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发出贸易失衡警告
全球化趋势还给日本和其他国家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世界主要 国家的金融市场开放所带来的全球贸易失衡。
2006年4月底至5月初，世界最重要的三个经济决策组织——G7、经济 合作与发展组织、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几乎同时发出了关于全球贸易失衡的警告。G7在会议结束之后通常只发表一页纸的声明，这次却足足写了两页，整 个第二页的内容都与全球贸易失衡问题有关。同样，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和 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的措辞也非常严厉。
“全球贸易失衡”实际上主要就是指美国的贸易赤字，三大组织的声明显 示，美国的贸易赤字问题已经发展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全世界的领导者们必须尽一切可能妥善解决这一问题，否则必将发生诸如美元崩溃这样的灾难 性后果。
在这三个组织当中，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及其解决之 道非常明确，它在声明中说：“为了妥善解决全球贸易不均衡的问题，就需要重新平衡不同国家之间的需求，并进行中期汇率调整。美元需要从现有水准 上大幅贬值，而包括一部分亚洲国家和产油国在内的贸易顺差国家则需要将 自身货币进一步升值。楓
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的发言很少如此直截了当，这个组织所发表的报告和 声明大多时候都是模棱两可，因为它必须协调众多成员国的意见，来自某一个成员国的坚决反对往往就足以促使其删除或者修改声明中的激烈措辞。所 以当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强烈要求美元贬值的声明公布之后，每个人都大吃一 惊，毕竟这样的声明将会给市场和经济带来巨大的冲击。事实上，美元和全球股市也确实在这些声明发表之后应声而落，出现了大幅度的跳水。
2. 美国依存増长模式的转移
总而言之，对于全球贸易失衡的现象，我们已经不能再熟视无睹。在过 去几十年中，是美国带动了全球的经济增长，然而美国再也无法承担像现在这样的巨额贸易赤字，这就意味着全球经济必须进行一项重大改变，尤其对 于日本以及其他亚洲经济体来说。
迄今为止，亚洲型的经济增长就是以日本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实行的 模式为代表：生产优良产品，出售给美国，然后获利。这种战略就是将一个国家的政治、军事和外交等棘手的问题搁置起来，或者将决定权交给美国， 这样就可以把这个国家所有的资源都集中于制造高质量产品并销售给美国这 一最高目标。只要美国不断购买这些产品，出口就会上升，由此增加的收入又可以投资于新技术和设备，进一步促进经济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日本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执行这种战略，并且很快就取得了经济的快速成长。
韩国曾经深陷于内政纷争之中，然而它很快发现，当它将精力花在那些 政治纷争上时，日本已经在经济舞台上将它远远甩到了后面。在1945年之 前，韩国的国民生活水准并不比日本差太多，但是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韩 国和日本之间的生活水准差距已经拉大到足以对其统治者的统治产生不利影响的程度。韩国政府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决定搁置复杂的政治问题， 开始全力以赴学习日本，并最终取得了同样的成功。紧随韩国的脚步，后面 很快出现了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以及中国的身影。尽管这种战略对于整个亚洲经济的迅猛成长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这同时也意味着美国背负着不 断增长的庞大贸易赤字。
3. 美国的贸易和财政赤字之间并无关联
