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圣诞老人开始在美国各地免费分发玩具、饼干和衣物，美国的境况会变得更好吗？是的，因为我们可以把时间花在其他事情上，而让我们的孩子尽情享受礼物。还有一个不可避免的后续问题：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吗？答案并非如此。美泰（Mattel）和孩之宝（Hasbro）这些玩具公司的员工可能会发现，圣诞老人是一个特别不公平的贸易竞争对手，并导致他们被裁员解雇，只能到州失业办公室前大排长龙。
David Davies，The Case of the Labourers in Husbandry Stated and Considered （London，1795）；Frederick Morton Eden，The State of the Poor：A History of the Labouring Classes in England，with Parochial Reports，ed. A. G. L. Rogers （London，1928）；Gregory Clark，A Farewell to Alms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7），table 3.6，p.30；Joel Mokyr，“Is There Still Life in the Pessimist Case？Consumption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1790-185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8，no. 1 （1988），pp. 69-92；Malthus，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1798），ch. 1，p.25.
李嘉图和所有自由贸易者面临的问题是，全美的面包师、玩具制造商和裁缝会更希望政府拦截并摧毁圣诞老人的驯鹿车。他们会宣称，这些工作应靠我们自己加以补充和维护。但他们忘记了全国各地消费者获得的收益，尤其是对较低阶层的消费者，对后者来说，更便宜的食品就意味着更好的生活。我们不要忘了，对于普通家庭来说，生活是多么艰难。我们知道《圣经》上有句话：“人不能只靠面包活着。”在李嘉图著书立说并在议会上据理力争的时代，工人们将工资的75%花在食品上，一半以上的工资用来购买谷物，制作面包。他们剩下的钱只够在面包上涂一些培根油或奶酪，然后就着茶喝下去，茶叶量每天不到十分之一盎司。他们的平均饮食摄入热量约为2300卡路里，与1800年时刚果和新几内亚的狩猎采集者持平。他们获取的热量比我们现在少40%，这让当时成年男性平均身高不到一米七。工人和农民每周工作6天，每天都是起早贪黑。虽然莎士比亚在《皆大欢喜》（As You Like It）中描绘了迷人的仲夏和对田园生活的赞美，马尔萨斯却指出，在农村，“农民的儿女们在现实生活中可不会觉得自己像是在浪漫故事中描述的那种玫瑰色小天使……（他们）很容易在成长过程中发育不良，需要很长时间才能长大成人”。 
李嘉图自然不难看出，阻止廉价粮食进口是如何伤害工人和损害其雇主利益的。
除了对消费者的伤害，保护主义者还忘记了就业机会是通过向其他国家出售商品和服务创造的。当李嘉图宣称“地主们的利益总是与社会中其他阶级的利益对立”时，无怪乎他就此成为上层阶级的公敌。尽管李嘉图才智出众，论点有力，但他没能说服议会软化态度。《谷物法》一直持续到1846年才被废除。然而，李嘉图确实说服了后世的几代经济学家，让他们相信保护主义虽然对某个特定群体有利，但基本上总是对整个经济体不利。人们有时会因为经济学家时常在施政方针上意见不一而对他们加以嘲讽。萧伯纳曾预言：“就算把所有的经济学家首尾相连，他们也不会得出结论。”然而，在20世纪，数千名经济学家曾数次联署请愿书，恳请美国政府不要阻止进口。每当国内经济陷入停滞时，一些政客就会通过恐吓国外经济体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来安抚选民。在美国和全世界最需要自由贸易的大萧条时期，美国却征收了20世纪最高的关税。当经济转向内向型时，其几乎总是掉头下行。在经济学中，从不存在什么“朝向内部的上升螺旋”。
引用见 Harry Anderson，Rich Thomas，and James C. Jones，“Carving Up the Car Buyer，” Newsweek，March 5，1984，p.72.
