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omas R. Malthus，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 Population，2nd ed. （London：J. Johnson，1803），p.393.
当马尔萨斯警告说欧洲的经济增长会刺激人口过度拥挤时，他的读者们立刻想出了一个巧妙的解决方案：把穷人运到新大陆人烟稀少的辽阔平原上。当然，北美和澳大利亚为他们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土壤以供劳作。马尔萨斯对此持怀疑态度。他认为，一旦欧洲穷人登上拥挤的船只，新一代的穷人就会涌入城镇和村庄，取代他们的位置。此外，他推测北美的定居者最终会砍伐树木，污染环境，并掠夺当地居民。他之前曾谴责西班牙拓荒者摧毁了许多原住民村庄。马尔萨斯对让人们离开他们家园的想法充满了伤憾之情，他说，移民“扯断了”与自然母亲相连的脐带，横渡汹涌的大海，就像“将他们的死亡与所有先前的纽带分离”。 
结果，在他的杰作再版的过程中，马尔萨斯软化了他反对移民的立场，并最终对政府将爱尔兰和苏格兰贫苦农民送往美国的计划给予了支持。他也对凯尔特贫民表示同情，认为他们的生活条件和政府的移民政策“有辱人格”。但马尔萨斯在他不断演变的移民观点中增加了一个附带条件：政府应该将那些移民者原先居住的村舍夷为平地，这样它们就不会被新涌现的穷人填满。最好把土地转交给绵羊和肉牛。
在马尔萨斯的时代，他曾警告说，整个地球将变得过于拥挤，而现在的许多抗议者则担心，他们的国家人满为患，是因为涌入的移民太多了。在意大利、瑞典和德国，新的政党建议撵走那些新移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向700万外国人敞开了大门，其中许多是土耳其和阿拉伯籍务工人员。但最近，这些人不再被民众视为客人，而更像是不受欢迎的擅闯者。甚至在澳大利亚，盎格鲁人也在抗议亚裔的涌入。要知道这个国家以前本来就是英国囚犯的流放地！
RihamAlkousaa，“Violent Crime Rises in Germany and Is Attributed to Refugees，” Reuters，January 3，2018，https：//www.reuters .com/article/us-europe-migrants-germany-crime/violent-crime-rises-in-germany-and-is-attributed-to-refugees-idUSKBN1ES16J.
在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于2015年决定向100万主要来自叙利亚的难民开放边境后，欧洲的形势在过去几年变得更加严峻。默克尔和她的经济顾问们以两个理由为他们的决定辩护。第一，他们表示，帮助战争难民是德国和欧洲的道德义务。第二，她和她的经济顾问认为，由于出生率下降，德国需要更多的外来工人，但德国并没有诉诸有组织的方法来应对涌入的难民潮。政府的一项研究表明，暴力犯罪在收容难民后的第一年内上升了10%，其中90%的犯罪是年轻男性犯下的。 毫无疑问，这一名副其实的难民潮助长了英国的脱欧运动，因为许多英国选民认为，他们的国家已经放弃了控制自己边境的权利，甚至在与犯罪率的斗争中也只能束手待毙。除了叙利亚难民危机，意大利还在努力遏制来自北非的难民潮。在2016年至2018年期间，有30万人乘坐漏水的船只，主要通过西西里岛抵达意大利，给公共服务造成了严重压力，也引发了本国公民的愤怒。据联合国报道，在从非洲港口匆忙逃离到地中海过境期间，约有15 000人死亡，这可谓马尔萨斯式的噩梦。但请记住，这些难民并非逃离饥荒，而是逃离战争、恐怖主义和本国黯淡的经济前景。
William G. Powderly，“How Infection Shaped History：Lessons from the Irish Famine，”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Clinical and Climatological Association 130 （2019），https：//www.ncbi.nlm.nih.gov /pmc/articles/PMC6735970/. 英国军官，乘坐“五月花”号来到美洲的首批乘客之一，被清教徒雇用为普利茅斯殖民地的军事顾问。在普利茅斯殖民地的管理和保卫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译者注 Noel Ignatiev，How the Irish Became White （New York：Routledge，1995）.