美国现在存在着严重的贸易赤字问题。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一般会在一个 国家的贸易赤字超过其国内生产总值3%时向其发出警告，然后在这个数字达到5%?6%时再次发出严重警告，这就相当于足球比赛中的黄牌和红牌。 而美国的贸易赤字已经达到了几乎占其国内生产总值7%的极其危险的地步 （图6-3）,这就是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及G7同时发 出警告的原因。
许多对美国保持贸易顺差的国家都错误地认为，美国的贸易赤字属于所 谓的李生赤字，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需要美国削减其财政赤字。但是，一个国家同时拥有的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之间并非一定存在必然的联系。
在1998年至2001年之间，当时美国保持着约占国内生产总值2%?3% 的财政盈余，但同期的贸易赤字却翻了一番（图6 — 3）。也就是说，是财政赤字导致了贸易赤字的说法并不成立。
2005年1月，美联储公布了一项关于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之间关系的分
图6-3美国的贸易赤字依然巨大
析报告/这项报告的作者利用数量经济学模型来推算前者对于后者的影响效 应，他们最终得出的结论认为，每减少五美元的财政赤字，只能导致一美元贸易赤字的减少。换句话说，如果这两种赤字的规模相同，那么就有4/5的 贸易赤字并非由财政赤字导致。
事实上，这“4/5”的贸易赤字主要是由两种因素导致的：美国与其他国 家之间的经济增长差异，以及美元汇率。
首先，作为第一个因素，在过去数年间，美国的经济增长远比日本和欧 洲国家强劲得多，这对于美国贸易赤字的膨胀或许起到了一定的主导作用。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假如美国放慢其经济增长速度，就能够解决贸易 赤字的问题呢？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确实具有一定的短期效应，因为经济势头的转弱必然也会导致进口需求的下降。但是对于已经连续膨胀了 10年的美 国贸易赤字，这样的方法在短期虽然可以奏效，然而从长期来看，则存在着 无法逾越的障碍，毕竟为了减少贸易赤字而人为制造长期经济衰退明显不具有任何可行性。
因此，唯一可行的办法就只剩下汇率调节，这也正是世界货币基金组织 的报告中所做出的结论。
4. 美国当局对于美元和资本流入的观点已经有了重大改变
将美元贬值的要求必然会招致相反意见。有观点认为，由于贸易赤字巨 大，因此美国必须依靠海外流入的资本，美元的贬值势必促使日本和中国的投资者抛售他们所持有的美元，进而导致美国利率的飙升。这种观点主张， 正是因为贸易赤字太大，美国需要吸引更多的海外资本流入，所以，华盛顿 必须小心谨慎地处置其美元政策，以讨得日本和中国的欢心，因为它们为美国提供了巨额的资本流入。
这种观点在1980年之前还算行得通，因为那时资本流入受到贸易往来的 主导。但是大约从1980年起，世界所有主要国家金融市场的开放导致许多经济现象中的传统因果关系被彻底改变。在今天的世界里，更多时候是资本流 动造成了贸易往来的动荡。此外，当今资本的大规模跨国流动不仅加剧了全 球贸易的失衡，并且也增加了单独国家在行使货币工具时的难度。更糟糕的是，在经济学著作里，找不到任何关于如何应对这种资本流动的内容，因为 在人类历史上，资本的流动第一次获得了如此彻底的解放。从资本与贸易流 向的关系上来说，我们的世界已经进入了一片完全陌生的水域。
5. 利差交易削弱了中央银行的作用
前面的章节已经证明了货币政策在面对资产负债表衰退时的无能为力。 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的货币政策已经无足轻重，恰恰相反，日本央行的政策变动现在是最受全世界金融市场和货币政策机构关注的指标之一。
对于今天的许多国际投资者来说，日本央行的举动或许已经与美联储或 欧洲中央银行同等重要。日本央行的动向之所以备受关注是因为，当前全世界的许多国际投资所需资本都是来自日元这种利率最低的货币（图6-4）0
通过所谓的日元利差交易，全世界的投资者包括普通购房者借入日元贷 款，然后在需要做最终交易时再将手中的日元换成所需货币。也就是说，克罗地亚或者西班牙的购房者先借入日元贷款，然后到外汇市场将这笔日元兑 换成克罗地亚库纳（Croatian Kune,克罗地亚货币单位）或者欧元，最后用 这些钱来购买住房。这样，他们就通过支付全世界最低的利率获得了巨大的差额好处。
