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文森特·梵高（Vincent van Gogh）在短短两年时间内绘制了28幅自画像！我可不想以这种方式来自省，因此得以完好无缺地保留了自己的两只耳朵。自1989年年初，我将《经济巨擘》（New Ideas from Dead Economists）一书的手稿送交给E. P.达顿出版社以精装本出版后，就再也没有翻阅过这本书了。我猜想有些作者会经常重温他们的作品，玩味自己那些巧妙的遣词造句或颇有先见之明的想法。不过对我而言，相比在之后的几年里一遍遍重读自己的作品，我更愿意将时间花在持续观察世界经济上，以见证本书中所述观点和那些伟大经济学家们的思想如何在现实中经受考验，历久弥新。而如今的我，已有了白宫经济学家、华尔街顾问、投资基金经理一系列头衔和身份，且已为人父，这都是我在写作本书第一版时所不曾拥有的。这些年来，我以这些身份所赋予的不同视角对经济趋势和历次危机进行了细致研究，其间所获也促成了这一新修订版的问世。
我们的世界已经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其中多数变化是积极的。新药物、新技术的出现，更多的就业机会，较温和的通货膨胀和更少的犯罪，这些都对美国颇有裨益。要知道在1989年，我们还没有互联网，没有防脱发药物，配备安全气囊的汽车也少之又少；在20世纪90年代，我们从未指望失业率能跌破5%，也不曾奢求美股市值会在这段时间里连涨三倍有余，又在21世纪初再涨75%（当然其间也有一些惊悚的下行时刻）。2020年的新冠疫情没有像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那样带来大规模的银行倒闭和施粥所，却引发了一场大停滞，人们无法外出购物或探视亲友。
自本书第一版出版至今，我们还见证了一种被我称为“剪刀经济”（scissors economy）的现象。技术进步使得美国人在许多购买行为中省去了中间商。当互联网让人们在购物时可以货比三家时，谁还需要股票经纪人或保险代理人呢？你只需几秒就可以直接从阿拉斯加买到一条红鲑鱼，或是订到一张到非洲马里廷巴克图城的机票。如今的消费者所拥有的掌控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他们可以轻松定制商品，这在以往可是只有达官显贵才能负担得起的奢侈享受。就连狗粮也可以在网上订购，并根据你爱犬的年龄、体重、毛质类型以及它的饮食是偏好禽类、畜类还是植物类蛋白而量身定制。
在科技驱动的经济中，消费者将更多的收入花费在诸如视频游戏和流媒体娱乐等数字产品上。数字产品通常具有“零边际成本”（zero marginal cost），这意味着卖家无须为多生产一份产品而付出更多的代价。以往，黑胶唱片、卡带和CD均由高级塑料制成，经过机器压制和组装，再运送到商店贩卖。每当一个音乐工作室推出一张新唱片时，都需要在原材料、加工和运输方面靡费颇多。如今，当音乐艺人邀请你下载一首歌曲时，你的额外下载几乎不花费任何费用。当然，人们在一个商品从无到有的初始创建过程中可能会投入大量资源。我曾与人合伙创办了一家教育软件公司，为孩子制作基于“数学箭头”（Math Arrow）矩阵的数学游戏。设计游戏，编写软件代码，雇用漫画家绘制游戏中“袋鼠凯尔”的形象，这些工作让我们支出不少。但当家长或孩子下载游戏并开始玩时，公司就几乎不再花什么钱了。这种商业模式与我们书中第一位出场的伟大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1776年所观察到的可谓大相径庭。他观察的对象是扣针厂，而不是在数字流中飞速移动的无数字节。
在美国各地，随着有线电视、卫星、光纤和无线技术围绕着你的电视、智能手机和流媒体业务你争我夺时，旧有的垄断公用事业已经崩溃。而每当你看到一户人家屋顶上太阳能电池板在熠熠闪光时，你毋宁说是集中供电公司眼中闪烁的泪光。华盛顿特区曾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广告，宣传一家新开业的电信公司。广告海报上呈现的是一个脖子上套着绳子的雕像，大字标题写道“没有永恒的帝国——那些让你为一个修理工等待5个小时的‘公司帝国’就更不能了”。
