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李嘉图
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从未上过大学，但他对经济理论的钻研能力胜过任何学者。他从未正式研究过金融市场，却在股票市场上赚了数百万英镑。他有着强大的头脑和务实的知识，完全碾压知识领域的对手们，这使他不仅能赢得激烈的辩论，还对对手的论点不屑一顾，声称只有大学教授才会愚蠢到相信这些论点。
一位大学教授竟然真的“蠢”到和李嘉图唱起了对台戏，他就是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而且，由于马尔萨斯早已饱受各路评论家们的恶意中伤，李嘉图这种经过缜密思考后的抨击反而让他颇感受用。在领教了雪莱和柯勒律治的毒舌之后，李嘉图的攻讦更像是一首小夜曲。至少，李嘉图认同他的人口原理。
David Ricardo，letter to Thomas Malthus，Letters of David Ricardo，ed. James Bonar （Oxford：Clarendon Press，1887），p.16.
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关系始于媒体新闻论战，当时两人都发表了关于货币和贸易问题的文章，批评对方观点。后来，马尔萨斯在1811年给李嘉图写了一封信，建议说：“由于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大致还是同一立场的，我们不妨以私下的友好讨论来取代在媒体上旷日持久的争吵。”当时，李嘉图也正有此意。几天后，他们见面了，并从此开始了一段终生的友谊。李嘉图给这位出人意料的友人写了大量热情洋溢的信件，其间还夹杂着详细的政策相关见解。他们第一次见面后不久，他就写道，自己“等不及介绍马尔萨斯夫人和李嘉图夫人认识了”，并补充道：“我们还准备了一张床随时供你落脚，你第一次到伦敦来的时候，能在我家留宿就太好了。” 在李嘉图于1823年去世前，他写信给马尔萨斯说，尽管彼此有无数纷争，但“我对你的好感不会因你是否同意我的观点而改变”。李嘉图的遗嘱仅被托付给三个人，马尔萨斯是其中之一。后来马尔萨斯宣称：“除了我的家人，我从未如此爱过其他任何人。”
David Weatherall，David Ricardo （The Hague：Martinus Nijhoff，1976），p.2. British History Online，“The Royal Exchange，” https：//www .british-history.ac.uk/old-new-london/vol1/pp494-513.
马尔萨斯甚至从未像亲近李嘉图这样，亲近“家庭成员”以外的什么人。他来自一个老派的英国家庭，并在英国圣公会担任圣职，而出生于1772年的李嘉图是一个犹太移民的儿子，他的家人曾逃离葡萄牙以躲避迫害，曾在里窝那（意大利比萨附近）做珊瑚切割工，也曾在荷兰海岸定居，随后才乘船航行穿过北海到达英国。 他的父亲亚伯拉罕·李嘉图（Abraham Ricardo）是获准在伦敦皇家交易所（Royal Exchange）担任股票经纪人的12名“犹太经纪人”之一。一份19世纪早期的交易所地图显示，不同的民族和种族会被分配到交易所周围的特定位置，就像现代购物中心的美食广场一样。犹太人步道位于交易所的东南角，在法国步道对面，夹在西班牙步道和葡萄牙步道之间。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李嘉图家族所展开的逃亡之旅，其终点却将他们带回了离那面曾经逃离的葡萄牙国旗仅几步之遥的地方。除了皇家交易所，亚伯拉罕的营业场所还包括加罗威咖啡馆（Garraway's Coffee House），这是1666年交易所大火后发展起来的一个极具人气的咖啡馆，商人、书商和律师们在这里一边啜饮着咖啡，一边对君主和金钱高谈阔论。
David Ricardo，The Works and Correspondence，ed. Pierro Sraffa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1-1955），vol.6，p.231.
