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从未保证过单凭劳动分工就能给一个国家带来财富。制造商、供应商、城镇和城市之间的自由贸易也是不可或缺的。如果因为贸易限制或运输成本太高而不能交易，一万枚扣针又有什么用呢？制造商还不如每天只生产二十个，或者干脆一个都不做。此外，劳动分工不仅仅发生在工厂里的工人之间，也可以发生在城镇之间。就像特定的个人一样，特定的城镇也可以专门化。博伊西可以生产小麦，而波士顿则生产博士（Bose）耳机。关键是，只有市场扩张，亦即越来越多的地区通过贸易路线彼此相连，一个国家的财富才会增长。
想想1750年的美国吧。其东部沿海的贸易路线可以将货物从巴尔的摩顺利地运送到波士顿，然而宾夕法尼亚州以西的殖民地却不得不自谋生路。一个自给自足的殖民地，就类似于一个必须自己切截、弯折、装圆头和交货的扣针工人。在美国，随着水路与陆路交通路线的开发和运输成本的降低，越来越多的城镇可以被纳入一个共同的市场之中，从而令个别社区和整个国家的财富均实现增长。事实上，随着海运业制造出更安全的船只，并发展出更卓越的航海技术，横跨大西洋的航运成本降低了，这使北美殖民地和英国在整个18世纪都充满活力。即使是击败海盗也为国家的财富增长作出了贡献。
爱默生式的自力更生也许是美国人精神的一部分，但美国人的钱袋变鼓却并非拜其所赐。
在为自由贸易大声疾呼的同时，斯密也坚持认为，如果英国能以低于本国生产成本的价格从另一个国家购买商品，那么英国就能从这类贸易中获益。英法之间也许素有罅隙，但如果一瓶法国白葡萄酒售价一英镑，而一瓶英国白葡萄酒售价两英镑，那么英国人再生产葡萄酒就是愚蠢之举。法国在葡萄酒方面可是有着“绝对优势”（absolute advantage）的。当然，如果法国葡萄酒的价格是英国同类产品的两倍，英国再购买法国葡萄酒就成傻瓜了。斯密的观点很好理解，因为英国为什么要浪费稀缺资源去生产成本更高的葡萄，而不是利用这些资源以低于法国的成本生产羊毛呢？根据斯密的观点，一个国家应该只进口那些另一个国家在生产上拥有绝对优势的产品（请记住斯密的这一观点，因为大卫·李嘉图在日后以才华横溢的方式对此观点进行了修改，并让此后的几乎所有经济学家相信，单是国际贸易本身就可以使一个国家富裕起来，即使其他任何国家的生产成本都不比本国低）。
亚当·斯密以他的呢绒大衣为例，列举了为他提供这件保暖衣物所需的所有来自不同行业、地理分布各异的劳动者：牧羊人、拣羊毛者、梳羊毛者、染工、纺工、织工、商人和水手（假定他的大衣部分需要进口）。最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劳工不必彼此相识，也不必认识斯密，更不必知道斯密为什么要一件大衣。他们只需要知道，放牧羊群或给羊毛染色所获的报酬足以使他们的劳动物有所值；也就是说，有人愿意为他们对最终产品所做的贡献买单。哈耶克在一篇重要的文章中进一步阐述了斯密的观点，指出信息分散是社会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没有一个中央计划者可能收集到决定社会是否应该为亚当·斯密这个人生产一件大衣所需的所有信息；即使他掌握了所有信息，情况也有可能改变。但市场价格体系却能告诉个人他们需要知道的一切。哈耶克在下面的段落中使用了锡作为例子：
假设某种原材料，比如锡，在这个世界上的某个地方有了新的用途，或者其供给来源之一消失了。对于我们来说，无所谓这两者之中何者使得锡变得更为稀缺了，而且重要的正是这个“无所谓”。所有锡的使用者仅仅需要知道，他们使用的锡在别的地方有了更为有利的用途，因而他们必须节约锡的使用。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无须知道更为急迫的需要来自何地……如果他们中只有一部分人直接了解到新的需求，并且将资源转移到那个需求；如果有人意识到由此造成的这个缺口需要用其他资源来填补，其影响就会迅速扩散到整个经济系统。受到影响的就不仅仅是锡的利用，还有锡的替代品、这些替代品的替代品，锡制品的供给，以及锡制品的替代品的供给等。而完成这些替代的大多数人对这些变化的最初原因根本一无所知。
之前的哈耶克引文和此处的怀特海引文都出自以下著作 F. A. Hayek，“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35 （September 1945），pp. 526-528.
