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th，Wealth of Nations，p. 257.
亚当·斯密并不是躲在象牙塔里不问世事的理论家。他希望世界能够遵循他所指出的规则，因此对会晤结交政治家和权力掮客十分热衷。当英国首相威廉·皮特（William Pitt）采纳他的建议，或是当反对党领袖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引用了他的只言片语，称他的作品所揭示的“真相”简直“无可争辩”时，他都会激动不已。至于福克斯在没有真正读过他的作品的情况下就引用了其中著名段落的做法，他也是不计较的。在《国富论》中，斯密对北美殖民地的形势发展颇有先见之明，对其遭遇也表现出同情。令他失望的是，英国的领导者并不能预见到殖民地将赢得独立战争，并成为“世界上有史以来最伟大和最强大的帝国之一”。 
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总统曾恳求给他找一位“一只手”的经济学家。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对那些总是说“一方面（on the one hand），我们可以……另一方面（on the other hand）却又可能如何……”的经济学家感到不胜其烦了。亚当·斯密当然双手俱全，不过他可没有模棱两可，而是自信地指出了政体应该遵循的最佳政策。他警告立法者说，特殊利益集团会对那些旨在增加国家财富的措施横加阻碍。这警告至今仍应在世界各地的议会中回响。斯密对经济学的自由市场观点并没有使他像伏尔泰笔下的潘格罗斯（Pangloss）博士那样受到盲目乐观主义的谴责，后者是一个腐儒，即使周遭充满证据表明事实并非如此，仍相信自己生活在“最理想的世界中”。另外，正如讲稿撰写人威廉·萨菲尔（William Safire）所说，斯密不是一个“只会发发消极牢骚的名人”。相反，他发现了进步的障碍，并向我们展示了如何对其加以规避。让我们看看两个政策关注点。
国内贸易限制。回想一下前文所述的竞争市场体系，竞争者进入一个行业，会迫使产品价格和利润下降到“生产成本加上正常投资回报”的水平。但斯密发现，有时商人们显然赚取了过高的利润。为什么这时他的模型不起作用呢？斯密描述了两种不同的情况来解释超额利润的出现。
在第一种情况下，其他企业家之所以不能进入这个利润惊人的行业，原因仅仅是自然现象的限制。例如，只有西班牙赫雷斯附近的土地可以种植适合酿造雪莉酒的葡萄。即使英国人再有进取心，即使英国王室成员纡尊降贵亲自上阵踩葡萄酿酒，在白金汉宫附近也种不出那种葡萄。因此，赫雷斯的土地所有者可以坐享高额利润。当然，企业家可以尝试说服人们改喝波尔图葡萄酒，这有助于抹消过高的利润。
Parmigiano Reggiano Consortium，“Specifications and Legislation，” https：//www.parmigianoreggiano.com/consortium/rules _regulation_2/default.aspx；Cato Institute，“Reign of Terroir：How to Resist Europe’s Efforts to Control Common Food Names as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https：//www.cato.org/publications/policy-analysis/reign-terroir-how-resist-europes-efforts-control-common-food-names#cite-11.