由于太多人在如此炒作，外汇市场上每天都有巨额日元被借入并抛售, 这样的抛售导致日本作为一个国家虽然拥有世界最大的贸易顺差，但是日元
图6-4日本的利率是全世界最低的
汇率却依然降到了 22年来的最低水平（图6 — 5）。日元的走弱又使日元利差 交易更具有吸引力，因为对于那些借入日元贷款的外国投资者来说，日元相 对于本国货币汇率的贬值就意味着自己负债的减少。正是这种对于利差交易将进一步压抑日元的预期推动了这类交易愈演愈烈。
从韩国到西班牙，因此而产生的小型泡沫对于日本和其他国家与地区的 中央银行来说都无异于一场噩梦。例如，欧洲中央银行试图通过提高利率来抑制在西班牙和其他欧元区国家出现的房产泡沫，但是这对那些借入日元贷 款的人却毫无影响，因为他们所需支付的利率是由日本央行决定的。而欧元 区的高利率又进一步扩大了欧元与日元之间的利率差，进而诱发资本从日元向欧元流动，推动欧元对于日元继续升值。日元的贬值削减了那些借入日元 贷款者的债务，也就鼓励更多的人加入进来，借入日元来为自己的投资筹措 资金。也就是说，日元利差交易的迅速增长削弱了当地中央银行的影响力。
6. 资本流动加剧了全球失衡
问题并未就此结束，欧洲的高利率吸引了其他地区寻求高回报资本的流 入，因此即使欧洲中央银行实行货币紧缩政策，其内部投资依然旺盛。此外,欧元相对于日元的强势地位也使欧洲企业在与日本企业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从而最终造成日欧之间贸易失衡的天平向日本一方倾斜。
图6-5日元汇率跌至22年来的新低
换句话说，欧 洲中央银行的利率提升不仅没有打击(相反倒是鼓励)那些借入日元贷款的投机者，反而损害了欧洲制造业的利益。正因如此，欧洲的货币当局自2005年开始，在每次G7会议上都公开表达对日本的强烈不满。
日本央行面临的问题也同样棘手。日本国内在不存在通货膨胀的同时， 物价在某种程度上还保持下降趋势，整体经济也没有显示出任何实行通货紧缩政策的必要。低迷的国内需求促使政治家、学者甚至世界货币基金组织都 要求日本央行将利率保持在尽可能低的水平之上，希望通过低利率来刺激国 内投资。
然而事实却是，低利率迫使资本流出日本，加剧了日元的疲软，使刺激 国内需求的目标难以实现。日元的疲软和国内需求的低迷转而又促使日本企业更加专注于出口，最终造成本来已经庞大的贸易顺差进一步加剧。也就是 说，日本央行的低利率政策只带来了日元走低和对外贸易失衡的恶化，由此 造成的结果就是，即便日元价值在日本国内保持稳定甚至上升，但是它相对于其他国家货币的汇率却依然在一路下滑。
作为相反的例子，同样是中央银行的新西兰储备银行(Reserve Bank of New Zealand, RBNZ)却在尝试为过热的国内投资降温时遇到巨大的阻碍。 作为发达国家中利率最高的国家，新西兰从全世界的投资者那里吸引了大量的资本流入。这些流入的资金在新西兰掀起了投资热潮，即使中央银行企图 通过提高利率来控制投资热度，它的努力也由于海外资本的流入而被大幅削弱。
这种大规模的资本流入导致新西兰元在2007年中期对日元汇率和对美元汇率分别攀升至近20年和22年来的最高水平，从而导致新西兰拥有发达国 家中最庞大的贸易赤字，进一步削弱了新西兰的国际竞争力。换句话说，新 西兰的高利率政策强化了其货币走势，扩大了本国的贸易赤字，最终起到了冷却整体经济的作用。
7. 经济和经济学都进入了一片未知水域
从来没有哪位经济学家阐述过，拥有最低利率国家的中央银行将对全球 投资活动产生不成比例的巨大影响，或者拥有最髙利率国家的中央银行会吸引不成比例的大量海外资金。此外，也没有哪本经济学教科书指出过，日本 银行和新西兰储备银行应该如何应付它们所面临的困境。之所以出现这种情 况是因为，经济学家们研究的所谓“开放经济”都是以货物的自由交易为重点，很少将资本的自由交易作为中心。也就是说，经济学领域从未设想过一 个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在任何地方对任何货币进行交易的全球化金融市 场的世界。然而现在，这样一个世界已经实实在在地出现。我们已经进入一片完全未知的水域，在这里，日本人可以自由地将他们的储蓄兑换为新西兰 元进行投资，韩国人和克罗地亚人也可以同样自由地借入日元房贷。在10年 前，如此简便地进行此类交易简直是无法想象的。
