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萨斯催生了成千上万的信徒，其中不少人是在20世纪60年代、70年代甚至21世纪初涌现出来的，他们积极地鼓吹自己所信奉的大师做出的预言对当今世界的意义。在研究最新文献之前，让我们以一种“事后诸葛亮”的方式来审视一下马尔萨斯的预测。马尔萨斯99.99%是正确的——直到他生活的那个年代为止是这样。换句话说，从公元前大约30万智人学会直立行走开始，一直到他所生活的18世纪，当人们生育更多的孩子，确实会引发食物短缺，并因此遭受了更多的苦难。但从他出生的时候开始，马尔萨斯的预测就开始出现偏差。人口没有继续呈几何级数增长，食物供应也并未如蜗牛行步。穷人可能会遭遇苦难，但并非因为马尔萨斯列举的原因。相反，在马尔萨斯所关注的英国和欧洲大陆，人们吃得更好，活得更久，并在生育方面表现出远超马尔萨斯所预期的更多“克制”。
马尔萨斯不但忽视了一些明显的统计问题，也对历史上一些最重要的趋势视而不见。在小的方面，他忘了问本杰明·富兰克林，那些不断增长的人口数字是否区分了移民和本土出生的美国人。换句话说，由于他将富兰克林不同类别的数据混为一谈，马尔萨斯实际上就是在假设，那些乘船来到纽约的荷兰人后裔，其实是美国偏远村庄的英国血统母亲所生。由于他看到了这个统计数字的上升，他便宣称这些英国母亲的生育能力非常强——这大概可以归为有缺陷的统计方法所缔造的“无痛分娩方式”。更重要的是，马尔萨斯忽视了医学的进步、农业革命的发生和工业革命的开始，所有这些都将把他的预测像太妃糖一样扭曲得不成样子，而不复稳定的几何趋势。
参见 Paul Bairoch，“Agriculture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rans. M. Grindrod，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ed. C. M. Cipolla （Sussex：Harvester Press，1976），pp. 452-501.
当老马尔萨斯和让-雅克·卢梭在森林中一边徜徉，一边思考人类是否可臻完善时，18世纪的农民们确确实实在不断完善扩大粮食产量的有力手段。18世纪初，欧洲的农业生产率并不比两千年以前更高。但从1700年到1800年，英国每个劳动者的粮食产量翻了一番。在法国，尽管受到了革命和战争的影响，但从马尔萨斯出生到《人口原理》第一版问世这段时间，法国的粮食产量增长了大约25%。这一飞跃可归功于数项农业创新，包括作物轮作、选种、工具改良以及用马代替牛耕作，从而使耕作时间减少了近50%。到1750年，快速的农业发展让英国不仅养活了自己的公民，而且还有13%的谷物和面粉余裕可供出口。如果一个国家的农业进步了，更多的公民就可以在城市或非农业领域工作。1690年时，75%的英国人从事农业，而到1840年，这一比例只剩下25%。 
在今天的美国，只需要很小一部分人口就能养活整个国家，并向国外出口数百万吨的玉米、猪肉、小麦和其他食品。在过去的50年里，美国人口增长了1.3亿，但其3.31亿国民加起来只能吃掉美国农民所种植大豆的一半。大量的青大豆和豆浆被装船运往海外。近年来，有许多新的农业模式涌现出来，还有水产养殖——鱼类和贝类的养殖——如今已能够比传统的野生捕捞（无论是用钩还是用网）收获更多的海鲜水产。不断扩大的粮食供应不仅没有限制人口增长，反而让更多的人成为父母。此外，充足的食品供应还让人们腰围见长，成年人的平均体重增加了25磅（1磅=0.45千克）多。
André Armengaud，“Population in Europe 1700-1914，” in Cipolla，Industrial Revolution，p. 48.