如果英国王室可以在白金汉宫的花园里种植酿造雪莉酒用的葡萄，那又会如何呢？他们还应该称这种酒为“雪莉酒”吗？欧盟坚持保护许多农业产品不受地域仿冒的影响。例如，只有在法国香槟地区生产的气泡酒才能冠以“香槟”之名。毫无疑问，意大利的酿酒师们知道如何陈酿葡萄以用于类似香槟酒的生产，但如果他们在标签上印上“香槟”这个词，他们就会锒铛入狱。因此，他们管自己酿造的果味更浓的气泡酒叫作“普罗赛克”，用的是生长在威尼斯北部的葡萄。但不要因此为意大利人感到遗憾。只有他们才能合法生产帕尔马火腿，而蓝纹奶酪也只有法国人才能称其为羊乳干酪。意大利的帕尔马诺-雷吉亚诺（Parmigiano- Reggiano）奶酪制造商联盟甚至明确规定了奶牛的挤奶时间，以及用于制作这种奶酪的牛奶比例。 正如你所料到的，只有瑞士人才能做出正宗的瑞士奶酪，尽管整个欧洲大陆都不缺打孔机。
2012年，这些规定保护了价值720亿美元的商品。Tanguy Chever et al.，Value of Produc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Foodstuffs，Wines，Aromatised Wines and Spirits，Protected by a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GI），AGRI-2011-EVAL-042012，October 2012，由 AND International 为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编写的报告，可在http://ec.europa.eu/agriculture/external-studies/value-gi_en.htm上查阅。
通过限制竞争，这些“地理指标”和商标使传统生产商获取的利润更高，消费者为其付出的价格也更高。 在帕尔马的比萨店里，兜售卡夫（Kraft）食品的廉价罐装帕尔玛干酪的销售人员肯定不受待见。普罗赛克酒和加州起泡酒的生产成本更低，而且在品酒盲测中表现不俗，法国的香槟酒生产商对此也心知肚明。欧洲官僚对农业保护的坚持可以被称为“风土统治”（reign of terroir）——所谓“风土”（terroir）意即“地形的特征”。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怀旧的观念，即生产与土地，以及某个地方的文化传统联系在一起。卡拉马塔橄榄的味道之所以是卡拉马塔橄榄味，是因为当地的土壤、雨水和希腊工人的汗水造就了它们。不难发现“农业”（agriculture）一词中便蕴藏着“文化”（culture）。
欧洲并不是唯一一个给产品强加地理标签的地方。如果你在新泽西州尝试酿制肯塔基波旁威士忌，你可能会被帕迪尤卡郡的警长端着猎枪追杀。不过，总体而言，美国对地理商标的态度较为宽容，并试图通过世界贸易组织进行谈判，降低相应标准。这是一场艰难的谈判。当现代欧洲的政治家们试图淡化这些规章制度时，他们会遭到让人惊恐的反对。2019年，法国农民怀疑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正在放松对南美牛肉的进口限制。他们随即动员了几个营的拖拉机隆隆作响地穿过波尔多以示抗议。马克龙还算幸运。20世纪90年代，法国农业部部长曾在巴黎街头被挥舞着干草叉的农民追赶。请注意，这场追逐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而不是18世纪。
在此类地域热忱之中，怀旧情绪也发挥了作用。在普鲁斯特（Proust）的《追忆似水年华》（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1913）中，故事叙述者马塞尔（Marcel）在茶里泡着烤好的玛德琳蛋糕时，顿时被汹涌而来的感情激流所吞没。他试图唤回年轻时的记忆：“当人亡物丧、过去的一切荡然无存之时，只有气味和滋味长存……它们如同灵魂般，在其他一切事物的废墟之上，回忆、等待、期望。”在现代经济中，随着商业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让我们享受到更多的食物，寿命更为长久，生活提升至更高的水平，我们也可能会觉得我们失去了什么。马塞尔记住的，是刚烤好的玛德琳蛋糕的味道。而今天，我更可能吃到的玛德琳蛋糕是用卡车送到星巴克（Starbucks）的成品，或者是纳贝斯克（Nabisco）推出的量产版本。也许我们怀念那些过往日子的味道，或者怀念那些制造出这些味道的工匠们。尽管生活水平提高了，我们可能偶尔也会感到怀旧之痛。我把这种感觉称为“玛德琳抑郁症”，因为在现代社会的喧嚣和电子设备的哔哔噪声中，我们有时都会觉得自己像是另一个马塞尔。
儿童读物《波普先生的企鹅》（Mr. Popper’s Penguins）中的主角，以与六只企鹅间的不解之缘而闻名，也曾被改编为同名电影。——译者注
但是，因此放弃现代化和国际贸易是不是真的更好呢？欧洲上一次“购买本地商品”的尝试，被称为中世纪。但即使在中世纪，居民们也会邀请旅行商人在城镇广场上开店。现代消费者可以全年无间断、全天候地购买来自各个大陆，由他人种植、收集、缝制或锻造的商品，当然南极洲除外，除非你是寻找企鹅的波普先生。 在20世纪40年代，科尔·波特（Cole Porter）在一首歌词中回忆道，他的前情人还不值“过季芦笋”的价码。可在如今的人看来，芦笋不是和猕猴桃、寿司和人工养殖的鲈鱼一样，全年都可以吃到吗？
Smith，Wealth of Nations，vol.1，p.145. Smith，Wealth of Nations，vol.1，p.137.