当然，剪刀经济也并没有将所有中间人都一刀裁去。在现代经济中，我们大多数人都无法避免在“中间层”埋头苦干的命运。会花一个上午的时间亲手采摘草莓，或者在铁砧上亲自锤锻钢材的人可谓寥寥无几。但剪刀经济给身处“中间层”的人带来了新的负累：他们必须证明自己的价值。传统零售商可能会哀叹销售的“亚马逊化”，但亚马逊正是通过交易过程为其自身打造了一个繁荣的市场，贝宝（PayPal）、文莫（Venmo）和其他公司也是如此。亚马逊的成功来自其众多令人惊叹的创新：当日送达、快速退款、易于阅读的客户评价，以及可给出合理购物推荐的算法。西尔斯百货（Sears）曾是亚马逊强大的竞争对手，这家公司在1973年建造了当时世界上最高的摩天大楼，并且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都雄踞美国最大零售商宝座，其宣传口号为“美国人的购物之地”。而到了2018年，西尔斯却故步自封，创新寥寥，它被赶出了自己建造的大楼，沦落到申请破产保护的境地。亚马逊会继续保持领先地位吗，还是说，会有更灵活的新竞争对手出现并胜它一筹？
欧洲和亚洲政治经济领域所发生的剧变也十分引人瞩目。欧洲一直处在一种“分久则合，合久则分”的状态。1989年，柏林墙轰然倒塌，将数以亿计的东欧人从苏联的桎梏中解脱出来，并将他们推向竞争激烈的市场。在市场大潮之中，一些人出人头地，另一些人则挣扎求存。在柏林墙倒塌后的短短几年内，随着东欧民众的思想重获自由并试图寻求对市场经济的理解，本书的捷克文和保加利亚文版本得以付梓。2000年，西欧各国放弃了德国马克、意大利里拉、法国法郎等主权货币，转而统一使用欧元。在2020年，欧盟对其成员国的政治和法律要求令固守英镑的英国感到郁郁不得志，后者随即向欧盟挥手作别。在亚洲，日本经济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从20世纪80年代末曾经咄咄逼人的经济巨人形象，变为90年代卑躬屈膝的经济侏儒。在1989年曾攀升到3900点高位的日经指数在2020年已暴跌至1900点。那些日本高超管理技术的神话如今是否还有人提及呢？与此同时，中国崛起为世界贸易强国，其工厂中生产的产品数量已超过了其他任何国家。而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在20世纪70年代还几乎没有得到正式统计。
柏林墙的倒塌
随着美苏两国发动冷战，双方的洲际弹道导弹均严阵以待，互相瞄准，随时准备给全人类带来灭顶之灾。大多数地缘政治战略家认为，这种僵持的均势——“稳定的冷战”——是一个不错的结果，并有希望延续到21世纪。即使是最乐观的冷战斗士里根，也未曾料到苏联会在1991年以那样一种迅速而和平的方式土崩瓦解。他的众多顾问和几乎所有的反对者都要求他在面对苏联时谨言慎行。当里根恳求时任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推倒这堵墙”时，美国国务院的“专家”们曾对这一态度强硬而又异想天开的做法嗤之以鼻。为什么要以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去激怒苏联这头巨熊呢？可事实证明，这头熊也并不是那么强壮，这项任务也并非如此遥不可及。仅仅几年之后，东西柏林的民众便手拿铁镐和锤子在柏林墙的残垣断壁上通宵庆祝，他们的收音机还高声播放着朝气蓬勃、振奋人心的美国摇滚音乐。类似的欢庆场面，也在华沙、布拉格和布达佩斯等地相继上演。
Albrecht Glitz and Erik Meyersson，“Industrial Espionage and Productiv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10，no. 4 （April 2020），pp.1055-1103.