更值得注意的是，马尔萨斯时代生活水平的提高并没有导致生育率的螺旋式上升。在研究人口统计数据时，马尔萨斯没有发现人口的增长可能源于死亡率的下降。从1740年起，由于农业革命改善了饮食条件，加上健康和医疗条件的改善，欧洲的死亡率有所下降。在18世纪以前，医生“救死”的人可能比救活的人更多；热衷放血疗法的医生用手术刀在活人身上做的手术，可能还不如巫医给巫毒娃娃扎几针来得有效。18世纪时，出生时的预期寿命约为30岁，1850年这一数字提高到40岁，1900年提高到50岁，今天已提高到近80岁。 得益于农业革命，收成不再大起大落，除了19世纪40年代的爱尔兰，饥荒在西欧已经绝迹。英国的最后一次饥荒还发生在《人口原理》问世近一个世纪之前。
但是为什么人口没有飙升呢？经济学家指出“人口结构转型”（demographic transition）有4个阶段。在第一阶段的前工业化社会，高死亡率抵消了高出生率，使人口保持稳定。在第二阶段，工业发展早期，健康状况的改善降低了死亡率，因此出生率显得过高，人口激增。由于马尔萨斯正是在这个时代收集数据的，他未能预见，可能也无法预见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在第三个阶段，城市化和教育程度的提高让许多人少生孩子。因此，死亡率虽持续下降，但出生率也在下降，从而将人口曲线拉平。最后阶段，在一个成熟社会中，随着节育措施的成功实施，而且夫妻双方通常都有工作，夫妻似乎希望生养1到3个孩子就够了，人口数量也基本企稳。
儿童的角色在历史上也发生了变化。在农民社会，需要更多的孩子去干田间活或钻矿井。我们的曾祖父母和曾曾祖父母可能有六七个或更多的兄弟姐妹。在农业社会，孩子的数量是生殖力的标志。更富有的夫妇膝下自然有更多子女。在罗杰斯和汉默斯坦的音乐剧《国王与我》（The King and I，根据19世纪暹罗蒙固王事迹改编）中，这位剧中君主夸耀自己有106个孩子，当这些孩子跑到国王脚下，向他们的父亲磕头，而他们的父亲似乎乐此不疲时，百老汇的观众们都不禁惊叹连连。而如今，各国王室成员可能只有寥寥几个王子公主，尽管数量不多也足以给王室带来麻烦。在中上等收入家庭中，与其说孩子是男子生殖力的象征，不如说是一个附属品，就像香奈儿的手袋或插在充电插座上的新款特斯拉电动车一样。
我可以假设以下经验法则：在现代（后工业化时代），如果一个国家连续两代人（25年）的GDP年平均增长率超过2.5%，生育率将下降到刚刚超过更替水平。也就是说，平均每对夫妇生育2.5个孩子。如果GDP连续三代人增长，生育率将下降到每对夫妇生育不到2.1个孩子，人口将需要移民才能保持稳定规模。
卡尔·马克思曾经说过，只要历史的列车一转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会被甩出去。马尔萨斯没有预见到人口转型的第三和第四阶段。于是，当实际统计数字大幅偏离了他所绘制的图表预测时，马尔萨斯也只能被这列历史的列车所抛弃了。
Thomas R. Malthus，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Boston：Wells and Lilly，1821），pp. 4-5.
我们要为此责备他吗？毕竟，几乎没有什么确凿的事实可以供他所用。的确，他所驳斥的那些过于乐观的论点大多是空中楼阁式的幻想，相比之下，他的工作已经极尽翔实和脚踏实地了。不过，如果我们按照他后来在《政治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ics）中所陈述的标准，他也有过失：“错误的主要原因，以及目前盛行于政治经济学的科学作家之间的分歧，在我看来，似乎是一种试图对理论进行简化和概括的草率尝试……（而不是）通过参考扩展的和全面的经验来充分地考验他们的理论，在如此复杂的主题上，这些经验本身即可构建其真实性和效用。” 鉴于他对农业革命的失察，以及对人口增长原因的分析过于草率，他自己也“过于简化和概括”了，以至于按他自己的标准也难辞其咎。
古希腊著名悲剧作家，代表作为《被缚的普罗米修斯》。——译者注 古希腊神话中特洛伊的公主，阿波罗的祭司，是一位有预言能力却不被听信的女先知。——译者注
马尔萨斯所犯错误最重要的教训是：永远、永远不要在没有粗体、下划线并大写的免责声明和应有的谦虚态度的情况下依据过去的数据加以推断。如果埃斯库罗斯（Aeschylus） 生活在现代世界，他大概会写一出悲剧，讲述一个高尚的研究者因为不够谦虚的推断而遭到众神惩罚的故事。如果埃斯库罗斯想要给他的现代悲剧找个主角，他可以在马尔萨斯的信徒中碰碰运气，他们就像卡珊德拉（Cassandra） 一样，高呼末日即将来临（所不同的是，卡珊德拉是对的，而他们不是）。
参见 Todd G. Buchholz，The Price of Prosperity （New York：Harper-Collins，2016），pp. 28-37.