斯密指出的第二种情况更为恶劣。当一小撮商人达成协议以保持高价时，不正常的高利润可能会持续下去。为此他写道：“同业中人甚至为了娱乐或消遣也很少聚集在一起，但他们谈话的结果，往往不是阴谋对付公众便是筹划抬高价格。” 根据斯密的说法，商人之间的邪恶约定通常并不稳固。因此，商人会唆使政府与他们狼狈为奸。除非政府支持这些同业联盟，否则商人们的阴谋通常不能阻止竞争者进入市场。斯密猛烈抨击了当时许多相互矛盾的限制措施，这些措施限制了贸易和劳动分工，以为某些明确群体谋求利益。学徒法和行业工会尤其阻碍了竞争的开展。斯密描述了这些举措导致的愚蠢结果：马车制造商不能合法地为他的马车制造轮子，但车轮制造商却可以在他所制造的四个轮子上装上马车车厢！如果车轮制造商可以通过法律禁止竞争，他们就可以收取高价。除了《学徒法》（Statute of Apprenticeship），斯密还对英国《济贫法》（Poor Laws）大加贬低。根据该法，为了获得救济，公民必须满足居住期限要求，这意味着他们就无法根据对不同类型劳动力的需求变化而从一个行业转移到另一个行业，或从一个城镇搬迁到到另一个城镇。斯密激烈地抨击政府授予的垄断权，称其通过“使市场存货经常不足，从而使有效需求永远不能得到充分供给。这样，他们就以远高于自然价格的市价出售他们的商品，并提高他们的……工资或是利润”。
那么，斯密对商人共谋的恐惧在大西洋这一边的美国得到了怎样的回应呢？美国更关心的是垄断和寡头垄断（少数公司共同主导一个行业），而不是学徒制，后者在美国从来没有像在欧洲和亚洲那样盛行过。每个高中生都在课上学过所谓“强盗大亨”（robber barons），即那些19世纪的实业家，如铁路巨头范德比尔特（Vanderbilt）、钢铁大王卡内基（Carnegie）和石油大王洛克菲勒（Rockefeller），他们践踏竞争对手，在火车、钢铁和石油行业称霸一方。1898年，威廉·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总统开启了反托拉斯时代，以打击当时的垄断巨头，这一纲领后来在西奥多·罗斯福的总统任期得到了强制执行。但许多教科书却忽略了这一点：在强盗大亨时代（通常定义为1865年至1900年），美国的消费价格基本持平或下降，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却稳步上升。很难理解为什么这些大亨会利用他们一手遮天的权力来增加产量和降低价格。经济理论告诉我们，垄断者的做法本该恰恰相反。答案是：他们的市场支配力不是永久不变的，他们需要不断地击退市场入侵者，这就要求他们压低价格。尽管如此，美国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仍旧担心大公司会令自己免受竞争的影响，从而大获其利。因此，多年来美国政府将成千上万的公司告上了法庭，并根据《谢尔曼反托拉斯法》（Sherman Antitrust Act）和《克莱顿法》（Clayton Act）起诉它们操纵价格和限制竞争，尽管这些公司会通过它们的律师撒泼吵闹一番。此外，司法部经常试图阻止公司合并。反托拉斯的举措在整个20世纪都一直在持续。尼克松政府对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发起了长达13年的“拆分战”，声称这家“蓝色巨人”垄断了计算机行业，直到1982年才不了了之。如今IBM甚至不再生产个人电脑了。2005年，联邦贸易委员会介入了百视达和好莱坞娱乐视频公司的合并，显然是担心这些不幸的公司会在VHS录像带和DVD市场一家独大。联邦贸易委员会是在保护消费者免受那些烦人的VHS播放器上不停闪烁的“12：00”字符的骚扰吗？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一些经济学家和法学教授——通常是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顿·弗里德曼、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和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Posner）的校友——主张，虽然价格操纵不受欢迎，但通过合并实现的“做大”未必有害无益，因为大公司并不一定会阻止市场进入，实际上可能还会促进效率。
有关传略，参见 Todd G. Buchholz，New Ideas from Dead CEOs（New York：Harper Collins，2007），pp. 241-259.
