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亚当·斯密时代以来，真正脱颖而出的经济学大师可谓凤毛麟角。主流经济理论也并不能放之四海皆准。令情况雪上加霜的是，今天的经济学家陷入了一种前后不靠的境地：回顾过去时，他们难以对20世纪70年代初至90年代初生产率增长为何出现下降作出解释，而放眼将来时，他们又无法设计出在21世纪中期偿还政府债务的最佳方式。不过，经济学家们对有一点倒是十二分的赞成，那就是国家和个人若无视经济理论的基本原理，就是在冒愚蠢的风险。一个国家若是为唤回重商主义时代的昔日荣光而提高贸易壁垒，最后只会令其本国消费者受池鱼之殃。农产品价格高企的国家同样会伤害自己的消费者，并只能眼睁睁看着过剩的谷物在仓库里腐烂。对于这两点，几乎没有经济学家会有异议。然而，能将这两点听进去的政客却是寥寥无几。
即使政府并不总是采纳经济学家的建议，我们也可以指望经济学家告诉我们，我们的生活目前达到了什么水平，将来可能会达到什么高度。自工业革命令英国大放异彩以来，美国人就一直期待着自己的国家能强大富饶。我们总是将现在看作一个卑微的起点，去希冀未来的持续进步。然而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人类的进步从来就不会持续不断。每个年头都可能成为全新黑暗时代的序幕，而如今的工业化国家集团每次都逃过此劫，这就等于是在不断为人类创造一项持续发展的新纪录。看看法国史学家乔治·杜比（Georges Duby）笔下11世纪的欧洲吧。令人不寒而栗的是，这可怕的几十年时光，是发生在古希腊、古罗马、古巴比伦和古埃及等文明荫庇之下相对富裕繁荣的年代之后，而不是之前：
Georges Duby，The Age of the Cathedral，trans. Eleanor Levieux and Barbara Thompson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1），p.3.
……公元1000年的西方世界，一个饿殍遍地的蛮荒世界，人丁稀薄，但对当时的社会而言仍然过剩。几乎两手空空的人们挣扎求生，却只能沦为喜怒无常的大自然的奴隶，沦为因缺乏耕作而贫瘠不堪的土地的奴隶。当农民播种一粒小麦时，即使年景不算差，也从不会期望收获三粒以上；所谓的“好年景”不过意味着复活节之前可以吃到面包。在这之后，他将不得不靠草皮树根之类从森林和河岸边搜集的充饥之物勉强果腹，还得空着肚子进行繁重的夏季劳作，然后疲惫不堪地苦苦等待收获……有时，当大雨导致土地漫灌，妨碍了秋耕的进行，或是当暴风摧毁了庄稼，日常性的食物短缺就会发展成饥荒，掀起一波致命的饥饿浪潮。那个时代的编年史家都描述过这样的饥荒，无一不是触目惊心。“人们互相追逐只为以对方为食，许多人割断了同伴的喉咙，就像饿狼一样饮其血，啖其肉。” 
发达国家有朝一日会不会再次经历这样的恐怖梦魇？它们是否会重蹈那些第三世界邻国的覆辙？即使是凯恩斯这样的经济学大师，在他最为离奇荒诞的预知梦境中，恐怕对此也无从知晓。但我们确实知道，伟大经济学家的目标就是避免我们堕入这黑暗的深渊。
令人感佩的是，伟大经济学家所创立的那些理论中，有许多至今仍能为我们所用。他们所留下的睿智理论，几乎每一条都有着即使在今天也切实可行的细节，或是时至今日也能找到可做比对的示例。本书试图通过对主流经济学的探究来寻求这些大师们的智慧，并致力于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谁首先获得了这些洞察，并建立了这些持久耐用的模型？我们可以以他们为师，从他们身上获益良多。书中一些示例取自当代，如此行文其实只为博君一笑而已。大卫·李嘉图当然不曾真正接触《吉利根岛》（Gilligan's Island）一剧中的角色并对其解释比较优势法则。我在书中以这些落难漂流者为例也并非不敬，只是希望能以一种生动的方式为读者理解这些晦涩难懂的范式提供些许帮助。须知经济学也不一定是枯燥呆板的。既如此，为什么不让这些已故的经济学家自己出场，来扭转他们所背负的恶名，亲自为我们现身说法，并以这种生动有趣的形式在那位指斥经济学“阴郁沉闷”的卡莱尔那里扳回一城呢？想来这些经济学家若真在天有灵，他们大概也宁可笑对我们这种看似冒犯的引用，而不愿因为自己的努力被世人遗忘而失望沮丧，或因为担心人类社会重蹈11世纪的覆辙而在自己的棺材里辗转难眠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