而在美国这个移民国家，我们有时也会听到人们谴责新移民，尤其是在经济增长放缓、失业率上升的时期。即使是像富兰克林这样的宽容的废奴主义者，也把德国新教移民蔑称为“帕伦廷乡巴佬”。几乎没有“本土主义者”（不要把他们和美洲原住民混淆）担心的是移民会如马尔萨斯所言，吃光他们所有的食物。相反，他们声称，移民抢走了在这个国家出生者的工作，从而降低了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同时破坏了美国的“文化完整性”。当然，这些论点并不新鲜。在1845年至1855年间，超过100万爱尔兰人为了躲避马铃薯晚疫病造成的饥荒而横渡大西洋。他们很快就占了纽约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而他们并不总是受到热烈欢迎。 爱尔兰裔美国人如今会满是苦涩地讲述他们的曾祖父读过的招聘广告，其中有一句标语就是：“爱尔兰人免谈。”如同1991年的电影《追梦者》（The Commitments）中，一个角色所宣称的：“爱尔兰人是欧洲的黑人。所以大声说出来吧——我是黑人我骄傲！”然而，在今天的墨西哥移民眼中，爱尔兰裔美国人看起来和那些随迈尔斯·斯坦迪什（Miles Standish） 一起乘坐“五月花”号（Mayflower）来到这里的清教徒并无二致。一本名为《爱尔兰人是如何变成白人的》（How the Irish Became White）的书便描述了原先备受嘲弄的爱尔兰人是如何在美国社会占据一席之地的。 在爱尔兰裔美国人中，像乔治·M.科汉（George M. Cohan）这样杰出的爱国之子所取得的成就无疑成为移民的奋斗目标。科汉声称自己是在美国独立日（7月4日）出生的，甚至还把这一点写入了他的歌曲《胜利之歌》（Yankee Doodle Dandy）中。作为奴隶的孙子，歌手路易斯·阿姆斯特朗（Louis Armstrong）后来也上演过类似的“生日”爱国闹剧，尽管他的实际生日离7月4日也就差了一个月。
但本土主义者认为，“如今时代不同了”。首先，过去几十年的移民并没有像20世纪初欧洲难民潮中数以百万计的移民那样迅速被同化。为什么没有呢？让我们思考三个因素：语言混杂、通信手段和老茧。
早期的移民潮从多语言混杂的欧洲国家逃离，彼此操着不同的语言。1910年，除了英语，其他移民语言都是少数群体语言。其中德国人占比最大，为18%，但没有一个移民群体拥有足够大的“市场份额”来主导或建立一个持久的文化聚居地。从1915年到1965年，欧洲人占了1100万新移民的75%。相比之下，如今近一半的移民来自拉丁美洲，大部分来自墨西哥（只有约15%来自欧洲）。由于人数优势，许多家庭可以在生活和工作中继续用到西班牙语。说西班牙语的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在佛罗里达州、得克萨斯州和加利福尼亚州随处可见。在18～34岁人群的黄金时段收视率竞争中，西班牙语环球广播电视台（Univision）经常击败说英语的福克斯电视台（Fox）、美国国家电视台（NBC）、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和美国广播公司（ABC）等。而拜现代通信技术所赐，新移民可以很容易地打电话、发短信、发电子邮件，甚至坐飞机回家看望他们的亲戚。长途电话费已从每分钟几美元暴跌到几美分，即使是最低工资的工人也能享受给家里打电话的“奢侈”。相比之下，1912年，一位身处美国的德国小姐要想和家乡的年迈母亲联系，唯一途径是通过汉堡航运公司从德国运送到美国的邮包。称美国为种族“大熔炉”的比喻已经被束之高阁，取而代之的是“沙拉拼盘”，意指各种族虽然混杂而居，但每个种族都会保持自己的身份认同，抵制被同化。尽管来自同辈的压力曾经促使移民儿童学习英语，但如果他们过快接受美式习惯，就连华裔年轻人也会很快互相嘲笑对方是黄皮白心的“香蕉人”。
Ignatiev，How the Irish Became White，p. 37.