亚马逊和沃尔玛是世界上最大的两家零售公司。沃尔玛是由山姆·沃尔顿（Sam Walton）创立的，他来自阿肯色州，是一个狡猾而抠门的家伙，他把自己的第一家店命名为沃尔玛（Walmart），只因他不想花钱买多余的字母来拼出自己的全名。 而亚马逊则是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在自己的车库里卖书创办的，他还曾警告早期投资者说，他有70%的可能性会破产。而事情的发展却与他的预测相反，贝佐斯成为全球最富有的人。这两家起于寒微的零售商如今已经发展成为业务涵盖极其广泛的企业，不仅改写了零售业的规则，还将玩具反斗城（Toys“R”Us）、巴尼百货（Barneys）和凯马特（Kmart）等著名竞争对手纷纷推向破产。尽管如此，他们对消费者的主要影响还是压低了价格。
许多当代学者认为，传统的反托拉斯者对市场的观察过于狭隘。现代竞争不仅包含国内公司，也涉及外国公司。作为证据，他们会将20世纪80年代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的失败与现代汽车（Hyundai）的胜利联系在一起。现代汽车是一家韩国汽车制造商，在登陆美国市场的几个月内就对汽车城底特律造成了巨大冲击，让通用汽车的资产负债表非常难看。在电视机市场上，索尼（Sony）打败了Zenith和RCA，之后三星（Samsung）和夏普（Sharp）又从索尼手中夺走了市场份额。摩托罗拉（Motorola）在20世纪90年代主导了早期的手机市场，但现在除了推出一款益智游戏外，已经基本销声匿迹。
在20世纪90年代，最热门的反垄断案是美国司法部对微软发起的。政府的反垄断监管机构认为，微软在电脑操作系统上的垄断地位令其能够阻止竞争对手将产品呈现给消费者。许多记者将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Bill Gates）比作约翰·D.洛克菲勒，认为通过垄断计算机操作系统，盖茨就可以像垄断石油市场的标准石油公司那样为所欲为了。当芝加哥学派的主要思想家之一、前法官、耶鲁大学教授罗伯特·博克（Robert Bork）发表简短声明，攻击微软的垄断行为时，微软的反对者们欢呼雀跃。就在当时的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在证人席上坐立不安的戏剧性视频公布之后，微软与司法部达成了和解。然而，令微软的对手们感到遗憾的是，和解协议并没有迫使微软将其软件代码的核心抹消，也没有阻止它将新程序绑定到Windows程序栏上。事实上，和解协议无非是要求微软与其他人“共享”它的界面。很多时候，当律师在法庭上唇枪舌剑时，技术的新飞跃却使法庭上的解决方案既陈旧过时又浪费精力。就在盖茨在西雅图出席听证会时，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正在库比蒂诺发布iMac，并计划用iPhone和iPod打开新市场。
Steve Jobs，Stanford University commencement address，Stanford Report，June 12，2005.