在时任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的大胆领导下，联邦德国接纳了民主德国，并向相对贫困的民主德国同胞们提供了大量的财政资助。 
今天，德国东部的居民仍然不如他们的西部同胞兄弟挣得多，但他们的的确确已经适应了西方资本主义的运作方式。波兰、捷克和匈牙利的经济也在努力实现转型。尽管经济仍动荡不休，但民主选举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市场导向的政策路径。在造访波兰团结工会运动曾经的大本营格但斯克时，当地年轻波兰人的创业活力让我印象深刻，他们所开设的商店已遍布了这个古老的波罗的海的港口城市。布拉格、布达佩斯和爱沙尼亚的首都塔林也呈现出勃勃生机的景象，人们的生活日渐丰富多彩，不再是原来那种一成不变的灰暗色调。
美国黑帮成员，芝加哥黑手党领导人，20世纪20—30年代最有影响力的黑手党领导人，被称为“芝加哥地下市长”。——译者注
在俄罗斯，转型道路一直坎坷不平。1998年，俄罗斯在经济上似乎已沉疴难治，卢布贬值大半，在恐慌的抛售者的推波助澜下，俄罗斯股市也是一片哀鸿。俄罗斯债券已一文不名，持有这些债券的外国投资者唯一能做的大概是用它们当刷墙纸。为什么俄罗斯的资本主义实验失败了？在其通往自由市场的道路上，发生了一个不那么有趣的意外状况：这个国家走上了一条危险的“裙带”资本主义歧路，在这种制度中，之前的领导者们利用手中的关系，将原先的国家垄断部门摇身变为继续由他们把持的私人垄断企业。矿主们通过火车、卡车走私贵重金属，甚至将其塞进风衣口袋里偷运出境，并以此大发横财。苏联警察的高压铁腕已成往事，新生的民主俄罗斯用以处理犯罪和解决商业纠纷的手段只剩一个脆弱的法律体系。莫斯科的豪华夜总会里充斥着凭借敲诈盘剥聚敛起不义之财的新贵们，比起发达国家，它更像阿尔·卡彭（Al Capone） 统治下的芝加哥。亿万富豪们建立起自己的私人安保部队。而叶利钦总统领导的政府甚至不知如何迫使这些寡头纳税。如此情景下，俄罗斯政府迅速积累了巨额财政预算赤字，令其不得不通过出售债券的方式向外国人借钱。在1996—1997年股市疯狂上涨的泡沫背后，这个国家看起来已是腐败丛生、穷困潦倒，随时可能陷入动荡之中。因此，不管是当地人还是外国人，都在暗地里将钱转移到国外，而此举也令新兴中产阶级刚刚积累的少量财富被一笔抹消。
俄罗斯的遭遇是前车之鉴，还是说，仅仅是一个令人沮丧的故事？俄罗斯1998年经历的崩盘告诉我们，市场经济必须建立在可靠的法律体系之上。自由市场并不意味着彻底的混乱无序，它仍需要基本规则支撑。没有法庭来执行合同，没有警察来惩治黑帮，也没有机构来收取税款，俄罗斯所走上的这条裙带资本主义之路注定是一条不归路。在西方，有一个说法，“正义女神是盲眼”。而俄罗斯的问题在于，这位女神对正义视而不见。当然，这对俄罗斯而言只能说是祸不单行。纵观整个20世纪，这个国家在经济上都是失败的。当你参观圣彼得堡和乌克兰敖德萨等历史悠久而又富丽堂皇的古老城市，亲眼见证那些壮丽恢宏的19世纪建筑和令人惊叹的歌剧院时，你就会明白，苏联的问题并不在于它跟不上时代的步伐，而是它甚至无法达到1917年沙皇俄国树立的标准。让我们期待在刚刚揭开序幕的21世纪中，俄罗斯能经历一场新的革命，一场让经济自由和法治并存的革命。
日本：从日升之国到日落之地？
当我撰写本书第一版时，学者和媒体记者们都将日本奉为世界经济之王。一系列起着诸如《日元！日本的新金融帝国及其对美国的威胁》（Yen！Japan’s New Financial Empire and Its Threat to America）和《主从易位：我们如何将自己的未来拱手交给日本》（Trading Places：How We Are Giving Our Future to Japan）等耸人听闻书名的书籍向读者描绘了这样一幅情景：日本将接管世界，而美国人将沦落到只能靠卖汉堡来维持生计。当时，日本投机商大肆搜罗梵高、莫奈的作品以及高尔夫球场会员资格，就好像这些藏品只不过是廉价旅游纪念品一样。他们将洛杉矶市中心地段和夏威夷最好的房产尽数收入囊中。日本银行主导了金融业，分析人士甚至估计，东京皇宫所在土地价值超过了加州的所有地价之和。