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汽车制造商开始“自愿”限制对美国的出口，以避免美国国会采取更严厉的制裁措施。由于日本汽车的供应受限，其价格自然上涨，美国制造商便能够对自己的汽车给出更高的售价。经济学家估计，美国消费者在第一个年头因此损失了3.5亿美元，而在限制措施实施的头三年里，汽车价格上涨了近3000美元。即使此举确实最多“保住”了1万个工作岗位，美国经济蒙受的损失也足以给每个工人支付3.5万美元的年薪，然后让他们坐在家里无所事事。实际情况适得其反，买得起汽车的消费者减少了，购车者的剩余资金也减少了，导致其无法购买其他商品，并使其他行业的就业机会也减少。布鲁金斯学会的罗伯特·克兰德尔（Robert Crandall）指责说：“国内汽车制造商可以而且也应该降价，但政府却让美国消费者沦为俎上之肉，这可正中制造商们的下怀。”
1989年，汽车业游说人士“恳求”财政部将进口的小型货车和SUV归类为卡车。如果财政部屈服于压力，这类汽车的关税将增加10倍。英国政府尤其代表路虎（Land Rover）公司抗议这一提议。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告知白宫，女王本人开的是路虎揽胜，她绝不会开卡车。
如果英国人抛售美元，美元的价值（汇率）就会下降。因此，贸易逆差通常会导致货币贬值。但随着美元贬值，美国出口商发现向外国人销售产品更容易，而外国生产商在美国销售产品更困难。这一过程最终会减少贸易逆差。如果外国人认为美国经济是健康的，并且会获得比在本国投资更高的回报，他们也可以用手中的美元购买美国资产，比如房地产和工厂。虽然外国买家的“入侵”可能会让外国人在美国拥有更大的政治发言权，但到目前为止，外国所有权的比例仍然足够小，政治影响也微乎其微。与此同时，美国人会通过更多的就业机会，增加城镇、州和华盛顿的税收收入，外国技术和技术向美国转移等方式受益。
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曾简明扼要地阐述过一个保护主义论点：“我不太了解关税，但我知道，如果我在美国买一件外套，我得了一件外套，美国得了钱；而如果我在英国买一件外套，我得了外套，英国得了钱。”他是对的——他真的对关税不太了解。像重商主义者一样，林肯不明白的是，一个国家是否富裕，是看它有没有能力消费大量的商品和服务，而不是储存了多少印有总统肖像的硬币或纸币。如果林肯在伦敦购买他喜欢的大衣，他会将一些美元兑换成英镑。于是伦敦有人手里就有了美元。伦敦人之所以舍英镑而取美元，绝不是要拿后者来糊墙的。这个伦敦人要么购买美国产品，要么用美元兑回英镑。如果他买了一件美国产品，那林肯想必会高兴，因为比起美国货，他其实更中意伦敦的大衣，而那个伦敦人也会高兴，因为他喜欢美国的商品。而如果他选择兑掉美元，他也得将其转手给其他想买美国商品的人。
如果我们能用一百万艘装满美钞的小船来交换载满英国货物的玛丽皇后2号货轮，那又会如何呢？财政部就可以再印刷数十亿张面值5美元的钞票了。按照林肯的逻辑，我们会得到漂亮的毛衣、茶壶和粗花呢西装，而英国人会得到纸币！虽然林肯没有搞明白，但这绝对是一笔上好的交易！而且对我们有利。林肯不明白的是，英国人接受美元是因为他们可以用美元购买美国商品和金融资产。这个世界也许并不是由钱推着转，但钱确实在全世界范围内流通运转。一旦这种流通被阻止，商品就不能从生产成本最低的地方流向需求最强烈的地方。
问题不在于大衣是否会在美国生产，而在于我们利用宝贵的资源所生产的产品，其机会成本是更高还是更低。通过允许开展贸易，各国便可使其公民将资源从低生产率行业转移到高生产率行业。如果国家实现了转型，家庭就可以用更少的代价享受更多的商品。
参见 Murray Weidenbaum and Michael Munger，“Protectionism at Any Price？，” Regulation，July-August 1983，pp. 14-22，引用见 Benjamin M. Friedman，Day of Reckoning （New York：Random House，1988），pp. 58-60. “Economic Impacts of the Canadian Softwood Lumber Dispute on U.S. Industries，” U.S. Senate，Committee on Commerce，Science and Transportation，Hearing Archives （February 14，2006），pp. 1-53.
