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创始人，以名著《乌托邦》（Utopia）而名垂史册。他对英国“圈地运动”所发出的“羊吃人”的抨击也十分有名。——译者注 NicoVoigtl?nder and Hans-Joachim Voth，“How the West ‘Invented’ Fertility Restric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3 （2013），2227-2264.
这篇文章引发的震撼可谓空前绝后。想象一下，地球正以惊人的速度缩小。每隔25年，它就会分裂成两半，一半留在轨道上，另一半旋转着朝太阳飞去，被烈焰引燃，并最终炸成碎末，化为星际尘埃。于是人们必须赶在灾难降临前拖儿带口，带上能带的全部家当，争先恐后互相践踏着逃往剩下的那一半地球。更糟糕的是，他们都不知道地球的哪一半会逃过一劫。马尔萨斯的预言与此略有不同，但若论恐怖程度也相去不远了。马尔萨斯描述的不是地球的分裂和爆炸，而是人口以爆炸性的速度膨胀并蔓延到各地，而食物供应却仅有寸进。马尔萨斯假设农民们现在都在最肥沃的土地上进行种植、耕作和收获。人口的增长将迫使他们去开垦更加贫瘠匮乏的土壤，并产生“收益递减”（diminishing returns）。虽然马尔萨斯所生活的时代离14世纪的黑死病已经颇有一段时日，但那段挥之不去的恐怖记忆让他认识到，瘟疫过后工资却上涨了。因为黑死病夺去了当时欧洲三分之一的工人的生命。由于工人不足，地主就需要支付给幸存者更多的工钱。收入更高的农民开始需要更多的蛋白质，这就导致农民从种植农作物转向饲养牛羊以获取肉类，也因此推动了皮革和羊毛贸易。尽管亨利八世（Henry VIII）的大臣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爵士 
谴责了这一趋势，并描述了“温顺驯服”的羊群如何“把人吃掉……踏平整个田野、住宅和城市”，但向畜牧业的转型为女性带来了新的机会，使她们能够推迟结婚，脱离自己的丈夫。瘟疫以一种有悖常理的方式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像马尔萨斯这样的人，能看到黑死病的光明面，也能看到光明事物的黑暗面。 利用本杰明·富兰克林提供的当时美国人口数据，马尔萨斯断言人口倾向于每25年翻一番。当然，翻倍的速度可能更快。实际上，马尔萨斯选择了相对保守的数字。富兰克林声称，一些村庄的人口仅在15年内就翻了一番！尽管富兰克林并未提供关于食物供应的可靠数据，但马尔萨斯仍得出结论，粮食产量永远无法跟上人口增长的步伐。马尔萨斯假设，不受限制的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而食物仅以算术级数增长。
这些级数各自意味着什么？几何级数（或指数比率）意味着一个数字不断地与一个常数相乘——例如重复加倍。而算术级数只是与一个常数相加。马尔萨斯给出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现在的人口是10亿，人口增加的数列就是1、2、4、8、16、32、64、128、256，而食物增加的数列则是1、2、3、4、5、6、7、8、9。在一开始，每个人有一篮子食物，而200年后，256个人只能分享9个篮子的食物。自那以后仅再过100年，13个篮子的食物就得供养4096个人！
按复利（R）百分比持有（N）年本金金额（P）的未来价值（FV）公式为FV=P×（1 + R）N。一个有用的经验法则是72法则，它表示一个数字以恒定速度增长时，翻倍所需的年数等于72除以这个数字。例如，如果经济以每年4%的速度增长，18年后将翻一番。