马尔萨斯是在剑桥接受的精心辅导和教育，而李嘉图14岁时就作为一名报信人和父亲一起工作，他很快就开始在工作中学习复杂的金融体系和策略，并且学得相当不错。到了25岁左右，这个掌握了点金之术的男人已经建立了自己的事业，并通过股票、债券和房地产投资积累了价值数亿美元（按今天的美元计算）的财富。李嘉图家族最初从事股票和大宗商品交易，以此名利双收，随后他们开始代表英国政府向公众出售债券。马尔萨斯唯一一笔有收益的投资，还是李嘉图帮他赚的。在拿破仑统治时期，有一个事例可以从根本上说明他们两人的聪明才智到底有何不同。李嘉图为自己和马尔萨斯购买了一些英国政府的公债券，但在法国宣布新宪法之后，马尔萨斯变得紧张起来，担心这一变化会让法国领导人面临的形势好转，从而危及他自己的债券收益。马尔萨斯用一种战战兢兢的语气要求李嘉图卖掉债券，除非“这个决定是错误的，或者对你来说不方便，但无论发生什么事……我将永远记得你的好，并不打算抱怨”。这畏首畏尾的态度很能说明，马尔萨斯更适合在教堂里玩宾果游戏，而不是在证券市场博弈。结果李嘉图卖掉了马尔萨斯的债券，却将自己的债券保留了一段时间，赚的钱几乎是马尔萨斯的两倍。
大卫·李嘉图努力的工作态度和独创性的投资风格让他的父亲感到骄傲，直到他们因他的婚事彻底闹翻，这是字面上的“闹翻”，更是神学上的决裂。大卫的妻子普莉希拉（Priscilla），就是他想介绍给马尔萨斯夫人的那位，她既不像大卫那样是犹太人，也不像马尔萨斯家族那样是英国国教徒。她是贵格会教徒。普莉希拉和大卫的父母都不赞成他们的婚姻。当大卫拒绝遵从父母的意愿时，后者便给他诵读了逝者祈祷文，作为一个对他们来说已经死去的儿子的哀悼。这对父母再也没有和儿子说过话。也许大卫之所以如此看重马尔萨斯的友谊，是他自己的家庭破裂之故吧。
由于娶了一个贵格会教徒，在上流社会看来李嘉图并没能提升自己的地位，因为贵格会教徒也是一个合法权利受到限制、不被信任的群体。如果不是大卫本人的魅力和他拥有的财富，他们会是一对被极度孤立的夫妇。然而，大卫的事业成功让他得以在格洛斯特郡购买了一处地产，还在位于伦敦繁华地带的格罗夫纳广场买了一处房子，他和普莉希拉在那里养育了6个孩子，其中一个日后还成为格洛斯特郡的高级治安官。
尽管李嘉图可谓财运亨通，但他直到27岁才读到《国富论》，而且还只是出于一次“偶然”机会。在英国度假胜地巴斯的一次无聊假期中，这位古典经济学的未来领袖偶然间翻看了这一学派创始人的最伟大作品。还记得吗，亚当·斯密正是在法国逗留的穷极无聊之中开始写《国富论》的。既然经济学似乎比起其他任何学科更显乏味，所以如果经济学教授们偶尔还能还份人情或缅怀一下学派的建立，学生们或许就不应该有所抱怨。
引文见 Robert Lekachman，A History of Economic Ideas （New York：Harper and Row，1959），p.143.
1809年，李嘉图以经济学作家的身份首次亮相，在报纸上发表了有关货币和通货膨胀的文章，并获得了热烈好评。在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之父、政治经济学家詹姆斯·穆勒的极力促成下，李嘉图得以进入伦敦知识分子圈子，日后也加入了马尔萨斯的政治经济俱乐部和“俱乐部之王”。李嘉图极其健谈，也是一名出色的聚会东道主，他给小说家玛丽亚·埃奇沃斯（Maria
Edgeworth）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她说自己和他“有过一次愉快的谈话，话题无论深浅均有涉及。李嘉图态度沉稳，思如泉涌，他随时都会在谈话中发起一场新的辩论游戏。我从未与其他人如此愉快地讨论一个问题，而且与其说是为了辩论获胜不如说是为了发现真理。”
这位移民之子很快就成为英国绅士的典范，他对工业革命见地不凡，在会客厅里也是风度翩翩。在詹姆斯·穆勒的鼓励下，李嘉图终于在1817年撰写了一篇论文《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对亚当·斯密以及当代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评论。两年后，又是在老穆勒的推动下，李嘉图在下议院赢得一个席位，在那里，他为政治自由和自由贸易高声疾呼。尽管他在宣誓就职时以“一个真正基督徒的信仰”起誓，但他是否真的遂了早已与他形同陌路的家人之愿，在起誓时像一个“真正基督徒”那样手指交叉以祈求好运呢，这一点我们永远无从得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