然而，这种转型确实会给低生产率行业的工人和业主带来痛苦。但是贸易保护措施往往让消费者付出更大代价，对此政府的最好办法是直接补偿被解雇的工人，并支付他们的再培训费用。在20世纪80年代初，保住一名钢铁工人的饭碗，成本超过10万美元，而“挽救”一名制鞋工人的就业岗位，成本则为7.7万美元。 从2002年到2006年，对加拿大木材的惩罚性关税使美国新建房屋的成本上升了约10000美元。 此外，保护主义的逻辑会导向经济停滞。大多数提高了我们生活水平的行业和发明都会导致其他人失业。施乐（Xerox）公司曾经制作过一个获奖电视广告，描绘了一个在修道院工作的僧侣，辛苦地抄写着一页页古老的祈祷经文。有一天，他的住持表扬了他手抄的羊皮纸经文，但随后又要求他多抄500份。这名已经疲惫不堪的僧侣先是惊慌失措，然后大摇大摆地转过街角，走向一台新复印机。借助这机器，几秒钟就完成了任务。当他把五百份副本交给他的住持时，这位住持幸福地望着天空，宣称：“这是一个奇迹。”你能想象一个组织严密的僧侣政治行动委员会要求对僧侣职位实施保护吗？成千上万的僧侣在华盛顿游行会是什么情景？有多少僧侣会被电子复印机取代？
还是那句话，自由市场并不是一个没有痛苦的市场。“看不见的手”不会像母亲庇护孩子那样保护我们。如果人们更喜欢稳定，也许他们应该选择被保护。但是，经济增长和进步的获益通常不会降临到那些蜷缩在角落里，指望政府阻止港口接受希腊人货物的人身上。
经济学家的幽默感并不是世人高看他们的理由。但社会科学领域中讥讽作品的高光时刻却出自19世纪40年代法国经济小册子作者弗雷德里克·巴斯夏（Frédéric Bastiat）之手。当时法国提高了进口关税，巴斯夏遂撰文道：
来自蜡烛、灯笼、烛台、路灯、灭火器的制造商，以及石油、兽脂、树脂、酒精等一切和照明有关的产品的制造商，致尊敬的下议院议员。
先生们：
Frédéric Bastiat，Economic Sophisms （Princeton，NJ：D. Van Nostrand，1964），pp. 56-57. 巴斯夏还讽刺地暗示，法国可以通过砍掉每个人的右手来增加对工作的需求。
……我们正在遭受一个外部竞争对手的毁灭性竞争，在生产照明产品方面，他的工作条件显然比我们优越得多，他以令人难以置信的低价涌入国内市场。……这个对手……不是别人，正是太阳。……我们要求你们大发慈悲，通过一项法律，勒令关闭所有的窗户、屋顶窗、天窗、内外百叶窗、窗帘、窗框、牛眼灯、舷窗盖和垂直帘；简而言之，就是所有的开口、洞、裂缝和罅隙。……如果你封闭了尽可能多的自然光，从而创造了对人造光的需求，法国的哪个行业最终不会得到促进呢？……如果法国消耗更多的油脂，就有必要饲养更多的牛和羊。……对于运输业也是如此。
对我们这个时代来说，更严重的问题在于，李嘉图的分析暗示，富裕国家的保护主义使欠发达国家陷入停滞。一方面向这些国家提供数百万美元的援助和贷款，另一方面又在受援国面前设置贸易障碍，这种行为似乎自相矛盾。例如，美国国会在国内食糖生产商的压力下，阻挠了许多加勒比国家的发展计划。食糖进口配额从1977年的约600万吨收紧至1998年的120万吨。那么，当美国边境以南的拉丁美洲农民们发现古柯是一种更有吸引力的作物时，我们又何必为此感到惊讶呢？
有时，在一个较小规模内设想一下贸易保护主义论调会对我们理解其荒谬有所帮助。富人会因为与穷人交易而受到伤害吗？埃隆·马斯克应该自己做鞋，而不是买鞋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为什么美国从马来西亚购买鞋子会受到伤害呢？如果所有人都能自给自足，国家会更富裕吗？如果所有的社区都自给自足呢？每个县是否也应该建立贸易边界呢？很少有人会对此回答说是，宪法也会禁止这种行为。但是，为什么一个国家要通过拒绝国外生产的更廉价商品来致富呢？
Emily Glassberg Sands and Vinod Bakhavachalam，“Ranking Countries and Industries by Tech，Data，and Business Skills，” Harvard Business Review，March 27，2019. “足球妈妈”这个短语最初用来描述那些开车载孩子去踢足球并在一旁观看的妈妈们，其后引申指家住郊区、已婚，并且家中有学龄儿童的中产阶级女性。“足球爸爸”的含义与之类似。——译者注 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Global Status Report on Road Safety 2018，https：//www.who.int/violence_injury_prevention/road_safety_status/2018/en/.