经济学家更关心第三个因素。新移民是像当年的爱尔兰人、德国人、意大利人、波兰人和犹太人那样，最终赶上了本国的收入水平，还是在这方面落于人后，过度依赖公共援助项目？虽然大多数经济学家一开始对宽松的移民政策举双手赞同，但最新的数据却让他们陷入苦恼之中。问题在于：经济发展如此依赖高技术水平，以至于不熟练的劳动者几乎无缘跻身主流社会。19世纪80年代，艾萨克·布雷克斯通（Isaac Breakstone）和约瑟夫·布雷克斯通（Joseph Breakstone）从在街角的手推车上销售乳制品做起，最终建立了Breakstone这个成功的全国性品牌。但这种推车小贩式资本发家方式在今天已经没有多少机会了。在早期的移民潮中，移民手上都有老茧。1900年，这个国家需要有满手老茧的体力劳动者，因为69%的人口在农场、森林、煤矿或工厂工作。 刚从船上下来的新移民，即使面临歧视，也要学会去胼手胝足地劳动。我的祖父萨姆·刘易斯（Sam Lewis）当年从伦敦来到这里，他告诉我，当来自爱尔兰的船只停靠在曼哈顿时，统舱的男性乘客会有一个选择：“是钩子还是棍子？”——这意味着他们要么当个码头工人拖板条箱，要么当个警察挥舞警棍，因为爱尔兰老板主导着这两个职业。
参见 Andres Villareal and Christopher R. Tamborini，“Immigrants’ Economic Assimilation：Evidence from Longitudinal Earnings Record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August 2018；以及 George J. Borjas，“The Economics of Immigrant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December 1994. 另见 Rachel M. Friedberg and Jennifer Hunt，“The Impact of Immigrants on Host Country Wages，Employment and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Spring 1995，pp. 26-27.
在1900年，连高中学历都属稀罕物，只有不到14%的美国人获得文凭，不到3%的人上了大学。今天，一个来自尚未经历工业革命（更不用说半导体、云技术和人工智能革命了）的国家的移民能有发迹机会吗？确实，许多高技能的中国和印度移民在硅谷通过设计计算机设备、软件和新媒体赚取了财富，但这些故事在墨西哥出生的南加州园丁中则闻所未闻。无论我们是用歧视、家庭传统、法律结构还是教育背景来解释，数据结果确确实实揭示了种族差异的存在。最近来自拉丁美洲的移民初来乍到时的收入比当地人低30%左右，且这一水平从那时起就停滞不前。1980年之前来到美国的危地马拉人，到20世纪90年代时收入还减少了28%。即使在亚裔内部，也存在差异。当华人的平均收入已完全赶上当地人时，老挝人还落后22%。 此外，据一些研究人员称，当无技能移民上岸后，他们可能会使无技能的本地居民，尤其是城市黑人的工资下降2.5%至5%。
当然，数据可能会变化，对我们学校系统的改革也会对此有所裨益。即便如此，由于数据是汇总的，其对移民的个人贡献鲜有体现。如果当年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留在德国并被迫帮助第三帝国，如今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确实，因为他的天才，20世纪30年代盎格鲁人对德国移民的敌意也在很大程度上被一笔勾销。史蒂夫·乔布斯的生父逃离叙利亚，在加利福尼亚州萨克拉门托经营一家不大不小的咖啡店。正是这位移民的儿子彻底改变了我们分享音乐和故事的方式。无论如何，自由女神像被安置在纽约港并不是作为经济的象征。尽管偶尔会有反对的逆流，但美国大体仍对那些渴望自由呼吸的移民群体持欢迎态度，而我们也在这个过程中变得更为富有。
还有一个让经济学家充满希望的原因：当数百万婴儿潮一代在未来20年退休时，美国将需要更多的工人来养活退休人员。这将是劳动力大军中的新成员有望抓住的一个新机会。我们将看到他们是否会对此加以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