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上冠以“新古典”之名的流派并不止一个。一般认为，所谓“古典经济学”，指的是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和穆勒等人构建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而第一代“新古典经济学”则是以马歇尔为代表的边际主义者和奥地利学派等兴起于20世纪初期的学术流派所组成。至于本章中的“新古典”，则可认为是“第二代”，即在20世纪70年代发展的，以理性预期学派为主的经济学流派。为示与先前的区别，本书将这一流派统一译为“新古典派”。——译者注
准备好接受一种听起来极其稀奇古怪的理论了吗？一种不相信非自愿失业的理论？一种提倡用掷飞镖来选择股票的理论？还是一种认为政府对经济既无大害也无大益的理论？我们对经济史的这趟研究之旅竟有一个如此匪夷所思的终点！我们的旅程从重商主义者开始，他们认为政府通常有助于经济。然后斯密派说，政府是有害的。可凯恩斯主义者又说政府有益。货币主义者表示，政府可能对经济有助益，但往往会带来伤害。公共选择学派则称，政府通常会造成伤害。如今，“理性预期”（Rational Expectations，或称“新古典派”）学派 
的经济学家们则对他们所有前辈都嘲笑一番，并宣称政府干预是一种幻觉，就像魔术师的把戏，对现实影响甚微。
为了得出这个惊人的结论，新古典派经济学家遵循的逻辑也让人难以捉摸。然而，当他们完成推导时，却获得了一个简洁的模型，其理论之美令人钦佩。然而，他们的批评者却对这种纯粹却不切实际的模型嗤之以鼻，认为它更适合放在美术馆里展示，而不是交给经济顾问委员会施用。
经济学家的守旧派——托宾斯、萨缪尔森和弗里德曼——发现他们的毕生心血被这些后起之秀贬低了。至于该学派的起源，可追溯到1961年时卡内基理工学院一位名叫约翰·穆斯（John Muth）的年轻教授的一篇论文。富有朝气的理性预期运动吸引了相当一部分同样年轻的模型构建学者，让他们为它所体现的数学精度和启迪新发现的机会而痴迷不已。老派凯恩斯主义者担心这些新学者会把他们抛诸脑后，就像他们在大萧条时期超越那些拒绝追随凯恩斯的古典经济学导师一样。而主流经济学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从“理性预期”风潮中发掘出一些真理，然后将这些真理添加到主流理论框架中。
让我们来看看，为什么没有人全盘否定理性预期理论。它的第一个信条是所有市场都会出清，这意味着价格总是同时跟着调整，以消除任何过剩或短缺。供过于求并不会存在。如果鱼生产了过多的鱼子，鱼子酱的价格就会下跌。如果劳动力需求下降，工资也会大幅下降。现在，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市场最终会出清，但货币主义者和凯恩斯主义者认为在此之前会有一个更长的过渡期。凯恩斯主义者着重于“黏性工资”（sticky wages）。货币主义者则指出了货币政策传导的滞后性，而理性预期的少壮派则说这些都是胡扯。
第二个信条是，他们认为人们在做经济决策时会考虑所有可用的信息，并不断更新他们的经济模型或经济预期。可以将这种理性预期与老派的适应性预期做一下对比。如果人们的行为是适应性的，他们会盯着过去的行为变量，并只是渐进地调整他们的观点。如果过去几年物价每年上涨6%，而今年上涨10%，那么在高度强调过往数据的适应性模型下，人们可能预计明年物价将上涨7%。他们只会等待经验给他们当头一棒，而不是在新信息的基础上改变自己的预期。如果他们听说联邦政府释放了货币供给和财政支出，实施了疯狂的扩张性政策，会作何应对呢？在适应性预期下，他们不会改变他们的预测，直到他们看到确凿的证据。
假设卡通人物大笨狼怀尔（Wile E. Coyote）在好莱坞藤蔓酒店（Hollywood and Vine）的拐角等车送他回家。过去的经验告诉他，每天下午5点30分要离开公交车站两步的距离，因为在那个时候，每天都有一个5吨重的铁砧从Acme铁砧公司50层楼的屋顶上意外地掉落。有一天，怀尔还是在拐角等车。而铁砧晚了15分钟落下，结果在5点45分把他压扁了。如果怀尔采用适应性预期，他在第二天的5点45分会做什么？他还是会站在车站上，心想在下午5点45分，铁砧很少会掉下来。结果又被压扁了。最后，在被连续压扁一周之后（这只会发生在卡通角色身上），他可能会意识到Acme公司的时间表已经改变了。
那如果怀尔采纳的是理性预期呢？在第一次被压扁后，他一恢复立体形状，就会前往铁砧工厂去一探究竟。他将重新制定他的时间表。如果新的信息使过去的数据过时，他就会将后者抛诸脑后。
Ike Brannon，“Remembering the Man Behind Rational Expectations，” Regulation，Spring 2006，p.18.
点燃理性预期燎原之火的约翰·穆斯是一个腼腆、笨拙的人，他在美国中西部长大，以养猪起家。穆特的经济学是通过对生猪研究从头构建的，他对他那些光彩照人的同事所取得的成就似乎从不感兴趣，这些同事包括诺贝尔奖得主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弗兰科·莫迪利安尼、默顿·米勒（Merton Miller），以及《美丽心灵》一书及其改编电影的主人公原型约翰·纳什。莫迪利安尼称赞了穆斯的才智，但他也说，这位留着胡子、有点驼背的研究人员“煞费苦心地让自己看起来像个怪人”。 在印第安纳大学（Indiana University）商学院教书时，他的MBA学生一度挥舞着请愿书走进院长办公室，要求解雇穆斯，因为他那高明但晦涩难懂的数学教学让学生们一头雾水。
John F. Muth，“Rational Expectations and the Theory of Price Movements，” Econometrica29 （1961），pp. 315-335；Dermot J. Hayes and Andrew Schmitz，“Hog Cycles and Countercyclical Production Response，”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69，no. 4 （November 1987），pp. 762-770.
生猪和高等数学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在穆斯之前，大多数人认为生猪市场经历的是疯狂的、非理性的繁荣和萧条。当培根熏肉价格高企时，每个农民似乎都以饲养更多的猪来应对。然后所有的生猪会同时涌入市场，导致培根价格暴跌。现在面对低价时，这些农民声称会停止养猪，而这将再次导致猪肉短缺和培根涨价。穆斯对这些看法的结论是“胡扯！”，他挖掘了生猪价格的数据，发现养猪户不会愚蠢到认为今天的高价格会保证明天的价格也高。 穆斯说，农民是理性的，这反驳了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关于农民只有“坚强的脊背和羸弱的头脑”的看法。
如果人们有理性的预期，他们就不会犯系统性的错误。头一回，他们可能会被愚弄或被吓到，但他们会努力防止再度犯错。正如影片《星际迷航》（Star Trek）中的工程师斯科蒂（Scotty）所说：“骗我一次，是你可耻；骗我两次，是我的耻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