在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一场引人注目的毕业典礼演讲上，史蒂夫·乔布斯回忆了自己从大学辍学并走上挑战IBM之路的历程：“我失去了我的宿舍，所以只能睡在朋友房间的地板上。我去捡5美分的可乐瓶子，仅仅为了填饱肚子；在星期天的晚上，我需要走7英里的路程，穿过这个城市到一座印度教克利须那派寺庙，只是为了能吃上顿像样的饭。但我乐此不疲。这些跟随好奇心和直觉所做的事情后来都被证明是无价之宝。” 30多年来，司法部一直致力于打击IBM。但造成更激烈竞争的，却是像史蒂夫·乔布斯这样的辍学学生，而不是一板一眼的反垄断律师。
当下，世界经济的竞争一如既往地激烈。许多进入现代经济的门槛正在降低，而不是抬高。几乎所有行业都有侵入者蓄势待发，威胁着要窃取市场份额。宝洁（P&G）公司曾拥有男士剃须刀市场70%的份额，直到有些胆大的家伙创立了Dollar Shave Club，并在油管视频网（YouTube）上发布了一个令人发指的广告，名为“我们的刀片真（脏话）棒”，这一广告在2012年迅速病毒式传播，吸引了数百万订户。亚马逊让各个行业的公司忌惮不已，不是因为它的价格更高，而是因为价格更低，交货更快，甚至还有无人机送货。
“零工经济”（gig economy）也带来了更廉价的商品。爱彼迎（Airbnb）已经切实将美国城市的空闲客房数量增加了25%。优步（Uber）的估值超过了赫兹租车（Hertz）和阿维斯租车（Avis）。在20世纪60到70年代反托拉斯执法的巅峰时期，初创公司需要筹集数千万美元来建立工厂，雇用员工。如今，拥有强大知识产权和出众领导能力的公司，只需一个网站、几把转椅和一台单杯咖啡机，就可以与当下市场领军者一较高下。
即使是那些看起来完全禁止私营经济进入的领域也会吸引竞争。热门电影《隐藏人物》（Hidden Figures）讲述了黑人女性的励志故事，她们帮助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完成数学运算，将航天员约翰·格伦（John Glenn）送入轨道。但是，即使是高风险的、以前无人涉足的太空领域，也已经成了激烈竞争的战场，贝佐斯的蓝色起源（Blue Origin）、理查德·布兰森（Richard Branson）的维珍银河（Virgin Galactic）、埃隆·马斯克（Elon Musk）的SpaceX，还有波音（Boeing）和阿丽亚娜太空公司（Arianespace）都参与到航天业务的争夺之中。
反垄断执法应聚焦于那些会通过持续提价行为而损害消费者利益的合并案例上。例如，当地医院的合并往往会导致价格提高，而走路都颤颤巍巍的患者通常没有心理或生理余裕去货比三家。
Sam Peltzman，“Industrial Concentration Under the Rule of Reason，”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57，no. 4 （2014），article 7，https：//chicagounbound.uchicago.edu/jle/vol57/iss4/7.
尽管过去10年美国处于低通货膨胀环境，但特朗普政府在打击托拉斯方面比其前任更积极。例如，特朗普的司法部曾试图阻止AT&T和时代华纳（Time Warner）的合并，理由是合并会推高消费者在家观看电影和电视节目的成本，但以失败告终。联邦贸易委员会起诉高通（Qualcomm）向苹果施加了据称会造成亏损的合同条款。过去几年，这种对企业巨头的新担忧在过去几年中也得到了一些学院派经济学家的支持，他们指出，各个行业的市场份额日益集中，并警告称，物价正在上涨。
尽管如此，在技术发展如此迅速的形势下，很难预测企业交易的影响。AT&T和时代华纳也许有朝一日真会掌控在业内呼风唤雨的力量，但两者合并后的公司必须面对一个事实，即30%的千禧一代已经与有线电视供应商“断线”了。奈飞（Netflix）、迪士尼、葫芦（Hulu）、油管视频网、亚马逊和其他好几家公司都提供流媒体服务。与此同时，身段灵活的新内容公司Snapchat吸引了1.6亿观众，他们每天的视频观看量超过100亿次。到底谁是失败者呢？
就连弗里德曼的主要对手、麻省理工学院（MIT）经济学家莱斯特·瑟罗（Lester Thurow）也基于这些理由反对政府拆分AT&T。参见 “Antitrust Grows Unpopular，” Newsweek，January 12，1981.
