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
当罗纳德·里根赢得1980年总统大选时，华盛顿的保守派支持者们欢欣鼓舞。在鸡尾酒会和各种会议上，他们弹冠相庆，并期待在“里根经济政策”下实现共赢共荣。这些人还注意到，他们都系着同样款式的领带，上面印有亚当·斯密的头像。
美国政治家、共和党人，被视为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保守主义运动的主要精神人物，被称为美国的“保守派先生”。——译者注
为什么那些自诩爱国的政治家和活动家们要以这位18世纪苏格兰人的形象示人呢？他们领带上印着的，为什么不是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甚至是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 ？相比在他以后涌现出的数以千计的经济学家和政界领袖，亚当·斯密难道真就更能在当代经济危机中适逢其会吗？
Adam Smith，Lectures on Justice，Police，Revenue，and Arms，ed. Edwin Cannan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896），p.179.这些讲座是基于学生的笔记。
亚当·斯密相信他的思想将永远有其普遍适用性。这是18世纪知识分子的共同特质，那是一个真正的革命时代。当时，法国和美国的政治运动正如火如荼。到斯密写出他最伟大的作品《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时，商人们已经在不列颠群岛和七大洋间穿梭往来，开展贸易。随着人口不断增长，商人们开始组织小型工厂，银行系统逐渐遍及英国和整个欧洲大陆。但最有力、最深刻的启蒙运动是由那些致力于对身边世界的新解释进行探索的思想家们引发的。无怪乎斯密曾在他的演讲中宣称：“人是一种充满渴望的动物。”
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散文家、实验科学的创始人、近代归纳法的创始人。——译者注
从中世纪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时代，神学家主导了欧洲知识分子的思想。教会长老根据宗教教义阐释自然现象。但到了斯密出生的那个世纪，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追随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和尼古拉·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大胆开辟的道路，探寻对自然事件的合理解释。最终，科学家摆脱了教会的统治，开始应用“科学方法”研究自然规律，而不再顾忌其结论可能引发的激烈争议。
伽利略·伽利雷（Galileo Galilei）抨击了所谓“上帝只给了人类两本书，就是《圣经》和‘自然’”这种宗教领域的陈词滥调。他声称“自然之书”的语言正是数学，他借助数学和实验，而非《圣经》的经文证明了自由落体定律。伽利略知道他的所作所为称得上离经叛道，因此一直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以免被教会定罪。1632年，当他用望远镜实验证实了哥白尼的异端邪说——地球绕太阳旋转时，出于恐惧，他将这个发现献给了教皇。他对地球运行轨迹的观点是正确的，不过他对教会怒火的恐惧也没错，因为宗教裁判所最终还是判他有“强烈异端嫌疑”。
在《方法论》（Discourse on Method，1637）一书的末尾，法国哲学家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预言了18世纪即将到来的思想大爆发，他认为通过实用科学，人可以成为“自然的统治者和主人”。
不过，启蒙运动中最耀眼的人物非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莫属。他追随伽利略踏上科学探索之路，在宗教经文之外探寻世事的答案，并通过他的万有引力理论、物理运动定律和微积分的发现对这些答案加以了揭示。牛顿似乎将上帝描绘成一个只在创世之初才发挥关键作用的存在，而上帝之于今日的世界，就像一个当铺老板之于一块原先抵押在当铺却已被赎回的手表一样，只能眼睁睁看着而无可奈何。德国哲学家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von Leibniz）认为，牛顿把上帝描绘成一个“蹩脚的钟表匠”，这让他对上帝的亵渎罪加一等。
亚当·斯密就是在此时势下应运而生的。就像伽利略和牛顿一样，斯密也在探寻事物的因果关系。在接触经济学之前，斯密曾试图精研天文学，并讲授哥白尼的学说。但很快，他就将自己的目光从天上行星的轨迹转向了地上人类的行为。他心中有一个愿望：从那些他在街道、码头和新兴工厂里耳闻目睹的、看似混乱无序的现象中理出一番头绪。
斯密生于1723年，由母亲玛格丽特（Margaret）抚养，在苏格兰的柯科迪长大。柯科迪是一个小港口，与爱丁堡隔福斯湾遥遥相望。他的父亲是一名海关审计官，在他出生前几个月就去世了。一些生来就没有父亲的遗腹子最后成功重塑了自我，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就像马克·吐温笔下的汤姆·索亚（Tom Sawyer）和索尔·贝娄（Saul Bellow）笔下的奥吉·马奇（Augie March）。另一些则试图在别处寻觅一个父亲的替代者——比如在天堂的那位天父。而斯密可谓是两者兼而有之。我们稍后便会看到，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的概念，本意正是试图为他所目睹的周遭所有纷繁芜杂的事物给出一种自然秩序。
Adam Smith，Correspondence of Adam Smith，ed. Earnest Campbell Mossner and Ian Simpson Ross （Oxford：Clarendon Press，1987），p.275.