几何级数给人的观感可能非常震撼，令人惊讶，并且颇有误导性。我们不妨举几个例子。如果斯科特想借丹尼斯的电视看2月2日的《超级碗》，并承诺在1月1日支付1便士，之后每天翻倍，直到比赛开始那天为止，结果会如何？要么斯科特是个亿万富翁，要么丹尼斯蠢到接受“大富翁”里的假钞，否则前者真的会付不起这笔租金。因为在比赛开球时，斯科特将欠丹尼斯42 949 672.96美元！银行的复利也是几何级数的例子。 回想一下荷兰人以大约24美元的价格从印第安人手中买下曼哈顿岛的故事吧。如果印第安人把这笔钱存入一个复利账户，他们的继承人今天就能把这个岛的地皮再加上帝国大厦、林肯中心、中央公园的溜冰场，以及自17世纪以来所有的“地面改善设施”全部都买回来。
复利也会产生误导，我们可以在最近的一个例子中看到这一点。1981年，国会通过了一项允许设立“个人退休账户”（Individual Retirement Accounts）的法案，本质上是允许人们每年存入最多2000美元的免税基金，直到退休。报纸上立刻出现了广告，宣称一个25岁的人只要每年节省2000美元，就可以手握100多万美元的退休金体面地退休。在复利魔法的推动下，广告图表里宣称的退休金额一飞冲天。但图表旁边那小到不起眼的印刷字体道出了真相。银行假设未来40年的利率为12%，但没有告诉读者，如果利率在40年内平均为12%，通货膨胀可能也会持续肆虐40年，并使大部分收益化为乌有。想象一下，有一名节俭的雅皮士，40年来一直埋首桌案，两耳几乎不闻窗外事。2021年，他终于退休了。他手里颤颤巍巍地拿着那张1981年的泛黄广告，找到了仅存的最后一部投币式电话，要求银行安排一辆装甲运钞车来运送他存了40年的那笔财富。银行解释说，近1000万美元外加一台附赠的和面机正等着这位雅皮士来领取呢。听了这话他喜极而泣，因为他可以靠做意大利面供养自己了。然后他听到咔嗒一声。只听见话务员插话道：“要再通话一分钟的话，请再存入40万美元。”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广告非常具有误导性；1981年至2020年间，银行给予储户的平均年回报率约为4%，而不是12% ！
英国经济学家，重商主义后期代表人物，马克思曾评价他是“亚当·斯密进入经济殿堂的领路人”。——译者注
《人口原理》的结论不管对马尔萨斯还是对其他人来说都不算新鲜，因为富兰克林和亚当·斯密的苏格兰对手詹姆斯·斯图亚特（James Steuart）爵士 都曾发表过类似的预见性文章。马尔萨斯本人在此前两年的一篇未能找到出版社发表的文章中也已提出过他的担忧：“我不同意佩利大主教的说法，他认为任何国家的幸福程度都可以用人口数量来衡量……实际人口可能只是过往幸福的残迹罢了。”尽管马尔萨斯的理论并非原创，但它凭借精练的措辞描绘了震撼的情景，展示出说服艺术的全新技巧。马尔萨斯成为这一理论的代言者，并由此引起了英国的注意。
如果地球真的一再减半，我们将看到陷入疯狂的人们四处奔逃。但如果只是僧多粥少的局面，实际会发生什么呢？在几何级数的增长导致人口爆表之前，有两种阻碍会遏制增长：“积极抑制”（positive checks）和“道德抑制”（preventative checks）。马尔萨斯所说的“积极”显然不是乐观之意。他指的是提高死亡率的抑制办法。有哪些“积极的”力量可以把我们从人口的几何级数增长中“拯救”出来？战争、饥荒和瘟疫。潜伏在每条暗巷里的黑死病，实际上时刻准备着拯救我们。高婴儿死亡率则将我们从人口过剩中解放出来。而饥荒始终萦绕在我们身边：
Thomas R. Malthus，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1st ed. （London：Macmillan，reprint，1909），pp. 139-140.