然而，最大的讽刺已经昭然若揭了。在20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如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爱德华·张伯伦（Edward Chamberlin）和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纷纷宣称，时移世易，加上企业的日益膨胀，亚当·斯密笔下那个完全竞争的简单世界已经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了。然而，许多现代经济学家仍坚持认为，由于国际竞争的存在，亚当·斯密的远见正日益重新焕发光彩，变得愈发具有现实意义！
Smith，Wealth of Nations，vol.1，p.457. Smith，Wealth of Nations，vol.1，p.471.
国际贸易限制。斯密曾写道：“在每一个私人家庭的行为中被认为是精明的事情，在一个大国的行为中就很少会是荒唐的了。” 在证明了绝对优势理论后，他无情地抨击了那些为保护自己免受外国生产商竞争而进行游说的商人和屈服于这种要求的政府。通过关税或配额，政府其实在迫使消费者补贴商家，因为这种情形下消费者支付的价格高于必要价格。没有了国外的竞争，国内商人就可以提高他们的价格和利润。反对自由贸易的力量看起来“就像一支过度壮大的常备军一样……不但可以胁迫政府，并且往往可以威吓立法机关”。令斯密感到不忿的是，那些反对自由贸易的官员大受吹捧，而那些为公众利益斗争的官员却背负了辱骂和恶名。
Bernie Sanders，“So-Called ‘Free Trade’ Policies Hurt US Workers Every Time We Pass Them，”Guardian，April 29，2015，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5/apr/29/so-called-free-trade-policies-hurt-us-workers-every-time-we-pass-them；Tessa Berenson，“Donald Trump Details Plan to Rewrite Global Trade Rules，” Time，June 28，2016，http://time.com/4385989/donald-trump-trade-china-speech/.
如果是在一场快速辩论中，反自由贸易的一方通常会提出更简明扼要的论点。自称社会主义者的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称自由贸易是一场“逐底竞争”。特朗普则称自由贸易协定是“对美国工人发动的贸易战”。
几年前，我曾在芝加哥一家氛围阴沉昏暗的大酒店里与一位哗众取宠的工会领袖辩论，后者在辩论中真的当众脱下鞋子拍打讲台，并引发了当时聚集在那里的人群的欢呼。毫无疑问，这双鞋是在国外生产的，这更强化了他的观点。而自由贸易的倡导者通常需要至少两句话来阐述他们的观点，不管手里有没有鞋。
W. Michael Cox and Richard Alm，“How Are We Doing？，” The American，July 3，2008，http://www.aei.org/publication/how-are-we-doing/.
数据并没有证明贸易让人们更快乐，但它确实为贸易提高生活水平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例子。也许看待这些收益的最好方式是问，一个普通人要工作多少小时才能获得生活所需的足够食物，并购买他们想要的东西？1870年，儿童通常在13岁时就开始工作。那什么时候退休呢？至死方休。人们每年在地里或工厂里工作大约3000个小时，并设法再挤出1800个小时操持家务。他们醒着的时候，有61%的时间都在工作。到1950年，孩子们直到平均17.6岁才开始工作，而成年人每天也只将45%的时间花在工作上。今天，我们从20岁开始工作，期待着16年后就享受退休生活，而且我们醒着的时间中只有28%用于工作。 童工法出现于20世纪初。现在的父母可能更担心他们的孩子在正式入职前甚至没有做过一份兼职工作，因此缺乏坚实的职业道德。
Mark Perry，“When It Comes to the Affordability of Common Household Goods，the Rich and the Poor Are Both Getting Richer，”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October 3，2013，https：//www.aei.org/publication/when-it-comes-to-the-affordability-of-common-household-goods-the-rich-and-the-poor-are-both-getting-richer/. Tom Jackson，Chilled：How Refrigeration Changed the World and Might Do So Again （London：Bloomsbury，2015）.
