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市场并不是一个没有痛苦的市场。我们应该承认，当一个国家开放其市场时，有些人会是输家。如今已很难找到一双美国制造的鞋。2015年，奥巴马总统参观了耐克位于俄勒冈州的总部，对一项新的全球贸易协定表示欢迎，他说该协定将帮助美国人。如果奥巴马在演讲中低头看表来计时，他看到的大概率也不会是“美国制造”的手表。美国的制表业已经没落，先被瑞士赶超，后又陆续被日本和中国超过，还被瑞士二次超越。或许总部位于底特律的Shinola公司（以一种曾经著名的鞋油命名）或苹果公司的iWatch会让这一产业卷土重来吧（尽管iWatch的大部分零部件来自亚洲）。
如果我们接受斯密的基本理论，那他是否允许自由贸易的大原则下也有些许例外呢？有，但不多。他也琢磨过“幼稚产业”（infant industry）的论点，该论点要求在产业发展的最初几年征收“临时性”关税作为对该产业的保护，但斯密拒斥了这种论点。几年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在美国大肆宣扬幼稚产业保护理论，而日本则在两百年后成功扶植了一个襁褓中发展而来的半导体产业。斯密质疑的是，即使该产业成熟，政府是否还有足够的政治意愿取消补贴。到那时，这个产业虽然已有了成年人的胃口，却依然会向婴儿一样大声哭闹来博取优待。或者，在一种新的说法中，这个行业会像一个气喘吁吁，口中流涎的年迈老人一样，继续要求政府帮助其对抗竞争。美国钢铁业就把这两手都玩得很顺，先是以年老昏聩的样子要求保护，后来又宣称自己是一个“重生的婴儿”，需要倍加呵护。但对钢铁业的保护尤其有害，因为它会推高从洗碗机到自卸卡车在内所有商品的价格，并削弱美国的机械出口。
Heather Long，“Trump’s Steel Tariffs Cost U.S. Consumers $900，000 for Every Job Created，Experts Say，” Washington Post，May 7，2019，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business/2019/05 /07/trumps-steel-tariffs-cost-us-consumers-every-job-created-experts-say.
2018年，特朗普总统关上了外国钢铁制造商进入美国的大门，对它们的在美销售征收高达25%的关税。随着美国钢铁价格上涨约10%，汽车和家电制造商很快感到自己不堪重负。虽然特朗普大肆宣扬关税能刺激美国钢铁公司花费10亿美元升级工厂，并使该行业增加了1.27万个工作岗位，但智库经济学家估计，汽车、摩托车和洗衣机等产品的成本升高将成为消费者的沉重负担，以至于每增加一个钢铁业工作岗位就会给经济造成约90万美元的损失。 
Gary Clyde Hufbauer and Sean Lowry，US Tire Tariffs：Saving Few Jobs at High Cost，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https：//piie.com/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pb/pb12-9.pdf. Smith，Wealth of Nations，vol.1，p.468.
斯密对将关税作为对另一个国家保护主义报复的做法并不赞同，因为报复性关税只会从世界上抹掉更多潜在财富。当然，如果一个成功的报复措施能让最先违规的一方知难而退，那也算是好事。但是，报复性关税是否会引起对方的新一轮报复反制呢？对此又有谁能未卜先知？奥巴马总统对中国的低端汽车轮胎征收35%的关税，然后惊讶地发现，作为回击，中国将美国进口鸡肉的关税提高了50%至100%。由于两国间橡胶轮胎的纠纷，被殃及的马里兰州和阿肯色州的家禽养殖户在销售上损失了10亿美元。 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之所以加剧，正是因为一些国家设置了高关税，其部分原因是为了回击其他国家。斯密嘲讽地指出：“判断这种报复是否可能产生对应的效果，或许不是立法者的学识能力所及……而是某种阴险狡诈的动物的伎俩，我们一般称这种动物为政客或弄权者。”
虽然美国明确保护某些产业，但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们常常拿来作为“自由贸易明目张胆的破坏者”的例子却是日本。该国有两种回击手段值得一提。据说日本通过各种故弄玄虚的规定保护国内市场，因此哈佛大学经济学家亨利·罗索夫斯基（Henry Rosovsky）开玩笑地建议，日本进口商品应通过爱达荷州博伊西的报关代理人进入美国。罗索斯基建议扩充该地员工队伍，把工作时间延长到朝九晚五，但只在周一营业，而且只在那些名字以“r”结尾的月份（9—12月）里营业。在另一个案例中，得克萨斯州前州长约翰·康纳利（John Connally）在1980年竞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时曾主张，需要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他建议完全阻止日本产品出口到美国，并告诉日本人“坐在横滨码头的丰田车里听他们的索尼音响吧”。结果这位在竞选活动中花费了数百万美元的康纳利，在美国获得的选票数量寥寥无几，大概与他在横滨可能获得的票数差不多。
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逻辑只是偶尔屈从于保护主义的诉求。例如，他允许以关税来抵消国内产品的国内税。他还承认，出于英国的国家安全考虑，需要维持一个健康蓬勃的造船业，因此对以国防为由的关税要求网开一面。他知道17世纪威尼斯衰落的故事。威尼斯，曾经一度被称为威尼斯共和国（Serenissima Repubblica di Venezia），作为连接亚欧的枢纽，该地区获得了巨大的财富，涉足包括香料、玻璃、书籍在内的各种贸易和银行服务（在穆拉诺岛，你仍然可以欣赏到当时流传的精致玻璃制品）。但威尼斯总督决定将军队外包给法国和荷兰的雇佣军。雇佣兵的问题很明显：如果你的敌人愿意付更多的钱，他们就会掉转炮口对准你。当奥斯曼人在威尼斯雇佣的海军面前悬赏黄金时，这些海军立刻改旗易帜，于是威尼斯失去了海外的财富。1615年，这些雇佣兵甚至威胁要炸毁总督府，谋杀元老院的元老。在《奥赛罗》（Othello）中，莎士比亚表达了对勇敢的摩尔人的赏识，虽然他身上有悲剧性的缺点，还是个雇佣兵，但在威尼斯仍然忠于职守。尽管斯密也在自由贸易体系里留了这些后门，但他仍坚持认为，对国内产业的保护阻碍了“财富的增长”。
在斯密身处的时代，国防就是炮弹和火枪而已。而在当今的科技世界，我们必须问，国家安全到底意味着什么？2020年，当新冠病毒袭击美国时，许多美国政客和普通公民都震惊地发现，美国的抗生素和呼吸机有很大一部分都来自中国。面对这场令人窒息的全球疫情，即使是自由贸易的鼓吹者也不得不认识到，这些救命的商品可不像儿童玩具那样可有可无。
如果政府不应该保护本国产业，规范管理劳工，或者袒护商人，它又该做些什么呢？斯密在哪些时候会解开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镣铐？他明确界定了政府的恰当角色：第一，提供国防；第二，通过法院系统执行司法；第三，维护公共机构和资源，如道路、运河、桥梁、教育系统和国家主权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