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国家加入了“关贸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这是一个旨在促进自由贸易的组织，也是今天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前身。此后，多边贸易谈判启动，切实减少了世界关税壁垒。然而，极端孤立主义势力的威胁始终蛰伏。20世纪80到90年代，当一些顶级理论家开始对李嘉图的分析吹毛求疵时，保护主义者在学术领域抓住了不少把柄。诺贝尔奖得主、知名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开始提出一些相当难解的问题。例如，典型的李嘉图式例子比较的是两个人力和自然资源禀赋完全不同的国家，从而解释了为什么英国织布机可能需要埃及羊毛。但克鲁格曼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部分贸易增长都是在收入和资源相似的国家之间进行的。今天，世界上第二繁忙的贸易边界位于美国和加拿大之间，这两个国家除了一边喜欢曲棍球棍，而另一边喜欢“烧火棍”（枪械）之外，其他方面均非常神似。在欧洲，即使是全球技能指数（Global Skills index）也显示德国和瑞典基本称得上旗鼓相当，德国卖保时捷给瑞典，而瑞典卖沃尔沃给德国（尽管沃尔沃汽车公司如今是中国企业）。 可为什么两个国家都生产汽车呢？这可不太像是李嘉图的论调。战略贸易理论（StrategicTrade Theory）和新地理理论［New Geography Theory，建立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剑桥大学的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和斯德哥尔摩大学的伯蒂尔·奥林（Bertil Ohlin）和伊莱·赫克舍（Eli Heckscher）的研究基础上］的发展者解释说，公司通过专门化实现规模经济，这降低了他们的平均成本。但为了保持低成本，公司不会试图迎合所有人。沃尔沃迎合了那些将安全看得高于一切的人。它的广告针对的是“足球妈妈”和“足球爸爸” ，至于那些总想着手动飙到五挡的赛车迷是否喜欢沃尔沃则无关紧要。保时捷在专门化方面也是异曲同工。保时捷车速更快，德国的交通死亡率也比瑞典高出40%。法拉利也很快，在意大利通过了一项要求乘客系上安全带的法律后不久，那不勒斯的商人们开始出售印有黑色斜条纹的白色T恤，这也许能让你骗过交警，但可能骗不了幸运女神。
许多公司往往会锁定本国的主流消费者为自身销售目标，而将少数“异类”留给外国公司去瓜分。这促进了产品的多样化，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汽车购买者可以在数百种车型中进行选择，其产地更是从南卡罗来纳州的斯帕坦堡到印度的金奈无所不包。苏联的公民，确实自绝于自由贸易，结果他们只能在少数几辆到达后很快报废的老爷车之间做出选择。罗纳德·里根曾开玩笑说，苏联购车者如果交出了钱，会被告知10年后再回来提车。购车者问：“上午还是下午？”商人回答说：“都10年后了，谁会在乎是一天中的什么时候呢？”购车者：“嗯，因为水管工9点来。”
Todd G. Buchholz，“Burgers，Fries，and Lawyers，” Policy Review，February-March 2004，no. 123，p.54.
当两个国家、公司或个人在一开始势均力敌，专门化如何降低成本？让我们以迈克（Mike）和曼尼（Manny）为例，他们是来自泽西海岸的两个友好的冲浪者。他们都知道如何做长条三明治，他们只是在该叫它潜艇三明治、长卷、旋转烤肉卷饼、“穷孩儿”还是特大号三明治的问题上意见不一。不管名字是什么，他们都知道这样一个三明治需要买一个长长的面包卷，把肉和奶酪切片，抹上芥末，淋上油和醋，再加上番茄、生菜等。如果迈克和曼尼走进同一家超市，他们制作三明治的成本将完全相同（假设他们的时间价值相同）。但是，如果迈克觉得他真的很享受做三明治，并且想要开始为朋友、邻居乃至陌生人制作三明治呢？他开始以更低的批发价大量购买原料商品，而不是在超市支付零售价。他自己投资购买了切片机，现在可以以更快的速度大量生产潜艇三明治。很快，他可能会将自己的品牌命名为泽西麦克（Jersey Mike），这一品牌会成为美国增长最快的特许经营餐厅，拥有1600家门店。而仍然在超市购买原料的曼尼，在价格上自然没有竞争力。在一项关于餐馆的研究中，我创建了一个名为“每克蛋白质成本”的指数，并发现快餐和休闲餐饮降低了消费者的蛋白质成本（比如烤鸡、切片火鸡、汉堡和鱼肉三明治）。人们可能对某个外卖店的相对口味有不同的看法，但像“泽西麦克”这样的外卖店的相对效率是令人印象深刻的。 在我们的情境中，曼尼身上发生了什么呢？他一开始拥有和迈克一样的天赋和资源，只是对切肉没有那么热情。也许曼尼更喜欢给汽车换机油，投资汽车升降机和换胎机，并成为“沛普男孩”（Pep Boys）汽配店的总裁：曼尼会和莫伊（Moe）、杰克（Jack）一道合作，开出近1000家汽配分店。