在互联网出现之前，不想亲自去购物的美国购物者会翻看西尔斯百货和彭尼百货（J. C. Penney）的商品目录然后下单。值得庆幸的是，这些老旧的目录还保存在图书馆里，让经济学家可以比较不同时期的物价水平。例如，1959年，一个普通工人需要工作两周才能买得起一台冰箱；今天，则只需几天就够了。彼时一台真空吸尘器需要一个多星期的劳动来换取；而今天，它只需要不到一天的工作量。 虽然美国的收入差距很大，但贫困家庭肯定也从中受益。1971年，只有约20%的美国家庭拥有洗碗机，约40%的家庭能看彩色电视。而到了2005年，即使在“贫困家庭”中，也有大约40%不再需要用手洗碗，78%有空调，且这些家庭几乎都至少拥有一台彩色电视机。其他国家也实现了类似的成就。就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三分之一的英国家庭还没有冰箱，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至今仍可忍受没有冰镇过的常温啤酒。
Felipe Garcia Ribeiro，Guilherme Stein，and Thomas Kang，“The Cuban Experiment：Measuring the Role of the 1959 Revolution on Economic Performance Using Synthetic Control，” working paper （May 21，2013），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 /abs/10.1111/twec.12609.
拒绝贸易的国家往往会陷入停滞或衰退。1991年苏联解体后，我从白宫请了几天假去访问列宁格勒，当时这座城市刚刚更名为圣彼得堡。在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1959年革命之前，古巴的人均GDP在拉丁美洲名列前茅。随后，由于古巴领导人没收私人财产，禁止企业家赚取利润，古巴经济跌入谷底。卡斯特罗的支持者们可能会将这一暴跌归咎于美国的贸易禁运，但这也同样证明了我的观点：那些被切断贸易的国家（无论是否自愿）都会陷入停滞。自1959年以来，拉丁美洲的生活水平平均翻了一番，而古巴的人均GDP在此期间几乎一动未动。 当你看到照片上那些瘦削的古巴农民在年久失修的土路上推着他们1956年产的雪佛兰老爷车时，你就知道是谁该做出改变了。如果劳尔·卡斯特罗（Raúl Castro）的继任者允许一个更活跃的企业家阶层存在，我们大概可以期望有一天古巴会更加繁荣。
在19世纪初，当英国和葡萄牙商人乘坐冒着煤烟的蒸汽轮船驶入日本的港口时，德川幕府的统治者感受到的是震惊、敬畏和恐慌。幕府的将军们在锁国几百年后，蓦然间意识到他们的国家在经济和军事上都已经落于人后。
David Dollar and AartKraay，“Trade，Growth and Poverty，” World Bank，June 2001，p.2.
世界银行对20世纪80到90年代间选择了截然不同的两条路的国家进行了成对比较。在这些国家对中，前者选择全球化，而后者则坚持与世隔绝：越南对缅甸；孟加拉国对巴基斯坦；哥斯达黎加对洪都拉斯。选择开放的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平均增长率分别为3.5%和5%。而那些孤立的经济体中，相应的数值分别只有0.8%和1.4%。 当一个国家将自己封闭在孤立的茧房之中后，随着时间推移，其经济就会像一个通风不良的饲养缸一样，变得陈腐发臭。或者，它会变成一个阴暗潮湿的监狱，这用来形容某些国家可谓恰如其分。1953年朝鲜战争平息后，北面的朝鲜还比南面的韩国稍微富裕一些。在之后的50到60年代，苏联、中国、波兰甚至阿尔巴尼亚都向朝鲜提供了大量援助，以帮助该国重建，此外还有日本之前在三八线以北建造的工厂。尽管朝鲜获得了多国的共产主义援助，如今韩国的富裕程度却是朝鲜的20倍，韩国人的寿命比朝鲜人长了10年，身高也高了五六厘米。韩国人把这一成就称为“汉江奇迹”。韩国生产世界级的三星平板电视、超级智能的LG冰箱、行驶平稳的现代和起亚汽车，以及魅力十足、让世界各地观众为之倾倒的韩流歌手。朝鲜又生产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