他还引用了哲学家阿尔弗雷德·诺尔司·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的名言来强调这一点：“所有的书本和名人演讲都一再重复一个错误的公理，我们应该培养起对自己正在做的事进行思考的习惯。可事情却恰恰相反。文明的进步依靠的恰恰是增加我们无须思考就能执行的重要操作的数量。” 
通过我们并不理解的符号和信号，我们得以利用他人的知识。
Smith，Wealth of Nations，vol.1，p.456.
哈耶克还运用他的“无知论”来批驳建立在完全利他主义基础上的经济乌托邦幻想。每个人都是世界上最了解自己想要什么的权威专家。没有人比他更清楚自己，没有人能比他更好地判断某个替代选择对他实现自己向往之事的影响。因此，人们应该关心自己的利益。如果所有人都致力于实现“公共利益”，他们就必须像了解自己一样了解其他人。举个例子，吉尔（Jill）是一位道德高尚的善人，她爱世人，可能也会爱一位与她素昧平生的杰克（Jack）。但是她又如何知道他想要什么，还有他对自己想要的东西有多看重呢？假设吉尔和杰克都是利他主义者。吉尔正在出售她的房子，买家就是杰克。因为她爱杰克，所以她想仅以10万美元的价格把房子卖给他。而既然杰克也爱吉尔，他就不愿付这么少的钱。他出价20万美元。她拒绝了，并提出只接受11万美元。因为自己的恩惠被拒绝而觉得受到了伤害的杰克坚持要给21万美元。我们不知道这种奇怪的讨价还价会如何收场，而这正是哈耶克的观点。这场讲价中没有市场信号出现，社会丧失了分配稀缺资源的能力，因为没有人承认他们对房子的估价。正如亚当·斯密所说：“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我可从来没有听说过，那些佯装为公众幸福而经营贸易的人做了多少好事。”
哈耶克的逻辑受到了他的老师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的影响，米塞斯在1920年反对社会主义，理由是没有一个政府能够完成组织一个高效经济所需的所有计算。米塞斯是奥地利经济学派（Austrian school of economics）的领袖，该学派奉行自由放任的观点，对数学模型持怀疑态度。米塞斯相信经济真理是不证自明的，并对基于真实数据的模型持反对意见，他的观点直到最近才受到人们的追捧。今天，新奥地利学派正试图扩大米塞斯及其维也纳导师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和欧根·冯·庞巴维克（Eugen von B?hm-Bawerk）的理论成果的影响力。
弗里德曼的观点基于 Leonard E. Read 的一篇文章“I，Pencil：My Family Tree，”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 （December 1958）. James Ward，The Perfection of the Paper Clip （New York：Touchstone，2015），p.96.
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沿袭了从斯密到哈耶克一脉相承的传统。如果你手里有他的《自由选择》（Free to Choose）这部著作，你会看到一张弗里德曼举着一支铅笔的照片，这支铅笔就是自由贸易奇迹的象征。弗里德曼坚持认为，没有任何个人能知道如何制作铅笔的全过程。 要制作一支铅笔，你必须学会如何锯倒俄勒冈州的一棵大树。但首先你需要用钢来做锯子。所以你得订机票前往巴西的铁矿，然后戴上矿工头盔去挖矿。然后，你要去匹兹堡，设法将铁矿石变成钢铁。也不要忘记组成铅笔的金属箍、石墨芯和橡皮擦。它们需要你前往斯里兰卡和印度尼西亚才能获取。然而，即使在经历千辛万苦的行程，学习了交换材料所需的各种化学、工程和外语知识之后，你认为你能像铅笔制造商迪克森·泰康德儒格（Dixon Ticonderoga）那样，以13美分的价格生产出一支铅笔吗？他家的铅笔还装在一个便携纸盒里，盒子上有漂亮的图形印刷，因此颇吸引了一批拥趸呢。乔治·卢卡斯（George Lucas）在给天行者卢克一把光剑之前，用一支迪克森铅笔勾勒出了星战世界的草图，而《查理和巧克力工厂》（Charlie and the Chocolate Factory）的原著作家罗尔德·达尔（Roald Dahl）每天早上在动手写第一个字之前会削上6支这样的铅笔。 真正令人拍案的是，无论是铁矿工人、砍树工、橡胶园的农民还是平面艺术家，他们都不需要聚集在一间会议室里，就能合力缔造出制造铅笔的奇迹。不需要中央计划官员来指导运营，价格体系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便可协调这一切。在你的一生中，你听说过铅笔短缺吗？或者铅笔制造商哄抬价格的消息？铅笔当然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物件（除非你在高考那天早上没带铅笔就去了考场）。但那些更为复杂的例子，无论是每片1美分的阿司匹林，还是每台价值1100万美元的航空喷气发动机，都是通过同样的机制呈现给我们的。只要给予足够时间，市场就会推动生产商以更低廉的价格提供更优质的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