一位著名的日本政治家写了一本抨击美国霸权的畅销书，书名即为《日本可以说不》（The Japan That Can Say No）。而曾经如此不可一世的经济强国，又是如何落到今天这步田地的呢？事实证明，日本投资者的点石成金之术可谓适得其反，他们将宝贵的资产换成了毫无价值的消遣玩意儿。随着东京股市的毁灭性崩盘，印象派画作和夏威夷房地产的价格也应声而落。在油嘴滑舌的好莱坞制片人的蛊惑之下，他们对电影公司的投资基本血本无归。回过头再看日本，随着房地产价格和收入的双双下降，人们原先那种傲慢骄横的气焰不再，取而代之的是卑躬屈膝和诚惶诚恐的姿态。1998年，日本银行利率降至零，这意味着你可以免费从政府获得贷款。唯一上升的则是失业率。
究竟发生了什么？一个现成的答案是，1989年日本央行上调利率，故意戳破了股市泡沫。但这并不能解释日本经济此后将近10年的颓势。对此，我想到了两个罪魁祸首。第一，日本政府鼓励本国优质企业主导制造业，而美国则转向金融和医疗保健等服务行业。尽管日本银行在规模上占据了全球主导地位，但它们在赢利能力和老练程度方面却远远落后。大多数的新金融产品，从股票指数基金到复杂衍生品，都是在美国或英国创造出来的。为什么日本公司未能发展出这些创意？因为它们在国内几乎没有面临竞争压力。财务省庇护了保险公司，令其免受来自储蓄银行的挑战，又庇护储蓄银行，令其不受企业银行的侵害。在美国，这些行业面临着激烈的竞争，而日本政府却在官僚主义的藩篱之后建起安全无忧的封地，让身处其中的企业不知竞争为何物。财务省的所作所为，基本上是在强迫家庭将钱存入收益率低得可怜的银行账户，从而给企业带去一批非自愿的债权人。亚当·斯密可能对此早有预见。这些银行力保自己的本土地盘风平浪静，波澜不惊，结果却反而让它们在真刀真枪的竞争中落于下风。
日本在信息技术领域的表现也堪称软弱无力。我的一位日本朋友第一次接触互联网时注意到，几乎所有的网站都是英文的，他随即摇了摇头说：“我们要完蛋了。”尽管日本企业成功地赢得了电子消费品等制成品的市场份额，他们却发现位于韩国和马来西亚的工厂令它们的价格优势不复存在。很快，他们放弃了抵抗，关闭了日本的工厂，并在中国开设了成本更低的替代厂房。“终身就业”的概念就此消亡，工薪一族的信心也随之破灭。日本评论员称这种现象为“甜甜圈”经济，因为日本经济已经如这种甜点一样呈现中空形态。
伴随这些结构性缺陷而来的是疲软无力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根本而言，日本央行在实行降息前空等太久，错失良机，而财务省在经济衰退期间甚至实际上还提高了税率。凯恩斯曾告诫世人，在大萧条期间，当经济每况愈下时，你更不应该惩罚打压消费者。这番谆谆教诲直到最近才在日本激起些许波澜，尽管本书的日本版早在1991年就已经出版上市了！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力推的“安倍经济学”主导之下，日本经济终于有所斩获。安倍敦促央行无视通货膨胀担忧，转而向经济中注入大量日元，以鼓励消费者。他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结构性的。日本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就像寿司经受日晒的变质速度一样快：到2050年，老年人口将占该国总人口的40%；到2100年，日本总人口将比2000年减少三分之一。安倍试图通过鼓励更多女性进入职场来绕过人口结构的障碍。他宣称“安倍经济学就是女性经济学”，且当前日本女性就业比例高于欧美。但毋庸置疑的是，这些女性雇员也一样会经历老龄化，最终也会退休。为了避免从“日升之国”沦为“日落之地”，日本可能不得不依赖新技术以应对劳动力不足，兴许它会成为机器人的“崛起之国”。
中国经济的崛起
Maxim Pinkovskiy and Xavier Sala-i-Martin，“Parametric Estimations of the World Distribution of Incom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Working Paper 15433 （2009），p.57，fig. 32.
