以前必要的劳动，因而降低了劳动者的基本必需品的价格，才屡屡遏制了这种利润倾向下降的趋势”。 尽管如此，我们不能自大地指望技术每次都能救我们于水火。
不过，不知你是否读过狄更斯的《圣诞颂歌》（A Christmas Carol）这本书？书中的鬼魂向主人公斯克鲁奇描述了未来的圣诞节，一个在饥饿、恐惧和绝望的笼罩下的阴森情景。斯克鲁奇胆怯地问，圣诞节一定会变成这样吗？伴随着嘎吱作响的锁链碰撞声和余音不绝的刺耳喘息声，鬼魂将明天留给了斯克鲁奇自己去面对。
Ricardo，Works and Correspondence，vol.8，p.208；另见 Ricardo 在 1820 年所写的 Encyclopedia Britannica，vol.8，p.179.
李嘉图不是一些人所描述的丑陋地精，而更像是《圣诞颂歌》中的鬼魂，他警告英国，狭隘贪婪的政策将带来更艰难困苦、利欲熏心的时代，而一个开放、外向的贸易立场则预示着更加幸福的明天。他写道：“我主张谷物自由贸易，理由如下：当贸易自由，谷物廉价时，无论资本积累的规模多么巨大，收益都不会下降。”经济增长将不会止于沟渠。尽管增长障碍来自“食品和其他原始产品的稀缺和由此导致的高价位……如果让这些产品从国外供应，以换取制成品，那就很难说财富积累的极限在哪里了”。
李嘉图的分析已被证明有许多值得商榷批评和需要加以扩展之处。和马尔萨斯一样，他低估了劳动者的自我“约束力”。他们并没有像他担心的那样迅速繁衍。正如前面提到的，米尔顿·弗里德曼曾手拿一支铅笔作为他的经济自由象征。有时古典经济学家给人的感觉是他们手里拿的应该是一只兔脚——不是为了祈求好运气，而是为了象征他们对人类繁殖倾向的看法。和马尔萨斯一样，李嘉图强烈反对《济贫法》，因为它最终将带来饥饿，他还坚称“每一个穷人的朋友都必定热切希望将其废除”。
Henry George，Progress and Poverty （New York：Schalkenbach Foundation，1929），p.545.
1879年，通过亨利·乔治（Henry George）的《进步与贫困》（Progress and Poverty）一书，李嘉图对地主阶层的猛烈抨击和对租金的细致描摹以一种朴实但却炽热的语言风格传入了美国。乔治是一名有着救世情结的记者，他带着一帮追随者发起了“单一税运动”（single-tax movement）。乔治因地主阶层的不当得利而愤愤不平，他谴责那些地主在其他人努力创造财富的时候只是坐地收租，不劳而获。乔治提议对土地大规模征税来消减地租，他比《旧约》中任何一位先知都更有魄力地预言，这样做将消除贫困；抑制贪得无厌的欲望；截断罪恶和不幸的源流；用知识之灯照亮黑暗之地；推动发明、促进发现；在政治上以强硬代替软弱；并杜绝无政府状态与专制暴政。
这个建议有几个问题。首先，经济学家会对李嘉图讨论的“经济租金”（economic rent）和农场主支付给地主的普通租金加以区分。李嘉图认为，经济租金是一种超出了维持土地、劳动力或资本当前投入所必需支付费用的部分。在李嘉图的分析中，由于土地只能用于种植谷物，所以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就可以将其作为农田。土地所有者别无选择，只能用它来生产谷物。因此，任何支付给地主的租金都是经济租金。棒球名将威利·梅斯（Willie Mays）曾经说过，他愿意免费打球。如果他真这么做，届时他得到的任何报酬都将是经济租金，因为这超出了让他打球的必要报酬。
电影明星也能获得经济租金。假设西尔维斯特·史泰龙（Sylvester Stallone）总是在演戏和当一名职业裁缝之间进行选择。如果一部电影的片酬低于3万美元，他就会改行去缝边角和袖口。因此，如果一部新电影《洛奇大战兰博2》（Rocky Meets Rambo II）的3D版付给他500万美元，我们会说其中3万美元是“转移收入”（transfer earnings），497万美元是经济租金。也许亨利·乔治会有足够的勇气收走史泰龙所有的租金。
关键是，维持土地、劳动力或资本的特定用途所做的部分支付并不是经济租金，而是转移收入。超过这部分的支付才是经济租金。因此，如果一个土地所有者每月没有收到农场主1000美元的地租的话，就会把自己的土地转用作狂欢节的帐篷场地，那么他收到的第一笔1000美元就不是经济租金。我们需要注意语言上的歧义。公寓房客通常所说的“租金”并不是经济租金，除非它超过了必要的支付额。但是亨利·乔治怎么知道总计支付中的哪一部分是需要征税的经济租金呢？在这一点上，他也许需要更多的天启之助吧。
土地单一税运动也面临着需要加以跨越的道德障碍。如果为了公平起见，需对经济租金课以征税，那么对土地、劳动力和资本是否该一视同仁？可乔治又该如何区分史泰龙的转移收入和经济租金？参议员和著名经济学家的薪水呢？要知道并不是每个人都像威利·梅斯那样诚实。
虽然乔治从未真正实现他的单一税目标，但他却在美国和英国名声大噪，两地的狂热拥趸们建立了单一税收社团来传播其主张。《进步与贫困》一书的传播速度甚至比劳动者的繁衍速度还快。尽管这场运动最终衰落了，但乔治的支持者可以自豪地指出，财产税已成为美国州和地方财政的一个来源。只是如今他们不再像60年前那样信誓旦旦，自诩替天行道了。乔治高估了租金和租金收入在未来的重要性。19世纪，各级政府的财政扩张程度均十分惊人。即使政府可以在没有遭遇反抗或导致严重衰退的情况下收取所有租金，也照样会入不敷出。1929年，财产租金约占国民收入的6%。如今，这一比例已经稳步下降到远低于1%的水平。财产税曾经占到州和地方预算的65%，而现在只占到17%左右。
“Taxing Commercial Properties：Economic Impact Report，” Office of the Controller，City and County of San Francisco，Item 19005 （November 11，2019），p.4. Eve Baty，“A Castro Restaurant’s NIMBY Play to Thwart Competitor Has Failed，” San Francisco Eater，October 28，2019，https：//sf.eater.com/2019/10/28/20936988/castro-mediterranean-new-falafel-nimby.
