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斯密的父亲在他出生前去世，他一生与母亲相依为命，并且终生未娶，故有此说。——译者注 Smith，Wealth of Nations，vol.1，p.274.
很快，就连当时的国际化大都会格拉斯哥也开始让斯密心生厌倦，他于1764年辞去教授职务，转而担任已故的老巴克勒公爵（Duke of Buccleuch）儿子的家庭教师。这个男孩的母亲达尔基思伯爵夫人（Countess of Dalkeith）刚刚再嫁给了对斯密颇有钦佩之意的查尔斯·唐森德，后者日后成为英国财政大臣，并因他所提出的税收刺激大西洋彼岸的美洲殖民者上演“波士顿倾茶事件”而被载入史册。这份家教工作包括游历欧洲各国，帮助孩子培养良好的修养，参加奢华的舞会，以及每年300英镑的用度另加每年300英镑的补贴（大约是他之前收入的两倍）。我们今天大概会称此安排为“间隔年”，不过斯密对此并不热衷。这个终其一生也不曾真正了解为人子或为人父者真实想法的人揣测道 
，“父亲把儿子送到国外，是因为这样一来就可以让自己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免受令人不快的情形困扰，也就是说，不必眼睁睁地看着儿子游手好闲、疏于管教或自毁前程。” 手握这份任教聘约，斯密咨询了他内心那位公正无私的顾问，而这位顾问想必满怀同情地欣然应允。于是他接受了这份工作。迫于学校的要求，斯密不得不在学期中途离开格拉斯哥。他试图退还从那些热衷于他的学生那里收取的学费，采取的办法倒也简单粗暴，就是揪住这些年轻学生的外套把他们拉过来，把现金塞进他们的口袋里，再把他们一把推开。可学生们却拒绝了他的好意，并把口袋里的钱又如数还给了斯密。
英国作家、文学评论家、诗人和词典编纂家。其编纂的《英语大词典》对英语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译者注 Smith，Correspondence，p. 102.
这趟旅程的第一站，也是最无聊的一站，是法国的图卢兹。斯密对此地的不满让人想起了某场老式歌舞表演中的台词，说的是在纽约布鲁克林待上一晚就如同度过一周。不过相比图卢兹，斯密大概更乐意在布鲁克林待上一周，因为至少那里的人会说某种形式的英语，而斯密几乎不会说法语。而且，他们在图卢兹待了一年半，而不是一个星期。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 曾经说过，没有什么比知道自己将在两周内被绞死更能使一个人集中精神的了。图卢兹当然还算不上一个绞刑台，但它确实促使斯密集中精力撰写《经济学论述》。在给休谟的一封态度相当谦逊的信中，他写道：“为了消磨时间，我开始写一本书。”
Peter Gay，The Enlightenment：An Interpretation，2 vols. （London：Weidenfeld and Nicolson，1967），vol.2，p.348.
在法国南部逗留一段时日后，一行人前往日内瓦，斯密在那里还遇到了伏尔泰（Voltaire），最后他来到了巴黎。当时的巴黎洋溢着艺术气息和知识分子的创造力。斯密十分享受那里的戏剧，他与抛头露面的名流们相谈甚欢，并偶遇了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学派，即重农学派（physiocracy）。重农学派由弗朗斯瓦·魁奈（Fran?ois Quesnay）创立，他是法王路易十五（Louis XV）的侍医，有身居高位的庇护者，自视也甚高。重农学派用高深莫测的语言提出了一些相当简单的理念，并创作了一份名为《经济表》（Tableau économique）的神秘图表。魁奈身边聚集了不少对他推崇备至的追随者，他们称他为大师、父亲、“欧洲的孔夫子”和“当代的苏格拉底”。 重农学派大力推动了启蒙运动对自然规律的探索，但他们不相信人类可以完全掌控自然——只有当人们了解了自然规律才能繁荣昌盛。实际上，“重农学派”（physiocracy）一词的原意便是“自然的主宰”。
法国生理学家。内环境概念的提出者，在传统经验医学向现代医学转变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译者注 即米拉波侯爵，法国政治经济学家，重农学派经济思想的先驱之一，是法国大革命时期君主立宪派领导人之一米拉波伯爵的父亲，因此人称老米拉波。——译者注 Gay，Enlightenment，vol.2，p.349.