饥馑似乎是自然界最后、最可怕的手段。人口增加的能力远远大于土地生产人类生活资料的能力，因而人类必然会在这种或那种情况下过早地死亡。人类的各种罪恶积极而有力地起着减少人口的作用。它们是破坏大军的先锋，往往自行完成这种可怕的行为。如果它们在这消灭人口的战争中失败了，疾病流行季节、时疫、传染病和黑死病就会以骇人的队形进击，夺走千万人的生命。如果仍未尽全功，严重而不可避免的饥馑就会从背后潜步走近，以强有力的一击，使世界的人口与食物得到平衡。
所谓“道德抑制”，就是降低出生率的方法，这种方式似乎不那么剧烈，但也没什么作用。马尔萨斯认为，只要人们克制自己的情欲，推迟结婚，他们就会过得更好。毕竟，孩子会降低一个家庭的生活水平。但马尔萨斯觉得这种方法希望渺茫，因为他这是在劝和尚吃斋——做无用功而已。读他文章的中上层阶级自会拥护他的论点，可他们的生育率本就不高。而他又怎么可能去说服那些似乎生育能力总是更强、子孙也更多的下层阶级不结婚或不生子呢？在《济贫法》鼓励夫妻生孩子的情况下更是如此。马尔萨斯描绘了一个周而复始的循环，在这个循环中，严酷的自然抑制下的人口增长将使工资仅维持在勉强糊口的水平。如果工资上涨，工人们会生更多的孩子，导致食品短缺，于是生活水平不可避免地下降。
Malthus，Principle of Population，pp. 6-7，92.
马尔萨斯轻描淡写地承认，他所描述的情景有一种“忧郁的色调”（我们能称黑色为色调吗？）。之后，马尔萨斯哀悼道，“唉！要防止悲剧重演，这实在是超出了人类的能力范围。”就如同《创世纪》（Genesis）第3章17节中的文字在牧师耳边回响：“地必为你的缘故受诅咒。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到吃的。”尽管如此，马尔萨斯还是努力保持乐观和他的说教式幽默。宣称生命是“是一种恩赐，与未来状态无关……我们有一切的理由认为，世间的罪恶只不过是那一产生精神的伟大过程的一个要素，并未超过绝对必需的程度。” 是上帝，而不是他马尔萨斯，设置了“马尔萨斯陷阱”（Malthusian trap），以希望人类因此表现出同情和美德。
英国医生、科学家，以研究及推广牛痘疫苗，防止天花而闻名，被称为“免疫学之父”。——译者注
这本匿名出版的小册子所展现出的影响力对佩利和葛德文的派系而言犹如致命瘟疫，令他们的追随者纷纷改旗易帜，这情形就好像他们的乌托邦遭遇了一场“知识饥荒”一样。佩利甚至转而追随那些背他而去者。葛德文进行了反击，但在马尔萨斯的立场上看，他依旧执迷于乌托邦式的幻想，认为道德约束可以预防灾难。然而，马尔萨斯的关键胜利是赢得了英国首相皮特的支持。尽管在1796年，皮特曾在议会上慷慨激昂地主张救济穷人，但仅仅时隔四年之后，他就采纳了马尔萨斯的论点，撤回了对一项新法案的支持。皮特现在成了马尔萨斯的拥趸，既然济贫措施只会鼓励穷人生孩子，这就只会让“积极抑制”涂炭生灵的日子离我们更进一步。通过增加工作激励以及减少对食品供应的索求，从而将济贫开支从公共账目中抹去实际上是一种“权宜之计”。同样，马尔萨斯对公共疫苗接种也不感兴趣，尽管他在世时亲眼见证了一位名叫爱德华·詹纳（Edward Jenner） 的乡村医生成功地为他园丁的儿子接种了天花的疫苗。
狄更斯的小说《圣诞颂歌》（A Christmas Carol）中的老守财奴。——译者注 James Bonar，Malthus and His Work （London：Macmillan，1885），p.127.