在过去的20年里，随着实体零售店的生意被网上商家抢走，曾经熙熙攘攘的商铺如今只剩空荡荡的店面。空置的店面曾经是经济衰退的信号。现在，它们则体现了技术进步和消费者不断变化的偏好（以及对替代用途想象力的缺乏）。一家夫妻五金店很难与家得宝（Home Depot）和劳氏（Lowe's）的当天送货上门服务竞争。当下，旧金山和奥克兰等城市正以一种匪夷所思的新“乔治”式手段，试图通过提高土地所有者的税收来对抗店面空置。市民领袖将这些店面的房东描绘成了贪婪的资产拥有者，只等着坐收暴利。与此同时，整个社区却是死气沉沉，一盘散沙。当然，房东们则认为自己是结构转换的受害者，在如今这个Forever 21、鲍德斯书店（Borders）和睿侠（RadioShack）等曾经名噪一时的公司纷纷倒闭的时代，能找到付得起租金的租户已经要谢天谢地了。在2015年至2018年间，尽管旧金山经济强势，总体就业增长13%，但零售岗位数量下降了8%。 土地所有者还指出，城市法规经常禁止他们将土地出租给有营业潜力的租户——例如，限制许多店面改建为餐馆。2019年，旧金山的一家沙拉三明治餐厅利用该市诘屈难懂的市政规定，试图禁止竞争对手在其附近开设新店。 抛开沙拉三明治战争和空置税的争论，乔治可能会觉得有趣的是，他的子孙们课以重税的对象并不是租金，而是租金的缺席！
如果经济学家间的较量如同一场橄榄球赛，那么乔治在接到李嘉图的传球后狂奔突进时，与李嘉图同时代的马尔萨斯定然会试图反击。在《谷物法》的问题上，马尔萨斯接受了李嘉图关于租金和农业收益递减的大部分分析。但他提出了四点反驳意见。第一，他坚持认为《谷物法》实际上促进了国内粮食产量的增长，因为它提高了粮食价格。第二，马尔萨斯认为谷物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商品，不能交予外国生产商之手。第三，他得出结论，较高的粮食价格实际上增加了劳动者的工资，因为劳动者的工资是根据粮食价格支付的。马尔萨斯由此声称，工资的上涨幅度将超过对更高的食品价格加以补偿所需。李嘉图并不同意这一点。用现代术语来说，他认为更高的“名义”工资并不意味着更高的“实际”工资；也就是说，工资上涨并不意味着劳动者可以购买比以前更多的东西。在李嘉图看来，马尔萨斯的观点听起来就像一个独裁者微笑着向民众挥手致意，允诺他会将工资提高一倍。人群爆发出欢呼声。他们向五层楼高的独裁者海报致敬，一片欢欣鼓舞之势。可第二天，他们去商店时，发现商店员工整晚忙活，为的是把所有价格标签都乘以二。
第四，马尔萨斯委婉地为地主辩护，采取的方式就是恭维李嘉图，称他：
Malthus，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p. 186.
凭着他的才能和勤奋，已经成了一个相当大的地主；一个更可敬、更优秀的人，一个就他的头脑和心灵的品质而言，完全配得上他所获得一切的人……在整个地主圈子里都无人能出其右。
这番奉承并没有给马尔萨斯带来什么好处，除了曾有一次受邀前往李嘉图的乡间别墅以外。李嘉图从未说过，地主阶层会故意吸干一个国家的命脉。他们就像吸血鬼一样，被自身之外的力量所驱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李嘉图作为一个慷慨的地主，激怒了地主阶层；而马尔萨斯作为一名谦恭的教师，却惹恼了卑微的民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