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mily Planning，” 华特迪士尼制作公司（Walt Disney Productions）为人口委员会（Population Council）制作，1968，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2DkiceqmzU. 参见 Dennis Meadows et al.，The Limits to Growth （New York：Universe Books，1972）；Jay Forrester，World Dynamics （Cambridge：Wright-Allen Press，1971）；以及 Robert Heilbroner，An Inquiry into the Human Prospect （New York：W.W.Norton，1974）.
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受到对环境污染、人口爆炸和能源价格不断上涨的忧虑所驱使，一些组织试图描绘这个世界的黯淡未来。令人沮丧的事实再次呈现在人们眼前：按照目前的趋势，资源将会枯竭，而那些未曾枯竭的自然资源也会被工业污染；产出将会猛跌；人口增速将超过食物供应。这些话出自何人之口呢？1968年，迪士尼公司发布了一个由唐老鸭出演的10分钟动画短片，警告家庭，如果他们有好几个孩子，母亲将“疲惫不堪……孩子将病困交加，郁郁不乐”，而家庭将没有足够的食物喂牛，只能让父亲自己推犁耕地。此外，他们将负担不起“现代化的便利设施”，伴随着这台词，影片不失时机地展示了一台笨重的老式收音机。 
而最骇人的一项研究是由一群欧洲学者组成的“罗马俱乐部”（Club of Rome）汇编的，并通过一本畅销书《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进行了呈现。 罗马俱乐部利用先进的计算机技术推断世界发展趋势，并预测除非采取比马尔萨斯所主张的更严厉的预防措施，否则一百年内必有大灾。而所谓预防措施，就是立即停止经济增长，遏制人口膨胀，并对资源进行回收利用。这些预测如此令人震惊，因此俱乐部又对其进行了重新评估，并在不久后发布了一项更令人舒心的研究结果。一位经济学家将该俱乐部描述为“计算机版的‘狼来了’”。尽管如此，最初的报告还是得到了公众的关注。1973年，时任世界银行行长的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Robert S. McNamara）将“人口爆炸”与核战争的威胁相提并论。1974年，经济学家罗伯特·海尔布隆纳（Robert Heilbroner）发表了《对人类前景的探究》（An Inquiry into the Human Prospect）一书，他在书中认为现代人已经无可救药。在预测工业趋势时，他得出结论认为资源无法跟上工业需求的增长步伐。即使资源能满足需求，也会让我们被温室效应所笼罩。他建议，也许转而接纳一种更为苦行僧式的生活方式会比较明智。目前，对这一建议，大多数人的回应都可以套用电影大亨塞缪尔·高德温（Samuel Goldwyn）的荒谬发言：“好主意，但别包括我。”
Gerald O. Barney，ed.，The Global 2000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Washington，D.C.：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81）.
1980年，应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总统的要求，美国国务院和环境质量委员会发布了《致总统的2000年全球报告》（The Global 2000 Report to the President）。尽管这份报告比罗马俱乐部的研究报告要乐观和合理得多，但它仍宣称：“如果目前的趋势持续下去，2000年的世界将比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更拥挤，污染更严重，生态更失衡，更容易受到破坏……除非技术取得革命性进步，否则到2000年，地球上大多数人的生活将比现在更不安定……除非世界各国采取果断行动改变目前的趋势。” 《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对此表示赞同，并撰文称，“该报告的预测明显过于乐观了。”不过，大多数经济学家仍对这些报告持怀疑态度。
Wassily Leontief，The Future of the World Economy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p.6.