随着市场全球化进程的深入，资本也逐渐渗入所有有利可图的市场。那 些因为国内需求旺盛而导致高利率的国家从国内需求低迷的国家吸引了大量资金涌入，这些资金流动强化了资金流入国的货币而弱化了流出国的货币， 并且在推动流入国国内投资热潮的同时，削弱了流出国本已疲弱的国内投资。 通常，国内需求旺盛的国家在对外贸易中会出现逆差，同理，国内需求低迷的国家在对外贸易中都处于顺差低位，而资本的自由流动则会加剧两者之间 的贸易失衡。因此，这样的资本流动不仅有损于各国利益，同时也妨碍了不 同国家间实现贸易平衡的努力。
本来是为了给过热的国内投资降温而出台的高利率政策反而吸引了更多 海外投资的涌入，而试图刺激国内需求的低利率政策却加速了本国资本的外流，由此可见，资本的自由流动其实削弱了中央银行在各个国家的作用。事 实上，在当今世界，那些设定了低利率的中央银行由于利差交易最终刺激的 是其他国家的投资，而那些设定了高利率的中央银行又吸引了大量完全不合时宜的海外资金。
虽然日本央行现在属于前一种情况，但这并不是日本或者任何其他单一 国家的问题，而是所有介入全球金融市场国家中央银行的问题。日本只不过是凑巧现在拥有最低利率，一旦情况改变，问题同样也会转移到其他国家。
事实上，另外两家中央银行一瑞士国家银行(Swiss National Bank) 和中国台湾的“中央银行”直到最近为止也面临着与日本央行相同的问题。 本来瑞士和中国台湾经济在没有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运行正常，但是因此而产生的2%的利率使它们成为继日本之后利差交易的下一个目标。事实上，瑞 士法郎和新台币的利差交易一直非常普遍，直到瑞士和中国台湾的中央银行在2007年将利率调升至3%。
对于这种情况，日本银行总裁福井俊彦在2007年5月10日的一次与利 差交易有关的讲话中曾经指出，日元和瑞士法郎面临着同样的境地：作为10 年前全世界走势最强的货币之一，由于低利率而沦落为走势最弱的货币。
在两个国家的经济都能够保持增长，失业率和物价水平都表现良好的情 况下，通货的这种滑落就显得不同寻常，这是因为投资管理者们根本无视这两个国家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只将注意力集中在回报差异上。
没有哪个决策者会主张一个最低利率国家的中央银行应该掌控全世界投 资的重要部分，也不会有哪个经济学家基于公平和效率认为这样一个世界是合理的。相反，由于资本流动而造成的汇率错乱迫使全球失衡程度接近了警 戒线，没有任何人愿意看到这种结果。
8.金融全球化造成的当前混乱
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在不同国家的政府依然保持独立，劳动力 市场由于移民壁垒而相对封闭的同时，资本市场的全球化进程却已经将各个国家原本各自为政的资本市场融为一个单一的全球市场。在一个单一市场中， 一种商品只能有一个价格，而这里所指的商品就是资本回报率。当国家之间 的资本流动壁垒被撤除之后，资本回报率之间的差异将导致市场力量驱动资本从低回报的国家转移到高回报的国家，市场力量将持续产生作用，直到所 有国家的资本回报率最终到达均衡点。也就是说，市场力量会自动将国家与 国家之间的资本回报率调节到相同水平(图6 — 6)。
图6-6 一个资本完全自由流动的世界
但是平均资本回报率也可能不符合各个国家的利益。举例来说，假如市 场力量将全球平均利率定位于6%,那么那些需要将本国利率定位于6%以上 或以下的国家经济就会受到伤害，事实上纯粹由市场主导的6%利率有可能 与所有国家的自定利率发生偏离。
经济全球化不仅会导致国与国之间的资本回报率遵循“单一价格法则”， 甚至所有商品都会如此。在均衡化的过程中，一些国家的物价水平将会上升，另外一些国家则会下降，总之都是朝着国际水平改变。
作为市场开放和全球化的结果，像日本和瑞士这样物价相对高昂的国家 将出现通货紧缩现象。同样的，那些物价水平较低的国家也会因为海外市场的开放而导致其国内物价上涨，出现通货膨胀现象。
当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决定设定一定的国内利率来应对物价变化时，物 价上涨的国家就会出现较高利率，而物价下跌的国家就会出现较低利率，这反过来又导致了国与国之间的利率差距，加速了资本的流动。
9. 资本市场的开放是一个新生事物
世界各主要国家向跨国资本开放国门还只是不久前的事。比如美国是直到1979年的《货币控制法案》(Monetary Control Act)出台之后才开始放松 利率管制，在此之前，有大量的管控法规将美国市场与外界隔绝，这些法规 包括控制国内利率的《条例Q》(Regulation Q)；防止国内与海外市场套汇交 易的欧洲美元储备要求；以及阻止美国银行向美国客户提供外汇面额工具的美联储《美国银行许可证》(Bank of America letter).