自1990年以来，中国的迅猛发展可谓令人叹为观止，但又有些令人生畏，该国国民生产总值在1990—2012年以每年10%的增速飞速发展。当我在1993年造访上海时，占据这座城市天际线的是外滩那些装饰艺术风格的老式建筑，比如和平饭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当我父亲还是一名17岁的水手时就来到过这里，如今这座建筑依然矗立，引人无限遐思。而到了2005年，这座城市的面貌已焕然一新。在一江之隔的浦东，数十座有未来主义特点的摩天大楼拔地而起，将对岸那殖民时代的“万国建筑群”笼罩在自己投下的阴影之中，似乎也喻示了对那段过往时代的全面超越。从1990年到2005年，大约有5亿中国人摆脱了贫困。 这可能是世界历史上“向贫困宣战”运动所取得的最大胜利。
诚然，中国已成为当今全球经济中一股不容小觑的巨大力量，考虑到30年前这个国家在经济领域还积贫积弱，这种反差就尤其鲜明。不过，尽管中国目前在世界贸易中占得鳌头，但未来10年其将面临极为严峻的挑战。和日本一样，当中国不得不用日渐稀少的年轻劳动力来供养不断增加的老年人时，它也会遭遇人口问题。中国迅速崛起的中产阶级将在海外旅游、医疗和奢侈品上花费更多。当一个国家的国民从贫穷状态跃升至中产阶级时，他们会期望三样东西：汽车、蛋白质（肉类和谷物）和医疗保健。如果中国政府允许更多进口，这就为外国企业在中国销售商品提供了巨大的机会。中国向汽车代步时代的转变已经开始了，你可以看到北京的大街上已经塞满了汽车。中国的未来之路将崎岖坎坷，但也令人神往，其有望成为推动全球繁荣的一股重要力量。
态度胜过纬度
大多数人，包括许多专业经济学家，在考量一个国家的经济时，眼光就像一个潜在的购房者考虑样板房一样。哥斯达黎加太热了！委内瑞拉有石油真是一桩幸事啊！可惜澳大利亚离这儿太远了！好吧，如果你想在伊利诺伊州皮奥里亚买一套三居室的殖民风格住房，房产界关于“位置、位置，还是位置”的老生常谈可能有点用处，但在分析一个国家时，它几乎一文不值。我们不妨以墨西哥为例。墨西哥与美国接壤，地理位置得天独厚。这个位置并不曾变动，可美国的财富和技术并未因此受到太大影响。现在再看看澳大利亚——你在洛杉矶国际机场转机后还要坐12个小时的飞机才能到那里，可该国的发展却是一片欣欣向荣！更何况这里还曾是罪犯的流放之地，这些人可是乘着漏水的破船远渡重洋才来到此处的！
经济教科书经常花许多篇幅强调所谓“要素禀赋”（factor en-dowments），告诉我们拥有大量矿产和自然资源的国家有很大的优势。事实果真如此吗？荷兰不过是一个下沉的威尼斯，还没有后者迷人的桥梁和美味的冰激凌，然而在17世纪，它却一举超越了它那些更具禀赋的邻国。还有今天的以色列。这可是上帝选民的应许之地，然而上帝却没给这个地方带来一滴油，可周围的阿拉伯地区却到处流油。我们可以去读读马克·吐温对这片干旱而又空旷的土地的描述。以色列的土地并不适合种植绿色植物，连在餐盘上用来点缀的欧芹都种不出来，但这个国家依然繁荣昌盛。在经济发展的竞赛中，你是愿意押注一个拥有百万吨级富锌资源的国家，还是一个民智已开、思想自由的国家？
大量的资源禀赋甚至可能成为一种诅咒。非洲很多地方的地下都遍布金属矿藏。然而，那些原本最有希望的经济体却发展迟缓，诸如津巴布韦，因其资本无法在社会层面扩散。让我们再回想一下教科书上展示每个国家自然资源的地图册。当我还是一个孩子时，我一直认为苏联似乎拥有所有好东西，这不公平，他们甚至有铝土矿，这个词听起来像一种地球版本的神秘氪星石，而它落入敌人的武库之中显然并非好事。但苏联不但没有点石成金，反而点金成石。它将珍贵的金属矿藏和肥沃的土壤变成了饥荒和贫困。再回溯到公元 1500 年，元青花瓷烧制的年代，当时的中国人已经拥有抢在英国前先一步跨入工业革命所需的所有技术，但上层官吏们对待贸易和金融流动的态度却是肆意的践踏与扼杀。因为“左派”们拒绝相信“态度胜于纬度”，他们只能对苏联建国 70 年来从不间断的“恶劣天气”感到遗憾，并以此为苏联失败的借口。正如里根所说，苏联的农业耕作只有四个错误，那就是“春夏秋冬”的季节问题。
那么，什么因素最重要呢？是态度，而不是纬度。而一个国家态度的最好体现可能正是它从伟大的经济学家那里所汲取的智慧。
经济思想史告诉我们，成功往往源自对知识的如饥似渴，源自内心的谦卑和不拘一格的包容态度。而这正是你将在本书之后的篇幅中学到的。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到 21 世纪初，现实赋予了我们很多机会来检验伟大经济学家的智慧，评价他们的思想。如今，当我们迈向本世纪中叶时，我们将面临全新的、有时颇令人困惑的挑战——而届时那些已故经济学家们的思想理念正可助我们一臂之力。
托德·布赫霍尔茨
写于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