建立此类模型者，也运用了马尔萨斯那种悲观和静态的预设。一些人将这些模型称为“PIPO”，即“由里到外的悲观主义”（pessimism in，pessimism out）。这些模型的一个关键假设违反了经济学的核心原则——价格将向经济主体发出信号，告诉他们什么时候应该囤积或节约。回想一下我们之前围绕亚当·斯密和哈耶克关于锡的例子所展开的讨论吧。如果对锡的需求增加了，价格就会上涨，人们就会尽量少用锡，企业家就会受到激励去寻找锡的替代品或锡的额外供应。而根据罗马俱乐部最初的报告，如果相关需求增长，除了世界将耗尽锡以外，其他什么也不会发生。确实，有些产品的供应可能是定量的，没有替代品，而且不断增长的需求不会导致更高的价格。但这些情况只是例外。诺贝尔奖得主瓦西里·莱昂蒂夫（Wassily Leontief）在1977年为联合国研究了这个问题，并报告说：“已探明的全球金属矿物和化石燃料资源一般足以在本世纪剩下的几十年里满足世界的需求……以相对较高的速度支持世界经济发展。但是……这些资源很可能会变得更加昂贵。”
现在回过头来再看，连莱昂蒂夫都太悲观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能源价格开始缓慢下滑，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除了1990年战争导致的短暂上涨）。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的油价比60年代初还要低，要知道那时离1973年欧佩克石油禁运还远着呢。到2020年，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的油价大致仅相当于20世纪70年代的通行价格。就连金价在70年代曾一度飙升至每盎司（1盎司=28.35克）400美元后，在1998年已跌至300美元以下，直到最近几年才又有所攀升。1980年，一位名叫朱利安·西蒙（Julian Simon）的乐观经济学家向一位名叫保罗·埃尔利希（Paul Ehrlich）的悲观生物学家发起了挑战。埃尔利希以研究蝴蝶进入学术圈，却以《人口炸弹》（The Population Bomb）和《富裕的终结》（The End of Affluence）这两部作品享誉世界。整个70年代，埃尔利希在NBC的《今夜秀》（Tonight Show）上现身20次，他预测，除非世界立即实施“人口零增长”，否则10年内将有数亿人饿死。西蒙和埃尔利希打赌，让后者选择任何商品，西蒙打赌其价格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而不是上升（表明不存在短缺）。于是埃尔利希购买了价值1000美元的5种金属。1990年，他们会核对这些价格。如果价格涨了，西蒙就会给埃尔利希补偿增加值。而如果价格跌了，埃尔利希就得付给西蒙差价。不出所料，最后出钱的是埃尔利希，因为尽管世界经济和世界人口都保持增长，资源价格却下降了。西蒙收到了一张576美元的支票。为什么西蒙赢了这场赌约？第一，“石油恐慌”模型并没有预料到，企业家会从英国北海或墨西哥开采出大量石油。第二，提出这类模型的预言家和马尔萨斯一样，把一场让农民可以用更少的种子收获更多作物的农业革命忽略了。20世纪50年代，植物遗传学家兼病理学家诺曼·博洛格（Norman Borlaug）通过研究如何将一种茎秆粗壮的矮秆小麦与一种麦穗更大的小麦杂交，助力了一场“绿色革命”的发生。他的成果带来了黄金大丰收，养活了印度、墨西哥和非洲的数百万人。第三，他们低估了发明稀缺商品替代品的动力。现在，铝材、钢材和塑料公司正积极角逐，为新型汽车领域提供材料。1967年的电影《毕业生》（the Graduate）中，一个中年角色给达斯汀·霍夫曼（Dustin Hoffman）饰演的年轻大学毕业生提供了一个热门投资建议——“塑料”。事实证明，这个主意可比那些所谓的专家们提出的大多数想法都高明多了。石器时代的结束并不是因为我们找不到更多的石头。同样，我们停止使用化石燃料，也不会是因为用光了最后一滴石油。我们之所以停用，是因为化石燃料已经变得相对昂贵，要么是有了更便宜的替代品，要么是政府对其加以调控。
世界末日模型假设，技术的发展速度不可能超过资源需求增长的速度。虽然技术可能并非希腊戏剧中甫一出场便可扭转乾坤的救星，也不是好莱坞西部片中的无敌骑兵队，但我们也不能太贬抑其作用。例如，这些模型谴责汽车造成的污染，并以此预言石油等化石燃料终将枯竭。根据这些模型，汽车和石油虽然对现代社会至关重要，但具有破坏性。可在20世纪，这两者分别取代了什么？是用于运输的马匹和用于供能的木材。在纽约中央公园附近，如今只有几十辆马车在运营。但马粪的气味依旧刺鼻不已。想象一下，一个世纪前，当马匹还是主要交通工具时，恶臭和疾病是如何在城市中蔓延的！木材可能比石油更具可再生性，但事实证明化石燃料更便宜。推动这种转变的是价格，而不是某种恶兆模型。关键在于，对经济资源和技术的长期预测需要的大概是神赐的天赋，仅有一个经济学学位还不够格。
可是这是否意味着经济学家必须面带傻笑袖手旁观，让“看不见的手”去解决欠发达国家的污染和饥饿问题就好呢？并非如此。我们稍后将更全面地讨论污染问题，但就目前而言，经济学家必须承认，污染的出现往往表明亚当·斯密的简单模型存在缺陷。我们可以把污染当作经商的成本。但雾霾与人工成本、机械成本或租金有什么区别？除雾霾以外的这些其他成本均由公司支付。它们对公司运营而言是“内部”的。但是公司不会为空气污染买单。这是一种“外部”效应，由全社会通过呼吸污浊的空气来承担。结果呢？制造商生产了比实际可生产的更多的商品，因为生产成本貌似比实际成本低。为了实现理想的产量，制造商应该被迫承担常规成本再加上对社会的污染成本。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经济学家经常建议对污染征税。
“马尔萨斯陷阱”似乎更适用于欠发达国家，在这些国家，医疗服务的改善降低了死亡率，而出生率继续维持在较高水平。尽管存在悲观论调，但由于教育普及运动、补贴计划生育以及伴随经济发展的自然“人口转型”，许多贫穷国家的生育率在过去20年里也有所下降。在巴西，一些社会科学家认为，电视上展现的中产阶级生活态度导致了出生率的急剧下降，这让20世纪70年代的预测变得荒腔走板。另一方面，降低出生率的做法在一些社会备受争议。在一些国家，计划生育政策挑战了传统习俗和宗教戒律。尽管如此，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和印度的几个邦的出生率都出现了大幅下降。根据世界银行的调查，从1960年到2000年，183个国家的生育率下降（只有4个国家的生育率上升：乍得、刚果、赤道几内亚和东帝汶）。马尔萨斯关于更好的教育将有助于限制出生率的建议似乎是合理的，因为识字率已经大幅上升。出生率是不是降得太厉害了呢？我们将在后面几章讨论退休计划和政府债务时探讨这个问题。就目前而言，需要注意的是，新加坡华裔的出生率下降得太快，以至于政府开始担心人口不足。在“两个就够”的口号坚持了20年之后，新加坡官员如今宣称：“三个也不嫌多，只要你养得起，再多都行！”为了提高出生率，俄罗斯承诺年轻夫妇可以免费入住汽车旅馆，甚至还有机会赢得一台新冰箱。
Ashok Gulati，“Can India Solve Its Food Paradox？，” Knowledge at Wharton 的采访，March 28，2019，https：//knowledge.whar ton.upenn.edu/article/can-india-solve-its-food-paradox/.
