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自亚当·斯密以来，几乎所有著名的英国经济学家都通过亲密的友谊建立联系。斯密的好友大卫·休谟是托马斯·马尔萨斯的“教父”，而马尔萨斯是大卫·李嘉图的知交，至于李嘉图之所以投身经济学，与其挚友詹姆斯·穆勒的鼓励脱不开关系。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便是詹姆斯·穆勒之子。直到穆勒并没有与其继任者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以友相待，这条友情链才出现了小小的断档。但马歇尔确实研读过穆勒的著作，并且师从李嘉图的朋友玛丽亚·埃奇沃斯的侄子，经济学家F.Y.埃奇沃斯（F. Y. Edgeworth），然后又将衣钵传承给了凯恩斯。直到20世纪末，凯恩斯的思想都一直主导着西方经济学。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一生，展现的是一段由思想力量塑造的、令人神往的个人生平史。通过他，我们看到了横亘于古典经济学背后的哲学冲突。尽管经济学家们有时会争论穆勒对经济理论贡献的独创性，但众人公认的是，正是他提出了关于经济学和资本主义伦理基础的恼人问题。
老牌喜剧演员吉米·杜兰特（Jimmy Durante）最著名的台词是：“每个人都想掺一脚。”而在艾萨克·牛顿之后，几乎每个知识分子也都想在科学领域掺一脚，为他们提出的问题找到精确的答案。斯密、李嘉图和马尔萨斯都想通过发现自然规律而一举成为“经济学中的牛顿”。比较优势法则、萨伊定律和人口原理都出现在这一时期。大约在同一时期，杰里米·边沁，一位伦理科学家，则试图成为道德世界的牛顿。詹姆斯·穆勒对伦理科学和经济科学同样痴迷。出于对边沁思想的热爱，詹姆斯·穆勒强迫他的儿子也浸染其中。
1806年，约翰·斯图亚特出生于伦敦，从他还是个嗷嗷待哺的婴儿起，就开始接受严格的教育。父亲詹姆斯在他3岁时就教他希腊语。8岁时，这个男孩已经通读过柏拉图、色诺芬和第欧根尼的希腊语著作，并开始学习拉丁语。他的母亲共有9个孩子，她算不上一个和蔼的母亲。以幼年约翰·斯图尔特对古典文学的早慧加上母亲对他的冷漠态度，他也许会以为自己的母亲就是真人版的“断臂维纳斯”吧。在8到12岁之间，穆勒已经遍阅藏书丰富的图书馆，研读了亚里士多德和阿里斯托芬的著作，并掌握了微积分和几何。闲暇之余，他还得教他的兄弟姐妹拉丁文。他有什么爱好吗？阅读历史书籍算是一个。那他有朋友玩伴吗？一个也没有。
John Stuart Mill，Autobiography （London：Longmans，Green，Reader，and Dyer，1873），p.28.迈克尔·圣·约翰·帕克（Michael St. John Packe）对詹姆斯·穆勒的看法更为宽容，参见 The Life of John Stuart Mill （New York：Macmillan，1954）.
14岁那年起，他的父亲开始和约翰·斯图尔特一起到林中漫步，同时向他讲授李嘉图的经济学：“他每天阐述这个主题的一部分，我第二天要给他一份笔录，他让我一遍又一遍地重写，直到它清晰、准确，并达到一定程度的完整才算了事。” 想象一下，当他的父亲带着他徜徉在林间小路上时，这个可怜的男孩却在努力用潦草的笔记记录李嘉图的复杂理论。
Mill，Autobiography，pp. 28，30.
由于这种严格的教导，使穆勒在智力上堪称上驷之才，但在情感方面则仍是一匹驽马，他一直保持谦逊低调，否认自己有异常敏捷的头脑、准确的记忆力和充沛的精力。“在所有这些天赋上，我并不比众人更高，甚至毋宁说低于平均；我能做的事，任何一个能力平平的男孩女孩都能做到。”直到父亲在他离家赴法前带着他在海德公园散步并向他和盘托出真实情况时，他才知道自己的知识水平远胜其他同龄孩子。但詹姆斯也告诫他，不要感到骄傲自大，因为：只要有他这样的父亲，任何人都可以做到这一点。这样的父亲让他的儿子比同龄人“领先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可以说约翰·斯图尔特既是他父亲的受益者，也是受害者。
W. L. Courtney，Life of John Stuart Mill （London：Walter Scott，1889），p.40.
但这种优势在智识上的所得，却是以心灵上的缺失为代价的。穆勒自述“我从来不是个男孩”，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悲呢？ 与他交游往来的是父亲的朋友们，这些人自然不会和他玩捉迷藏或其他儿童嬉戏，而是一副不苟言笑的模样，好像刚刚输了大选一样。詹姆斯把他的儿子送到法国生活了一年，其间他主要住在边沁一位兄弟的家中，还在让-巴蒂斯特·萨伊（正是那位说出“供给创造其自身的需求”这一名言的经济学家）那里盘桓过一段时日。1822年的春天，当同龄少男们的心绪纷纷转向那些在林间草地悠游的怀春少女时，荡漾春情却只是激发了穆勒的才智，就是在那时，他在三卷本的《立法论》（Treatise on Legislation）中发现了杰里米·边沁的功利主义。
Mill，Autobiography，pp. 66-67.
当我读完最后一卷时……我的思想为之完全一变。像边沁那样理解的，以及他在书中那种方式运用的“功利原则”，确实成为将我分散零碎的知识和信仰融合在一起的基本原理，使我对事物的概念统一起来。我现在有了自己的各种见解；一个信条，一个学说，一种哲学和一种宗教（从这一词汇的最好含义去理解）；其宣传和灌输值得作为一生的重要目标。我的眼前有了一个宏大的构想，即通过这一理论学说改变人类的状况。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穆勒和他的儿时“玩伴”——父亲老穆勒和大卫·李嘉图一起通过刊物《威斯敏斯特评论》（Westminster Review）宣传边沁的学说。《威斯敏斯特评论》
Mill，Autobiography，pp. 98-100.
在世界上已有不小名气，它为边沁式激进主义在意见讨论舞台上取得公认的地位，其名气和地位之大与其信奉者人数之少不成比例。……他们写作时的那种坚定信念，似乎没有他人能与其相比……使所谓哲学和政治学中的边沁学派在公众心里占有了更大的地位。
当他成年时，穆勒体格稍显强壮，左眼上的前额略微隆起。他那双亮晶晶的灰色眼睛下面是高耸的鹰钩鼻，足以遮住他那说起话来细声细气的薄嘴唇。谢顶之后，他看上去就像一个每次只给病人开一小片吗啡的吝啬药剂师。很快，顶着这副堪称古怪外表的穆勒，就会因其心灵的动摇和战栗而露出骚动不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