日本是从1980年12月，外汇法修订之后才原则上开始允许外国资本的投资，然而一直到1997年，日本才最终全面解除对跨国资本流动的限制。同 样，许多欧洲国家也是在同期才解除了对跨国资本流动的限制。这就说明， 国际金融市场壁垒的解除是近20年才开始出现的现象，但是携带着无穷潜在力量的资本自由流动已经将国家之间的贸易失衡带到了空前严重的程度。
10. 假如全球经济完全一体化，贸易失衡将不再成为问题
外部失衡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是因为这代表了收入在不同地区之间的 转移。譬如在计算一个国家的收入或国内生产总值时，就必须加上出口并减去进口。今天，美国的贸易赤字已经达到其国内生产总值的6%,新西兰的 这一比率甚至高达9%,这就意味着这些国家的很大一部分收入(也可能是 工作机会)转移到了它们的贸易伙伴国(由于贸易逆差国家消化了贸易顺差国家生产的产品，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并非所有国家都受到了损失)。因为超过 3%的贸易赤字就已经意味着经济状况出现了问题，这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全世界的决策者们对于现今的全球失衡如此忧虑。
在各个国家对于贸易平衡都存在着合理需求的同时，市场主导的资本流 动却导致贸易失衡状况不断恶化，这两者之间的冲突正试图在人员和政府各自独立的前提下将全球经济统合到一起。为了便于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假 设日本和新西兰成了一个国家，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如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和 纽约州，这样一来，这两个地区之间不管存在着多大的贸易失衡也不会产生任何问题。
像加利福尼亚和纽约这样，州与州之间的贸易平衡之所以不会成为问题 是因为，在这些地区之间的人员、资本以及商品流动都是完全自由的。假如纽约经济繁荣，而加利福尼亚却正经历着经济衰退，那么为了寻求更好的工 作机会，劳动力就会从加利福尼亚流向纽约。同样，如果加利福尼亚的投资 机会比纽约更具吸引力，纽约的资本也会为了追求高回报而流向加利福尼亚。即便人员的流动并不那么容易，华盛顿也可以运用手中的权力将收入从入超 （贸易顺差）地区重新分配到出超（贸易逆差）地区。这一切能够实现的前 提，正是由于加利福尼亚州和纽约州都是美国的一部分。
由于纽约和加利福尼亚之间各项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所以这两个州就 没有实行独立货币政策的必要。在资金能够从容地在它们之间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两个州之间的任何利差都会立即造成大规模的套利流动，并将利率重 新拉回均衡点。
但问题是，不管是日本还是新西兰都不准备跟对方组成一个国家，它们 对于移民都有着非常严格的限制，使得两国之间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困难重重。也就是说，日本和新西兰都依然会作为独立国家存在，这也就意味着它们之 间的贸易失衡问题将会长期持续下去。
也许有些观点会认为，如果资本能够在海外赚取较高回报，这对于本国 经济也意味着有效增益。虽然这种看法适用于纽约和加利福尼亚之间的投资活动，但是对于涉及两个不同国家和不同货币的投资活动来说，其结果却并 非一定如此。正如理査德?库珀（Richard Cooper,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一 译者注）曾经指出的°,有许多跨国资本流动很难证明是有效的，其中包括那些因为税法和会计处理差异而导致的资本流动。日本人于20世纪80年代购 买了大量的美国国债，这虽然有助于美国应对财政赤字问题，但是对于日本 人来说却很难说这就是他们的最佳投资选择。何况，美元对日元的汇率在1985年为1美元兑换240日元，等到1995年，1美元仅能兑换80日元，美 元对日元汇率的暴跌也使日本人损失了大量的财富。同样，从2001年到2003 年间，欧洲投资者在美国的大规模投资也因为欧元的飙升而遭受了同样的损失。
11. 只要移民流动仍被控制，全球失衡就是个问题