战略贸易理论家指出，如果规模更大的公司发展得更有效率，在某些行业，只需要少数公司就可以满足世界需求，同时仍然有利可图。最好的例子来自航空行业，空客（Airbus）和波音在该领域瓜分了大型商用客机的订单，而巴西航空工业公司（Embraer）则占据了小型通勤客机的主要销售份额。加拿大的芭芭拉·斯宾塞（Barbara Spencer）和詹姆斯·布兰德（James Brander）在一篇最常被引用的国际经济学论文中警告说，在一个只有几个参与者的行业，政府可能会决定资助某个特定的公司，这样该公司就可以横扫其竞争对手。此外，这家受资助公司的竞争对手可能会自行退缩，意识到在商业角逐场上，一家得到政府公库和谈判实力保驾护航的公司是不可战胜的。
意大利裔美国导演，以拍摄黑帮犯罪题材电影而闻名。——译者注
当一个市场仅限于少数玩家参与时，它可能开始变得像一场游戏，玩家必须猜测其对手将如何应对自己的动作。如果空客提高价格，波音会跟进还是打折？如果AT&T提供免费国际电话服务，威瑞森（Verizon）会如法炮制吗？20世纪40年代，早在电子游戏开始主导娱乐行业之前，一个在阿巴拉契亚度过童年时光，名叫约翰·纳什（John Nash）的年轻人将以他的聪慧头脑和汹涌澎湃的精神生活而留名于经济史［至少电影《美丽心灵》（A Beautiful Mind）如此刻画］。纳什认为，博弈策略是理解非完全竞争市场的关键。今天，经济学、数学、政治学甚至哲学系的教授们都在竞相论述所谓“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这个问题正是由纳什在普林斯顿的博士导师艾伯特·塔克（Albert Tucker）所命名的。这里简述其机制。如果警察逮捕了两名嫌疑人，并把他们关在一起，他们就可以串供并否认犯罪，如果没有其他证据，他们可能会被释放。但如果警察将他们分开关押，嫌疑人就不能彼此串通，其中一个可能就会决定像在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 的电影中的台词那样“出卖”另一个，以换取宽大处理。分开关押的囚犯必定算计，我的同伙是会守口如瓶，还是食言告密？同样，如果优步（Uber）和来福车（Lyft）可以合作，通过协调价格实现利润最大化。但如果它们因反垄断法而不能合谋，其中一家可能就会试图通过降价来获得市场份额。
Paul Krugman，“Ricardo’s Difficult Idea，” MIT，http://web .mit.edu/krugman/www/ricardo.htm.
战略贸易理论和囚徒困境博弈并不能证明李嘉图的计算是错误的。它们只是构想在某些情境下，其他选项可能是最优的。克鲁格曼是此类理论最著名的提出者和实践者，但这是否意味着，政府可以就此将李嘉图的分析束之高阁，并跟着自己的感觉走呢？克鲁格曼对此也持谨慎态度。2009年，奥巴马政府决定美国将“主导”太阳能电池板行业，以击败其竞争对手。美国能源部和国防部向一家名为索林佐（Solyndra）的初创公司投入了5亿多美元，这家公司很快就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沙漠里建起了一座熠熠发光、足有5个足球场大的工厂。工厂里还有会吹迪士尼歌曲的机器人——可能它吹的是《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Snow White and the Seven Dwarfs）中小矮人的开矿歌。结果不到两年，这家公司就宣告破产了，一些工厂剩下的玻璃管道作为户外雕塑出现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的植物园里。在那里，它们至少可以提供视觉艺术呈现，只要不是电力驱动的就行。政府官员们显然无法理解或预测多晶硅等太阳能产品价格的变化。在一篇名为《李嘉图的难题》（Ricardo's Difficult Idea）的尖锐文章中，克鲁格曼抨击了类似劳工部前部长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这样的流行政策专家，这些人不屑与李嘉图辩论，而是假装政府在调整贸易方向和挑选博弈赢家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克鲁格曼在他文章的结尾写道：“李嘉图的想法真的非常难以理解。但它也完全真实、精密、复杂，并且与现代世界紧密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