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M.布坎南
马克·吐温曾经说过：“我今天看到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景象，一个政客竟然把手伸进了自己的口袋里。”
从他的这番冷嘲热讽之中，会诞生一种新的经济思想流派吗？1986年，诺贝尔奖委员会将当年经济学奖授予公共选择学派（Public Choice school）的创始人詹姆斯·M.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公共选择理论研究者要求我们重新审视并拒斥正统的公共财政理论，至于理由，马克·吐温大概颇能够理解。他们认为，与货币主义者收集的任何乘数统计数据相比，现实的政治观点更能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打回原形。公共选择学派的支持者对政客的信任远少于他们对政客的抱怨和抨击。
公共选择学派认为，这一理论可以解释许多经济和政治问题：为什么我们遭受持续的预算赤字？为什么特殊利益集团不断滋生？为什么尽管总统承诺要精简机构，官僚机构却继续臃肿膨胀？以及为什么政府监管机构往往更多地保护企业而不是消费者？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政治是制定良好政策的一个令人反感的、不可理喻的，并且是非经济性的障碍。相比之下，公共选择学派的经济学家坚持认为，必须用经济学的工具来研究政治。他们主张，政治就是一种经济活动。对政治，经济学家们不应该一脸嫌弃地两手一摊做事不关己状。相反，他们应该问一问，为什么官僚和立法者经常阻挠良好的政策实施。
如果对经济史仔细甄别一番，你会发现许多公共选择理论的先驱，包括亚当·斯密、詹姆斯·穆勒、瑞典经济学家克努特·威克塞尔，以及几乎所有诅咒过官僚的人。尽管如此，这一理论的真正学术工作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大量涌现的。随着政府规模的日益膨胀，对它的批评之声也在不断壮大。
就像犀利的批评家托斯丹·凡勃仑一样，詹姆斯·布坎南也经常自觉在主流学术圈里被人唾弃。布坎南于1919年出生在田纳西州的默弗里斯伯勒。由于上不起名牌大学，他选择了位于家乡的中田纳西州州立师范学院（Middle Tennessee State Teachers College）就读。这位州立师范学院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每天早晚还得靠挤牛奶来赚学费。在经历了4年的牛栏生涯后，布坎南进入了田纳西大学（University of Tennessee），并在那里获得了经济学硕士学位。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断了他的求学之路，“山姆大叔”（美国政府）把他送到了纽约的美国海军学院（Naval War College）。
James M. Buchanan，Economics from the Outside In （College Station：Texas A& M，2007），pp. 49，55.
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的出身背景与他颇为相似，也是起步于加拿大的奶牛群和牧草地中。然而，当加尔布雷斯顺利地跻身主流学术界、在哈佛大学任职、与帅气的詹姆斯·邦德的扮演者罗杰·摩尔（Roger Moore）结伴在瑞士滑雪度假时，布坎南还在努力打拼，并很快学会了蔑视“东岸精英”。即使到了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布坎南忆起自己身为一个南方佬，在纽约知识分子圈子里受到的势利眼和歧视，仍然会愤愤不平。他讲述了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美国海军学员接受训练的故事，当时他是按照字母顺序分组的600名学员中的一员。在20名升任军官的学员中，常春藤盟校获得了13个名额。布坎南所属的首字母“A”和“B”姓氏排中没有常春藤盟校毕业生。因此，指挥官对布坎南和他的战友们置若罔闻，直接找了一个姓氏首字母“R”的人来领导“A”排和“B”排。这个“R”正是洛克菲勒（Rockefeller）。布坎南回忆说，这种歧视让他变得“十分激进”，在那个时候，他甚至可能愿意加入马克思主义阵营。不过现实中，他并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在珍珠港的一个地下指挥中心为太平洋舰队制订行动计划。他负责辅佐尼米兹（Nimitz）和斯普鲁恩斯（Spruance）海军上将，后者领导了史诗级的中途岛海战，整个太平洋战争的转折点。斯普鲁恩斯曾称赞他“动作飞快，且相当准确” ，对此布坎南颇感自豪。战后，布坎南前往美国西部，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人生中的一个关键时刻来得却相当偶然。在完成德语考试后，他在图书馆的书架旁闲逛，碰巧找到了克努特·威克塞尔那篇没人读过也没有翻译的关于税收政治的论文。这篇文章让布坎南大受启发，不久之后他前往南方的佛罗里达州立大学（Florida State），后又进入弗吉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rginia），在那里他建立了所谓的弗吉尼亚政治经济学派（Virginia School of political economy）。
布坎南将他的诸多工作看作对那些东岸象牙塔学者的理想主义思辨的反击。在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时期，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们成群结队地涌向华盛顿，而布坎南却在弗吉尼亚州的山上以不事张扬的方式对他们的观点展开了讨伐，并在1962年与戈登·塔洛克（Gordon Tullock）合著了《同意的计算》（The Calculus of Consent）。
根据布坎南的说法，“东岸的学术精英”不能摆脱对自身角色的思维定式，他们满足于扮演高瞻远瞩的睿智长者，以向政府发表脱离实际的高谈阔论为己任。“他们总是认为自己是华盛顿的顾问”。
David Vesey，“Personality Spotlight：James Buchanan；Nobel Prize Winner for Economics，” 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October 16，1986.
那布坎南对自己的定位是什么呢？“我称自己是广大‘下层民众’的一员，只是想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的目标是“不带浪漫眼光地观察政治”。
就连他的朋友们也承认，布坎南不是个好相处的人。从听到田野里的第一声鸡鸣开始，他就养成了早起习惯，他是早上第一个到办公室的人，也是第一个削好铅笔开始工作的人。考虑到布坎南不苟言笑的性格，以及他对终日饱饮巴黎水（Perrier）的享乐主义者的厌恶，你可以想象没有什么比布坎南与讲究优雅的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共处一室更让气氛紧张的场面了。
我们不必追溯公共选择学派的历史，而可以先看看该学派如何看待政治经济学中几个最紧迫的问题。公共选择理论的主旨非常简单：如果商人是自私自利的，那为什么不假设政府官员是“政治企业家”呢？他们追逐的是什么的最大化呢？是他们的权力和赢得选票的能力。经济学家花了200年的时间开发了一个人类行为模型，那为什么要在面对政府的时候弃之不用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