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6年3月，斯密之前为消磨时间而写的《国富论》终于出版了。斯密的偶像休谟对这本书大加赞扬，但也警告说该书可能比较慢热。这是斯密有生以来第一次为休谟的判断错误而感到高兴。这本书一经发行便大获成功，六个月后第一版便告售罄。那位为我们带来了诸如《友谊地久天长》（Auld Lang Syne）和《致小鼠》（Mice an’Men）等脍炙人口的名篇的诗人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宣称，“斯密先生在他的书中所展现的智慧，寻常人等怕是连一半都难以企及。”
但这是本好书吗？我得说，岂止是好书，简直就是旷世杰作。在书中，斯密以神祇般的目光俯瞰世间众生，洞察世事纷纭，在长达九百多页的作品中洋洋洒洒堆满了分析、预言、事实和寓言——其中大部分内容清晰、引人入胜，旨在帮助读者理解全书主旨。《国富论》带着读者领略了哲学、政治和商业各自精彩纷呈的世界，而向导正是目光敏锐，谨慎多疑，但又最终归于乐观主义的斯密本人。恰逢工业革命爆发之际，斯密以胸有成竹之姿为这场革命的每一个参与者指点迷津。他以精湛的驾驭力，为上至商人修士，下至贩夫农民的所有读者指明了这场看似动荡的社会巨变背后蕴含的真意。此外，斯密在提出经济政策时，并没有对某个群体或阶级有所偏袒。所以没人能指责他阿谀奉承或言不由衷。虽然他终究还是赞同资产阶级的崛起，但也不忘告诫社会大众不要天真地听信资本家的甜言蜜语。在某种程度上，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就是经济学家们发表的“独立宣言”。
意大利中世纪后期的政治思想家，近代政治思想主要奠基人之一，代表作有《君主论》（The Prince）。——译者注 Thomas Hobbes，“The Introduction，” in Leviathan （New York：Collier，1962），p.19.
完整版的书名揭示了斯密这部代表作的关键主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请注意，斯密专注于一个特定的目标：揭示出能够阐释如何获得财富的因果规律。光是这个书名，就足以让他名垂启蒙运动的青史。书中通过对指导“经济人”（economic actors）的规律进行解释，继而归纳这些行为规律对社会的潜在影响来证实斯密的猜想。“经济人”这个术语听起来似乎有些专业，但斯密所指的其实就是人，因为我们每个人在某一时刻都可以是经济行为的参与者。就像没有王子就没有《哈姆雷特》一样，如果缺乏对人的了解，斯密也无法构建起经济学。在这一点上，他追随了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 
和霍布斯这两位先驱的脚步，他们在看待人时，所见皆是“实然”而非“应然”。霍布斯说生命“不过是肢体的一种运动……心脏无非就是‘发条’，神经只是一些‘游丝’，而‘关节’不过是一些使整体得以活动的齿轮罢了。”（原文重点）人是可加以了解的，也是有瑕疵的。
Smith，Wealth of Nations，vol.1，p.341. Smith，Wealth of Nations，vol.1，p.25.
斯密在人类本性中发现的重要自然驱动力或“倾向”构成了他的分析的基础，也是古典经济学的基石。所有人都向往更好的生活。斯密发现了一种“改善自身状况的愿望，这种愿望虽然总体上波澜不惊，但我们从出生一直到死，从没有一刻曾放弃过”。我们一生到死，对于自身地位，“几乎没有一个人会有哪怕一刻觉得完全满意，不求进步，不想改善。” 然后，斯密指出“人性中的某种倾向……就是互通有无，物物交换，彼此交易……这种倾向为人类所共有”。
Smith，Wealth of Nations，vol.1，pp. 26-27.
为了增加国家的财富，斯密认为社会应该利用这些自然驱动力。政府不应该压制利己主义者，因为自利是一种丰富的自然资源。如果仅仅依赖于施舍和利他主义，人们将被愚弄戏耍，而国家将会陷于穷困。斯密指出，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但“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就必定是徒劳的。他如果能够向他们表明，给他人做事对他们自己有利，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多了”。在经济思想史上被引用最多的一段话中，斯密宣称：“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 即使是那些喜欢杀牛宰羊、酿造啤酒或烘焙蛋糕的人，如果没有报酬，也不会整日忙于此道。斯密从来没有说过人们仅仅出于自身利益而行事，他不过是指出，利己主义比善良、利他主义或殉道精神更加有力，也更为持久。简而言之：社会不能将其未来建立在最高尚的动机上，而必须尽可能充分地利用最强烈的动机。
但是，如果每个人都各行其道，为什么整个社会不会像一个因信号灯失灵而瘫痪的复杂高速路交叉口一样，陷入无政府状态呢？当不同人的私利彼此发生冲突时，我们不应该像身处那个瘫痪的交叉口一般见证惨烈的碰撞事故吗？如果没有交通管理部门制定谁走谁停的规则，道路就不安全，那么如果没有中央计划主管部门决定由谁生产和生产什么，一个社会又是否能够维持生存呢？
Smith，Wealth of Nations，vol.1，p.456.
答案是“是”。它不仅会幸存下来，而且可能会比依赖中央计划的社会更加繁荣。更令人惊讶的是，这样的社会将在产出和社会和谐方面胜过任何基于利他主义的经济体系。斯密曾研究过天文学，他信奉行星之间的自然和谐，即使每颗行星只是在自己的轨道上运行。他认为，人们可以在各行其道的同时维持相互协调，彼此帮助——但这并非有意为之。在他的经典表述中，斯密宣称，如果所有人都寻求促进自身利益，整个社会就会繁荣兴旺：“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所盘算的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中，就像在许多其他场合一样，他受一只‘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 这只“看不见的手”成为亚当·斯密经济学一目了然的象征。
不过，斯密并没有将其论点建立在任何虚妄之物上。“看不见的手”只是社会和谐的真正协调者，即自由市场的象征。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20世纪自由市场最有力的支持者之一，他曾说过，如果市场体系不是自然产生的，它将被宣称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正是因为市场竞争的存在，才让一个谋求自利的人在早晨醒来，看向窗外的土地，并以其手中原材料从事生产时，所生产之物并非自己想要，而是他人所需；生产数量也并非自己所愿，而是邻居所好；就连出售价格也非自己所求，而是依据左邻右里对他的工作价值所作的评价而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