与此同时，贫穷国家正在提高其农业产量。中国和印度占世界人口的40%以上，也贡献了世界上大多数贫困人口。然而，在过去的25年里，这两个国家在农业上几乎都实现了自给自足，印度现在还是小麦和大米的出口大国。为了对抗严重的饥饿和营养不良，印度进口了诺曼·博洛格在绿色革命中研制的一万八千颗“神奇种子”。随着这些种子落地生根，发芽生长，印度将在10年之内逐渐克服普遍的饥饿状况。 1978年，中国开始重组农业部门，从中央控制的生产单位转向分散的市场力量。物价最终被允许浮动，成为向中国经济主体发出的信号，粮食产出迅速增长。
非洲国家有时发现，在减少人口和提高粮食产量两方面的努力都难以取得成功。尽管婴儿出生的速度比20世纪50年代慢了，但由于预期寿命大幅提高，总体人口增长率仍有所提高。直到最近，马尔萨斯的幽灵似乎还在埃塞俄比亚这样的国家上空徘徊，在那里，干旱和战争起到了积极抑制作用。尽管如此，这些饱受蹂躏的国家仍有可能养活本国人民。经济学家指出了两个主要问题。第一，由于收入偏低，贫穷国家无力积累和投资新技术，而收入低是因为生产技术效率低下。因此，他们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而外部援助正试图打破这个循环。第二，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许多政治根基不稳的政府通过压低食品价格来安抚城市消费者。但人为压低的价格减少了农民的投入，阻碍了产量进一步的增长。其结果是，消费者看到低价标签时喜笑颜开，可抬头一看却悲哀地发现货架空空如也。
世界银行（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Washington，D.C.：World Bank，1984）. 参见 Allen C. Kelley，“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Population Change in the Third World，”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vol.25 （December 1988），pp. 1685-1728.
第三世界国家经常以支撑本国货币的做法令这一问题雪上加霜，这种政策鼓励进口，却抑制出口。近年来，许多学者重新审视了人口增长是否会损害第三世界国家这一基本问题，并得出结论认为，对于某些国家，尤其是那些拥有大量可耕地的国家，快速的人口增长可能不会造成破坏。更密集的人口可能会降低向客户运输商品的成本，并刺激国内对商品的需求。世界银行指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可以在不降低生活水平的情况下吸纳高达2%的人口增长。 非洲国家人口年均增长为3%，而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约为2%。当然，这让我们有理由抱有希望。但这种希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是否会制定富有成效的经济政策，鼓励成人开展贸易，并促进对儿童的教育。
Stephen Buckley，“Africa’s Agricultural Rebirth，” Washington Post，May 25，1998，p.A18. Charles Kenny，“Is Anywhere Stuck in the Malthusian Trap？，” Kyklos63，no. 2，pp. 199-202.
自从本书第一版在1989年出版以来，许多非洲国家实际上已经抛弃了使他们的人民遭受持续饥荒的那些僵化的政策。埃塞俄比亚曾经是干旱和农业绝境的典型国家，在过去的几年里也已经有了显著的转变，20世纪90年代该国粮食产量翻了一番，2000年以来人均GDP翻了4倍多。虽然马克思主义独裁者门格斯图（Mengistu）强迫农民加入合作社，然后以低价收购他们的产出，但自1991年以来，他的继任者允许农民以市场定价，鼓励他们生产更多的粮食，并更好地保护他们的土地。 外国投资大量涌入，埃塞俄比亚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幸运的是，埃塞俄比亚并非孤军奋战，因为加纳和乌干达也开始向饥饿宣战，而不是向农民宣战。近几十年来，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居民每日食物消费量增加了100卡路里，而平均寿命增加了约10岁。 可惜的是，被罗伯特·穆加贝（Robert Mugabe）统治了40年的津巴布韦尚未加入此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