事实上，埃斯库罗斯可能对他那个时代即将到来的人口结构转型有所察觉了。我对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研究表明，那些在历史中被反复传颂的古代富足社会在获得财富后便开始与马尔萨斯的增长模型背道而驰。 公元前480年，斯巴达三百勇士击退波斯大帝薛西斯（Xerxes the Great）所统领的数千人波斯军队的事迹，如今早已被各种书籍、电影乃至电子游戏演绎了无数次。斯巴达，从婴儿尚在襁褓之中时便已开始军事动员，且以一种适者生存的方式进行。一个公共委员会将对婴儿进行检查，以确定哪些婴儿足够健康，值得被养育。7岁时，男孩们会被带到营地开始接受战斗训练，在公共食堂吃饭，在营房睡觉。成年后，斯巴达方阵中的士兵身着红色披风，手持青铜盾牌，挥舞着青铜长矛，看起来不可向迩。
Aristotle，Politics，bk. 2，http://www.perseus.tufts.edu/hopper/text？doc=Perseus：abo：tlg，0086，035：2.
但所有这些威猛强大的斯巴达人都去哪儿了呢？DNA测试无法明确辨别斯巴达人的身份，他们也没有留下多少书面记录。我们也只能从亚里士多德和其他一些三流历史学家的记载那里了解个大概。简而言之，当斯巴达人征服了其他地区，比如拉科尼亚和梅塞尼亚，他们把被征服的人押回斯巴达做奴隶，为他们做农活。与此同时，有了可供驱使的奴隶后，斯巴达妇女不必操劳家务，而是帮助管理家庭农场。斯巴达法律赋予妇女继承财产和受教育的权利，这在某种程度上比雅典的法律更进步。但由于苦活累活有其他人做，斯巴达人便决定少生养孩子，这就使财富和土地集中到少数继承人手中。亚里士多德指出，斯巴达的人口在其取得军事胜利后便开始减少，“尽管该国的国力足以供养1500名骑兵和30000名重装步兵，但其常备部队还不足千人。” 到了公元前4世纪初，斯巴达的人口已经减少了80%，当公元前371年底比斯人向他们进军时，斯巴达的兵员太少了，以致军械库中的青铜长矛都没有足够的战士来用。
古罗马的百科全书式作家，以其所著《自然史》一书著称。——译者注
古罗马的立法者们也注意到，在经历征服和丰收之后，罗马的出生率下降了。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 曾抱怨说，即使是一个孩子也是沉重的负担。奥古斯都大帝对此忧心忡忡，他甚至敦促元老院通过法律，惩罚未婚者、独身者和无子女者。其中一项法律，即《波贝乌斯法》（lex Papia Poppaea）对无子女的男性征收50%的遗产税。但这些法律收效甚微，因此罗马不得不征募日耳曼部落加入陆军和海军，这些“外族”对罗马皇帝可没有什么忠诚可言。
大约在这个时代，足迹遍布希腊和罗马文化的地理学家斯特拉博（Strabo）注意到，这些古代土地上的雕像似乎比人还多。如今，在许多工业化国家，出生率低于人口更替率，因此，如今每个新生婴儿到底能对应几座雕像呢，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