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斯密时常赞扬自由贸易和商人的事业，但他并不是资产阶级雇用的枪手。《国富论》中充斥着对商人的批评。该书也并非旨在为富人辩护。斯密大力赞扬自由贸易和劳动分工，因为他确信，这些机制对普通大众带来的帮助更甚于其对王公贵族们的：
Smith，Wealth of Nations，vol.1，pp. 23-24.
没有成千上万人的帮助和合作，一个文明国家里卑不足道的人也无法取得日用品的供给……的确，同那些更为奢侈的大人物相比，他的食宿条件无疑显得极其简陋；然而，也许一个欧洲王子的生活条件也并不总是比一个勤劳节俭的农民高得多，正如后者的生活条件已经超过了不少非洲国王一样，要知道这些国王可是他所统治的成千上万名衣不遮体的未开化臣民生命和自由的绝对主宰。 
参见 Milton Friedman，Capitalism and Freedom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7），p.109.
就像他的追随者一样，斯密天真地认为，在市场体系下，即使是穷人和政治弱势者也能兴旺发达。相反，在中央集权体制下，政治权力决定经济地位：只有国王和领主的同党才能聚敛财富。米尔顿·弗里德曼在他的《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一书中再次发展了斯密的观点，一方面，他认为市场体系有效地减少了种族或民族歧视，因为消费者从出价最合理者那里购买商品，而不是根据卖家的宗教信仰或肤色是否恰当来购买；另一方面，他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少数群体的成员要想获得提拔，就必须获得计划制订者的政治偏爱。
弗里德曼的观点仍然存在争议，批评人士提出了许多反例，例如，对于少数族裔员工，公司高管也只有在其“领导能力”和“个性”等“软”变量得分很高的情况下才会提拔他们。此外，还有批评者主张，经济力量可以通过竞选捐款转化为政治力量，因此经济贫困阶层丧失了政治话语权。弗里德曼承认了后一种观点，但他也对批评者进行了回击，即主张建立一个不允许干预大多数经济事件的“小政府”。对此的辩论仍十分激烈，相关文献数量也不断增加。
Smith，Wealth of Nations，vol.2，pp. 782-785.
尽管斯密自信地认为他已经揭露了如何获得更大财富的秘密，但他并未致力于建立一种绝对正确的教义。他欣然承认了劳动分工中存在一些缺陷，这也再次证明了他的敏感性并不限于成本和收益。回想一下，他最初的志向可是伦理学。斯密坚信，身体状况会影响人的心智，他担心流水线作业会摧垮工人的智力和勇气：“一个人如果终其一生都只是在重复一些效果一成不变的简单作业……就没有机会发挥他的理解力，或行使他的创新能力，以找出解决困难的应急手段……因此，他自然会失去这种尝试努力的习惯，并变得极其蠢笨无知。”在家长心态的驱使下，斯密建议以公共教育来医治公众的愚钝，因为受过教育的工人更有可能在从事体力劳动的同时迸发想法，磨炼心智。斯密说道：“国家只要以极少的费用，就几乎能够便利全体人民，鼓励全体人民，甚至强制全体人民获得这种最基本的教育。”
Paul A. Samuelson，“A Modern Theorist’s Vindication of Adam Smi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Papers and Proceedings，vol.67 （February 1977），pp. 43-44.
至此，让我们来总结一下《国富论》。亚当·斯密认为劳动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当①劳动力供应增加，②劳动得到分工，或③新机器带来的劳动力素质提升时，这台引擎就会加速运转。只要人们的想象力中持续迸发出对有利可图的投资和发明的新想法，并且允许自由交换，经济就有继续增长的动力。最重要的是，一般公众可以由此享受更高的生活水平。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虽与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分歧颇多，但当他利用现代数学方法重新审视亚当·斯密的增长理论时发现，如果“发明不断涌现……利润率和实际工资达到的平均数将高于它们的最低可维持水平”。萨缪尔森由此宣称：“亚当·斯密的理论在一场当代的检验中表现出色，这个结果令人欣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