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现实主义剧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译者注 苏格兰哲学家，评论家、讽刺作家、历史学家及教师，作品在维多利亚时代颇具影响力。——译者注
做一名经济学家并不是个轻松差事。企业高管抨击他们没有足够精确地计算成本和收益，而利他主义者则指责他们汲汲于成本和收益。对政客们来说，经济学家可谓大煞风景，因为他们不会允许前者承诺繁荣却不付出相应的牺牲代价。甚至包括乔治·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和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在内的一批才华横溢的文人作家都曾在创作之余对经济学家发表过一番不恭之词。事实上，自从卡莱尔将经济学称为“阴郁的科学”（dismal science）以来，经济学家就一直是千夫所指。
然而，经济学家却感到自己蒙受了不白之冤，因为他们通常并非恶行的始作俑者，而只是坏消息的信使而已。他们所传递的信息也很简单直白：人类必须做出艰难的选择。我们不再身处伊甸园，这个世界也并非到处流淌着奶和蜜。我们必须做出各种抉择，是要更清洁的空气还是更快的汽车，更大的房子还是更大的公园，抑或是更多的工作还是更多的娱乐。经济学家并不会告诉我们哪些选择是不好的。他们只是说，我们不可能鱼与熊掌兼得。世事总有选择取舍，而经济学正是关于选择的学问。它并不会告诉我们具体该选择什么，而只是帮助我们理解自身选择所带来的后果。
当然，伟大的经济学家并不甘于仅仅做个信使。尽管他们曾备受嘲讽，甚至被冠以各种揶揄味道十足的诨名——笨蛋斯密、秃头书呆子穆勒、锦衣玉食的公子哥凯恩斯等——但他们的动机却无可指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经济学家虽然在我们当今这个时代遭受如潮恶评，但正如凯恩斯曾指出的，这门学科中大多数杰出实践者的初衷均是出自善意，是为了寻找改善世界的方法。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尤其认为，经济学应该是一门将精于盘算的科学与对人的奉献加以调和的职业。中世纪有三大职业——旨在保障身体健康的医学、旨在实现政治健康的法学以及旨在塑造精神健康的神学——而马歇尔则希望经济学能成为第四种崇高的职业，其目标不仅仅是为富人服务，而是为所有人提供更好的物质健康。马歇尔以过人的勇气，试图在两种强有力但又有各自缺憾的经济学发展趋势之间进行调和：一种趋势让经济学成为脱离实际用途的数理经济学，另一种则是抛弃理论反思的纯粹情感激进主义路线。他在剑桥大学努力建立的相关课程将最具科学头脑和最富激情的一群人聚集在了一起，其中最为出色的代表便是凯恩斯。
将经济学与现实世界联系在一起的最紧密纽带始终是政治。事实上，直到21世纪，经济学也还被称为“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几乎所有杰出的经济学家都曾在政府的某个层级任职。其中大卫·李嘉图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两人还曾在英国议会的选举中赢得席位。在这些最伟大的经济学家身上，我们自始至终所看到的，不仅有科学兴趣所闪出的火花，而且也不乏激昂澎湃的热情。在无数平平无奇的演算符号和统计数字之后，我们仍能从中窥见他们惊世骇俗的观点。
William Manchester，The Last Lion：Winston Spencer Churchill （New York：Dell，1983），p.35.