《经济表》这一著作生动地阐述了重农主义思想。如同克洛德·贝尔纳（Claude Bernard） 等医生开始解剖人体并描摹血液流动轨迹一样，魁奈也绘制了经济学中收入的流通循环。魁奈眼中的政治体，其组成不是手、脚、胳膊和腿，而是三个自然相互依存的阶级：农民、手工业者和土地所有者（地主和君主）。不幸的是，他的这份图表晦涩诘屈，似乎只有他自己能看懂。魁奈承认，即使是他的主要弟子老米拉波（Mirabeau） ，也“陷入这种诘屈之中无法自明”。 尽管如此，米拉波仍盛赞《经济表》是可与文字书写相媲美的卓越发明。
重农学者大力论证了两大观点：第一，财富来自生产，而不是像重商主义者认为的那样来自对金银的获取；第二，只有农业生产才能创造财富，而商人、制造商和其他工人则不能。要是在当代的经济学考试中，他们大概能得一半分数。他们声称，一个生产商品的国家比一个仅仅储备贵金属的国家更富有，这相当正确，但他们又认为制造业、商业和服务行业是“不育的”、没有生产力的，而只是财富的转移者，这就是失分项了。我们大可不必跟着他们的复杂模型七弯八绕，而只需记住重农学派所提倡的政策，就是使农业这个唯一的生产部门变得更加多产。例如，他们敦促政府将经济从贸易限制中释放出来，因为这些限制人为地压低了农场租金，阻碍了对土地的投资。此外，他们提议对地主征税，不是为了惩罚他们，而是因为只有他们才有能力支付课税，因为只有他们拥有经济中的“生产”部门。总而言之，重农学派欣然接纳私有财产和私有收益的概念，但同时也明晰了随之而来的所有者责任。毕竟，他们的分析强调，这些都不过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David Hume，The Letters of David Hume，ed. J. Y. T. Greig，2 vols.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2），vol.2，p.205.
亚当·斯密颇为专注地聆听了这帮法国学者的宣讲。他们的分析印证了他的一些想法，但他并不认同他们关于生产和非生产部门的划分。休谟也不接受重农学派的主张，他甚至让一个朋友“抨击他们，碾压他们，捣碎他们，将他们化为齑粉”。
Smith，Wealth of Nations，vol.2，p.678.
而斯密之所以没有表现出如此激烈的反对之情，也许正是因为他那公正无偏的良心。斯密承认，重农学派“虽有许多缺点”，但或许“在政治经济学这个题目下发表的许多学说中，要以这一学说最接近于真理”。但是，他也带着一丝屈尊俯就的口吻补充说，这是一个“未曾，也许永远不会危害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学说”。 他以这种不痛不痒的方式轻轻掸了掸重农主义者头顶上的假发，指出后者只是给了世界一种无害的教义而已。
近代英国历史学家，史学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一书的作者。——译者注 爱尔兰政治家、作家、演说家、政治理论家和哲学家，英美保守主义的奠基者。——译者注 英国传记作家，是塞缪尔·约翰逊生平传记的创作者。——译者注
1766年，公爵生病的弟弟在巴黎去世，令其家人陷入了悲痛之中。斯密的旅程也告一段落，他借道伦敦回到家乡柯科迪。在接下来的10年里，斯密专心著书，也经常去伦敦的文学俱乐部（Literary Club）与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 和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 等人高谈阔论，推杯换盏一番，还不时与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和詹姆士·包斯威尔（James Boswell） 以粗言秽语互相攻讦。约翰逊称斯密是“笨狗”，包斯威尔则视他为“头戴丝带假发的无信仰者”。尽管他们言辞刻薄，但每当斯密造访巴黎时，他都会受到这帮健谈者的热烈追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