尽管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借其作品中人物埃比尼泽·斯克鲁奇（Ebenezer Scrooge） 之口道出了马尔萨斯的观点——后者曾咆哮道，许多穷人应该早点去死，以“减少过剩的人口”——但我们并不能就此将马尔萨斯贬低为一个铁石心肠、憎恨穷人的人。事实上，《人口原理》中充满了富于同情的陈述，比如他指出当“积极抑制”发威时，穷人受害最深。正如凯恩斯后来坚称的那样，对真理的热爱和敏锐的公益精神驱使着马尔萨斯得出了他的结论。但对于皮特首相，他恐怕得有一个够粗壮的喉咙，才能把他1796年曾说过的话咽回肚里去：“让我们将救济视为一种正确且高尚的事业……这将使拥有一个大家庭成为一种祝福，而不是诅咒；我们可以在那些自力更生的人和那些在养育了许多子女并以此让国家人丁兴旺，并向国家索取帮助以支持他们生儿育女的人之间划出一条适当的界限。”
即使有皮特首相的支持，马尔萨斯仍然对未来持怀疑态度。俊男美女，加上酒精作祟，总会不可抗拒地唤起人们的性欲。正如一些传道者深有体会的，当听者更为强势时，言语往往是软弱无力的。
当整个国家都在大肆宣扬他的警世之言时，马尔萨斯却开始对他曾使用的那些颇为“漫不经心”的科学方法感到不安。毕竟，他的结论仅是基于前殖民地的零散信息得出的。此外，他对自己书中近乎宿命论的悲观主义也感到不安。因此对《人口原理》加以修订似乎是恰当之举。马尔萨斯开始了详尽的研究，他游历了瑞典、挪威、芬兰、俄罗斯诸国，甚至在1802年法国和瑞士尚未与英国兵戎相见时前往这两国考察。他研究了民事记录和法律，了解到奥地利和巴伐利亚仍然坚持17和18世纪禁止贫民结婚的法令。1801年，英国公布了第一次人口普查数据，这让马尔萨斯感到惊讶，但却加强了他的论点。根据这项研究，在18世纪后期，英国人口急剧增长，而此前大多数人认为增长非常缓慢。大约100年前的1696年，统计学家先驱格雷戈里·金（Gregory King）曾错误地预测，人口在600年内也不会翻倍。
Thomas R. Malthus，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2nd ed. （London：Everyman Library，1914），vol.2，p.168.
1803年，马尔萨斯出版了作品的新版本，并加上了新标题：《人口原理，或关于其过去及现在对人类幸福影响的见解；以及有关我们将来消除或减轻由此而引起的灾难前景的研究》（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or A View of Its Past and Present Effects on Human Happiness，with an Inquiry into Our Prospects Respecting the Future Removal or Mitigation of the Evils Which It Occasions）。葛德文和孔多赛已不再是他主要讨伐的对象，对他们的乌托邦式预言的探讨所占篇幅也削减了。除此以外，书中所有内容都有所扩充，即使不是以几何级数，至少在长度、深度和分量方面是如此。马尔萨斯用来自非洲、西伯利亚、土耳其、波斯、中国的无数轶闻和示例来阐述自己的理论观点，美国的例子当然还是不能少，这次甚至包括了美洲印第安人。再没有人能以他的书没有事实经验依据为由攻击他了。从语气上，第二版相比其前身有所缓和，他至少给读者留了点希望，因为工人阶级可能会改变他们的习惯，在繁衍后代之前表现出“道德克制”。当然，改变态度需要时间。书中更温和的语气也影响他了对《济贫法》的讨论。马尔萨斯并不主张立即废除这些法案，而是提出“逐渐地、非常渐进地废除”，以使在世或此后两年内出生的人都不会受到伤害（原文强调）。 而且取消的只是对四肢健全者的救济。为了促进粮食供应，马尔萨斯还敦促限制粮食进出口。限制措施将提高英国的粮食价格，从而刺激国内生产。虽然马尔萨斯大体上是主张自由贸易者，但他建议粮食应该是个例外。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李嘉图的贸易论点时再行探究。
引用见 Patricia James，Population Malthus （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79），pp. 110-111.
