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亚当·斯密写出其代表作《国富论》之前，他便因1759年的一部论述道德行为的著作《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而声名鹊起。随着该书销量的迅速攀升，他也被冠以“哲学家斯密”之名。《道德情操论》秉承了启蒙运动一直以来的传统，就像科学家们致力于寻找太阳系的起源一样，斯密也在寻找道德认同与不认同的起源。
英国政治家、哲学家，因提出“自然状态”和国家起源说而闻名。——译者注
一个主要由自利驱动的人，怎能做出令他人满意的道德判断呢？毕竟，每个人都处在其自我世界的中心，就像太阳位于众行星的中心一样。太阳会在乎那些较小的行星们怎么想吗？斯密在这个悖论中苦苦挣扎，他不断自问，如果人们都是自私的，为什么每个城镇不会像政治理论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 
在《利维坦》（Leviathan）中所描绘的那样，处于凶险的“自然状态”（state of nature）之中呢？根据霍布斯的说法，在政府出现之前，人的生命可是“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的”。
最后，斯密构思了一个巧妙的答案来解释这个悖论。他指出，当人们面临道德选择时，他们会在脑海中想象出一个“公正的旁观者”（impartial spectator），这名“旁观者”会仔细审视当事人的处境并提出相应建议。人们并非一味遵循自己的利益，而是接受这名想象中的旁观者的建议。如此一来，人们的决定便基于同情，而不是自私。
许多批评者贬低现代经济学家，称他们只假设自私的动机，只会关心成本和利益，而忽视了人类更高尚的一面。他们宣称，经济学家是道德上的侏儒。这种攻击性论断也许对某些经济学家恰如其分，但对亚当·斯密却绝不适用。他不仅认识到同情和情操的存在，还用了一整本书的篇幅来描绘这些情感。此外，《道德情操论》还颇有先见地点出了许多概念，而这些概念要到一个多世纪后才由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真正发展完善。弗洛伊德提出的“超我”（superego）概念，即一种约束人类避免做出某些行为的良知，当他们不听从这种内心呼声时，“超我”便会让他们心生内疚。而斯密所描述的那种存在于内心的公正“旁观者”，其实已与此概念相去不远。
随着斯密的著作在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广泛传播，他也名声日隆。那些富家子弟的父母们听说了这位苏格兰人所取得的骄人成就后，纷纷将自己的孩子从他们原先就读的法国、瑞士和莫斯科的学校转入斯密所在的格拉斯哥大学深造。就连发明了脚蹼和富兰克林式取暖壁炉，并因在雷雨中开展放飞风筝实验而闻名的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也前来拜会。如果斯密身处21世纪，在播客和电视脱口秀上宣传他的书，会是何种情景呢？考虑到他时常恍恍惚惚，心不在焉，他可能会成为一个有趣的嘉宾，尤其是穿着睡衣出现在深夜电视节目上时。当然，斯密并不满足于在象牙塔里故步自封。在格拉斯哥，他努力和城镇居民与大学师生打成一片，并与许多银行家、商人和政治家会面洽谈。在政治经济学学会（Political Economy Club）中，他试图弄清商人到底是如何经营他们的业务的。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他从中学到的就是不要相信商人的动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