斯密从小体弱多病，终生未娶，一生之中大部分时间与母亲相依为命。他的母亲玛格丽特健康长寿，一直活到了90岁高龄。当她去世时，斯密悲痛欲绝，他写道：“我对她的爱和尊重无疑超过我对其他任何人的。我不禁感到……她的离去对我真的是一个十分沉重的打击。”
Smith，Correspondence，p. 1. Adam Smith，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ed. R. H. Campbell，A. S. Skinner，and W. B. Todd，2 vols. （Oxford：Clarendon Press，1976 [1776]），vol.1，p.284. 苏格兰不可知论哲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被视为西方哲学历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是亚当·斯密的良师益友。——译者注
亚当·斯密是一个长相古怪的苏格兰人，虽然我们从华盛顿政客们领带上印着的肖像上看不太出这一点。他鼻子硕大，眼睛凸出，下唇外翻，一副神经紧张兮兮的样子，说话还结结巴巴的。斯密曾自承相貌过于“与众不同”，他说：“除了我的书，我一无是处。”凭借优异的成绩，斯密在14岁时便考入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University of Glasgow），后又获得牛津大学贝列尔学院（Balliol College）的奖学金，从而进入牛津大学深造。和当时的大多数大学生一样，斯密原打算攻读神学并成为一名神职人员。也和任何时代的不少大学生一样，斯密对他的老师牢骚满腹，并写道：“如果有人在牛津因过度学习而危及自身健康，那也是咎由自取。” 他对大学讲师的抨击尤为猛烈：“在牛津大学，大部分的公共课教授这些年来甚至连假装教学都做不到了。” 更有甚者，斯密还对学术审查制度大加挞伐，并向朋友抱怨称，大学官员没收了他手中大卫·休谟（David Hume） 大受欢迎的著作《人性论》（A Treatise on Human Nature）。尽管他被允许阅读所有的古希腊文和拉丁文经典著作，但却被禁止阅读他那个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之一。
尽管受到学术上的限制，但斯密仍深受休谟怀疑论的影响［《人性论》的副标题便是《在精神科学中采用实验推理方法的一个尝试》（An Attempt to Introduce the Experimental Method of Reasoning into Moral Subjects）］，因此他拒绝作为预备神职人员而继续深造。相反，他回到了柯科迪，随后在那里发表了关于修辞学和法律方面的公开讲演，并广受欢迎。
1748年，斯密回到格拉斯哥大学教授逻辑学。第二年，他接替了前任教师弗朗西斯·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出缺的伦理学教席。作为一名“校园激进派”，哈奇森拒绝用拉丁语讲课，此举激怒了校方。教务评议会随后控告他传播以下几种“错误和危险”的信条：
1.道德善的标准是促进他人的幸福。
2.即便不依靠上帝，也可辨别善恶。
我们会看到，斯密对哈奇森的许多“危险言论”可谓兼收并蓄。面对占据统治地位的教条，哈奇森选择以无畏的姿态维护学术自由。与伽利略不同，哈奇森并没有试图通过把他的观点献给教皇来避免责难，实际上，这种做法在新教主导的苏格兰也没多大用处。
上帝、母亲、苹果派和民主被认为是美国人最珍视的对象，也是美国价值观的体现和具象化。——译者注
有趣的是，斯密的观点在今天通常与保守主义政治联系在一起，但由于他的思想根源相当激进，一些当代保守派与他也是颇难相与。那些声讨国际贸易的反全球主义者和极端民族主义者将他们所见的问题归咎于斯密。而自由意志主义者却试图将他的那套资本主义理论和上帝、母亲、苹果派和民主供奉在同一个圣坛之上。
“斯密教授”自然不会沿用他先前所抨击的牛津大学教授们令人昏昏欲睡的教学风格，而是很快以清晰易懂的讲课和对学生的关心而赢得了声誉。尽管斯密忙于讲课、辅导和组织非正式的讨论，他也拨冗担任了学院的财务主管，后来还做了院长。
斯密从未教过经济学课程。事实上，他也从未上过经济学课程。因为那时候就没人上过。直到19世纪，学者们还将经济学视为哲学的一个分支。一直到1903年，剑桥大学才开设了一个独立于“伦理科学”的经济学课程。尽管如此，斯密还是设法在他的法学讲课里夹带了他对经济学的一些初步想法。下述文字是当时一位学生的笔记，从中已可初窥日后斯密在《国富论》中对劳动所做关键分析的端倪：
Smith，Lectures，pp. 172-173.
“劳动分工是公众财富增加的重大原因，而公众财富总是与民众的勤奋程度成比例，而不是像人们愚蠢地想象的那样与金银的数量成比例。”
奥地利精神病医师、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译者注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讨论了斯密的教育和他的外表，但尚未提及他的怪癖个性。这个话题略显棘手。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观察到，人们有一种夸大祖辈身份地位的倾向。他称之为“家庭罗曼史”（family romance）。后世的经济学家可能会失望地发现，他们尊崇的“经济学之父”若论才智不及牛顿，论诙谐又不如伏尔泰，而要论风流倜傥，更是远远比不上拜伦。事实上，尽管“家庭罗曼史”的倾向依然存在，但经济史学家们也承认，斯密其实有点笨手笨脚的。虽然斯密在他的讲座中展现了不俗的观察力——比如指出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用的是鞋带而不是鞋扣——但在他自己的生活中，他却常常心不在焉。
现在，职业经济学家已经对众多讲述斯密如何心不在焉的故事心生厌烦。但这些逸闻趣事仍然为经济学领域的新人们所津津乐道。
英国大臣，曾因四项向北美殖民地征税的法案——《唐森德税法》（Townshend Acts）而激起北美殖民地人民的愤怒抗议，后成为“波士顿倾茶事件”的导火索。——译者注
一天，时任政府高官的查尔斯·唐森德（Charles Townshend） 造访格拉斯哥，斯密带他参观了一家制革厂。结果斯密一边对自由贸易的优点滔滔不绝，一边径直踏进了一个臭气四溢的巨大废料池中。工人们赶忙把他从不可名状的黏液中拖出来，扒光了他的衣服，再给他裹上毯子，而斯密只能抱怨说他从来都不能把自己的生活打理得井然有序。
又有一天，斯密还在睡梦之中就爬下床开始走路。他就这么一直走着。走了足足15英里（1英里≈1.609千米）后，教堂的钟声才将他从梦游中惊醒。于是人们看到这位当时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穿着睡衣往家跑，衣摆还在微风中飘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