新版一出，当时负有盛名的作家和政治家们再次承认马尔萨斯的逻辑十分有力。各大期刊的评论则盛赞马尔萨斯（他这次署了真名）的洞察力和勤奋，虽然这次的版本算不上简明扼要。从都灵到塔斯马尼亚，他的作品被传诵一时，甚至在正式版登陆美国以前，已有盗版在那里现身流传。不到两年之后，《月刊》（Monthly Magazine）宣布准备在1806年出版第三版，第二年又推出了第四版。不出所料，每次新版都会引发争议。他在知识阶层中的敌对者对第二版的攻击相比第一版更加恶毒和粗俗，因为他们现在有了一个明确的靶子，而不再是一个匿名作者。诗人罗伯特·骚塞（Robert Southey）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马尔萨斯是英国批评家的最爱，就像其他沾了月经的阳痿者一样。我将很高兴为针对这个恶毒傻瓜的日常抨击助上一臂之力……我们也许花几个晚上就能把他彻底打垮。” 说实在话，这算不上一首诗。骚塞的言辞恶毒程度甚至超过了柯勒律治，后者也只是将马尔萨斯称为“丑陋的怪物”而已。柯勒律治对马尔萨斯的怨恨始于马尔萨斯投票将前者从耶稣学院开除，原因是他未经允许就擅自离校参军。尽管受到尖刻的批评，马尔萨斯还是赢得了经济学家的赞誉，并很快成为这一专业领域中的领袖人物。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大卫·李嘉图，以及后来的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和阿尔弗雷德·马歇尔都接受了《人口原理》，尽管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有时对其内涵视而不见。
Charles Darwin，The Autobiography of Charles Darwin （New York：Barnes and Noble，2005 [1867]），p.45；Alfred Russel Wallace，My Life （London：Chapman and Hall，1905），vol.2，p.232.
马尔萨斯的研究所鼓舞或激怒的，可不止经济学家。多年后，一名跟随英国皇家海军“小猎犬号”前往加拉帕戈斯岛的勇敢“昆虫收集者”，即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对他亦青睐有加。如果马尔萨斯所说的大灾难发生了，到底谁能存活下来呢？当然是“适者生存”。达尔文本人其实不太适应这趟旅程，经常被沮丧、无精打采、消化不良和可怕的瘙痒所困扰。他写道，在“为了消遣”而阅读马尔萨斯的著作时，他被一个想法所“震撼”，即生存斗争将导致“新物种的形成”。与此同时，达尔文的竞争对手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在他的自传中也写道，马尔萨斯为理解进化现象提供了“长期以来一直在寻求的线索”。
马尔萨斯著作的第二版出版后不久，他本人便抛开道德约束，在38岁时娶了哈丽特·埃克萨尔（Harriet Eckersall）。由于他的婚姻违反了耶稣学院研究员应遵循的单身原则，马尔萨斯辞职并于1805年接受了凯雷伯利学院（Haileybury College）的一个职位。凯雷伯利学院是东印度公司的培训学校，该公司为英国政府管理印度。马尔萨斯被任命为历史学、政治学、商业和金融学教授，他就此成为英国第一位政治经济学教授。因此，我们可以认为马尔萨斯是第一位职业的经济学家，尽管他之前还担任神职。［顺便说一句，亚当·斯密的信徒抨击东印度公司是一种有害的垄断，而功利主义的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的追随者则为该公司辩护，认为即使没有该公司，新进入印度市场的英国人也会剥削当地人。］
在凯雷伯利，马尔萨斯再次证明，这个描绘悲惨的瘟疫和饥荒的人也喜欢玩乐。一位朋友形容他颇有兴致，时常嬉戏取乐，除了鼓励年轻人钻研学问外，也时刻和他们打成一片，参与各种天真的追求和娱乐。不到3年，马尔萨斯就有了3个可以和他一起玩耍的孩子。评论家们喜欢嘲笑他虽主张控制人口，自己繁殖后代起来却不含糊。虽然马尔萨斯家只有3个子女，但不知为何，1958年和1967年“人人丛书”（Everyman's Library）版本的《人口原理》又给他凭空加了8个孩子，而且全都是女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