纵观经济思想史，我们看到政府和经济学家之间时而对抗时而合作的趋势。当亚当·斯密痛斥欧洲王室与商人之间的不伦结合时，现代经济学开始崭露头角。亚当·斯密、卡尔·马克思和托斯丹·凡勃仑（Thorstein Veblen）这几人为数不多的共识之一，就是他们都意识到商人喜欢利用政治来为自己寻求庇护。斯密在一篇著名的声明中告诫人们，商人们彼此会面，绝大多数都是为了密谋算计消费者。可以肯定的是，即使在今天，那些在地方商会会议上滔滔不绝鼓吹自由市场的雄辩者一旦有机会，就会想尽办法确保自身的垄断地位，与政府签署独占合同，或支持通过保证其自身收益的法规。值得庆幸的是，政客们并不会对商人有求必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的社会党领导人承诺通过工会联合和国有化，即可实现英国的繁荣，令其成为人间乐土。但事与愿违的是，英国经济却从此每况愈下。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的一位传记作家曾讲述丘吉尔在下议院外的男厕偶遇工党领袖的一则轶闻。那名工党领袖先进了厕所，占了一个小便池。过了一会儿，丘吉尔也进来解手，看见他的对手也在，他却没有立即解手，而是干站在一排小便池的另一端。“今天感觉咱们彼此不太友好啊，是吧，温斯顿？”这名工党领袖见状问道。“没错。”丘吉尔吼道，“因为你每次看到什么‘大家伙’，就想着把它国有化！” 
这几人为之后几任的美联储主席。——译者注
大多数美国总统对经济学原理几乎一无所知。约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曾经承认，他之所以能记住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管控的是货币政策而不是财政政策，仅仅因为时任委员会主席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William McChesney Martin）的名字和“货币”（money）一样以字母“M”开头。显然，在肯尼迪的任期内，像沃尔克（Volcker）、格林斯潘（Greenspan）或鲍威尔（Powell）等人恐怕要与这一职务无缘了。
美国著名情景喜剧《老友记》的主角之一，人物设定为头脑简单、为人幼稚、毫无城府。——译者注
对经济学家来说，选战大概是最难挨的时刻。每当一位政治家向其选民允诺更多的人造黄油和军火弹药时，经济学家都必须站出来警告这些承诺可能招致的灾难性后果。经济学家在提高民众经济素养方面取得的任何进展，都可能被候选人不切实际的胡言乱语在转瞬间彻底抹去。选举年的演讲就相当于黄金时段电视节目的政治版本。当一个总统候选人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时，他不能让自己看起来比《老友记》（Friends）中的乔伊·崔比安尼（Joey Tribbiani） 更老于世故。当然，对于一些政客来说，这算不上一个很大的挑战。
由此不难看出为什么政客会误解他们的经济顾问。经济学家彼此之间沟通所用的语言和他们对公众宣讲的语言截然不同。这些同行间说的是“模型化”的语言。在试图解释一个复杂多变的世界时，他们必须化繁为简，首先简化归并出在任何给定的时间里最重要的因素，因为每一个经济现象都可能受到成千上万个事件的影响。例如，美国消费者的支出水平可能取决于以下因素：天气、音乐品位、体重、收入、通货膨胀率、政治运动以及美国奥运代表队的成绩。为了对这些因素加以孤立并对其进行重要性排序，经济学家必须设计出相应模型，将无穷可能原因中的部分排除在计算之外。最出色的经济学家，正是那些最持久、最稳健模型的设计者。
美国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代表作有《哥白尼革命》（The Copernican Revolution）和《科学革命的结构》。 T. S. Kuhn，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2nd ed.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0）. 以客观量度和观察物质数据为基础的学科的统称，包括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理学、生物科学等学科。与之相对的“软科学”（soft science）则是主要研究人类社会及其现象的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类学科。——译者注 “硬科学”的英文“hard science”中的“hard”除了坚硬，也有“困难”之意，作者在此借这一歧义而进行了调侃。——译者注 随着量子力学及其推论（如海森堡原理）的兴起，即使是“硬”科学也没有那么硬了。
当然，所有的科学家都必须构建模型。多年来，物理学一直以牛顿万有引力模型为基础。天文学家则仍在沿用哥白尼提出的天体运行范式。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 的经典之作《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便追溯了这些模型的发展历程。 那么，为什么经济学的建模比这些“硬科学”（hard science） 更困难呢？此处可以举个例子，想象一个外科医生在给一个患者做肾脏手术。在检查完X射线摄影胶片后，外科医生知道了患者的右肾位于其结肠下方两三厘米处。然而，不妨设想一下，当外科医生切开一个切口时，肾脏却改变了位置，这会是什么情景？而这正是经济学家面临的状况，当他们孤立原因并估计其影响时，影响的程度就会发生变化。随着人际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变化，我们进行科学探究的主题也在不断流变之中。因此，经济学可能不是一门“硬科学”，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一门“容易的科学”。 因为它是如此变动不居，以至于对其所做的研究如同刻舟求剑。 难怪凯恩斯勋爵坚持认为，成就经济学大师所需具备的一系列特质，比成为骑士甚至圣徒所需更为罕见，他写道：
John Maynard Keynes，“Alfred Marshall，” in Essays in Biography，in 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John Maynard Keynes，vol.10 （London and New York：Macmillan/St. Martin’s Press for the Royal Economic Society，1972），p.173.
他必须既是数学家又是历史学家，同时还是政治家和哲学家。……他必须理解符号的意义，同时又能诉诸语言。他必须在同一思维过程中，从一般性的角度去思考特殊性，并同时触及抽象和具体层面。他必须在研究现在的同时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他既要考量人的本性，又不能遗漏人所制定的制度习俗。他必须富有追寻目标的激情而又排除先入之见。他要像艺术家一样超然物外，但有时又要像政客一样与世浮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