在经济学领域中，关于最优货币区（Optimal Currency Area）的论述连 篇累牍，这种概念主张：如果在两个不同地区之间，资本、劳动力和商品都能够自由流动，那么这两个地区就应该采用同一种货币；反过来，如果要采 用同一种货币，那么人员、商品和货币的自由流动就是必要前提。比如像欧 元区这样，各国政府都已经付出巨大努力来推进人员、资本和商品自由流动的地域，一个单一货币对于各方面都会大有助益。然而就全球范围来说，这 样的情况却只是一个罕见的例外。
理论和实际总是在人员流动这个问题面前产生最大的抵触?这是因为移 民在绝大多数国家都是一个令人头痛的难题。而且即便完全开放移民，语言、种族、信仰和文化差异仍然会严重阻碍人员的自由流动。这个世界正是因为 存在着众多不同的价值体系，才会有200多个不同国家的存在。这些价值差异产生的壁垒不是仅仅通过经济交流就能破除的，指望出现一个全球政府在 不同国家之间重新分配收入的愿望也不现实。因此，代表着收益从逆差国家 向顺差国家转移的贸易失衡，也就将作为一个问题永远存在下去。
12. 政府政策目标与全球化无法同步
因此，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的关键问题就是与最优货币区概念截然相反的 现实。也就是说，如果一个或者多个生产要素能够实现自由流动的话，那么其他要素是否也应该同样实现自由流动？更确切地说就是，如果劳动力无法 自由流动，那么是否应该允许资本自由流动？
要想对这个问题提出完整的答案，或许需要进行大量的研究，但是在过 去20年间呈现爆发性增长势头的跨国资本流动导致了货币逆向变动，加剧了全球失衡，因此对其进行某种程度的限制就开始显现出必要性。或者政府也 可以在不限制资本流动的同时，加大对外汇市场直接干预的力度。
但是目前学术界对于这两种举措都有很大的争议，因为学术界普遍对政 府管制或者介入市场的行为持怀疑态度。然而，如果资本流动得以开放，那么政府决策者们就应该有能力监控汇率变动。但是按照现在这种资本流动的 开放状态，市场已经无法将贸易失衡控制在政府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这种状态几乎就是20世纪80年代早期，资本流动开放之前的世界的倒 影。当时在贸易完全自由的同时，资本流动却受到多种限制，.外汇市场变动 的主要外力就是对外贸易，因此贸易顺差国家的货币保持强势，而贸易逆差国家的货币则趋于走弱。也就是说，货币市场起到了国家之间贸易平衡的天 然调节器作用。
但是现在，资本流动得到了开放，外汇市场完全被追求不同国家之间均 衡投资回报的流动资本控制，因此导致资金从低利率国家涌向高利率国家。由于货币市场平衡贸易的功能不再存在，众多空前严重的问题开始浮现。例 如美国不断膨胀的大规模贸易赤字已经诱发了国内保护主义情绪的增长，同 时政府的货币政策职能也被大幅削弱。
13. 政府介入外汇市场的实例
现在至少有一个国家的中央银行决定不再等待学术界的答案，而是开始 采取实际行动来解决这些问题。新西兰储备银行从2007年6月开始介入外汇 市场，通过提高利率，冷却国内投资来试图使新西兰元贬值。新西兰储备银行之所以不得不采取这项行动，是由于过高的国内利率使得其货币不断升值， 导致本来已经严重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赤字问题进一步恶化。事实上，自 1985年以来就没有介入过货币市场的新西兰储备银行的这一转变具有决定性意义，它意味着新西兰当局再也无法坐视资本流动和因此产生的逆向汇率变 动所造成的伤害。
尽管到目前为止尚未有其他国家效仿新西兰中央银行的做法，但是美国 参议院已经通过法案要求美国财政部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这些法案的签署人都意识到了汇率的长期失准是造成美国庞大贸易赤字的重要原因之一，虽 然一些法案中包括了保护主义条款，但是市场力量不仅无法矫正贸易失衡， 反而将其进一步恶化的现实表明，政府在某种程度上的干预已经势在必行。
但是即便中央银行决定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仍然会有一部分观点认为， 在目前私人资本流动规模远远大于中央银行可调动资金规模的前提下，中央银行的干预行动将会效果不彰。但是假如中央银行的干预措施能够与贸易流 动相协调，那么产生的效应必将远大于中央银行能够调动的实际资金规模。 这里所谓的与贸易流动相协调就是指买进贸易顺差国的货币以及卖出贸易逆差国的货币。
中央银行是外汇市场上唯一不用担心损益的参与者。当它们与贸易流动 协调一致，推动汇率向着减少贸易失衡的方向变动时，那些必须在意资金得失的私人参与者就会惊慌不已。也就是说，那些私人参与者是为了赚钱，而 非显示自己的力量才进入外汇市场的，当他们发现中央银行挡在他们面前时， 多数人都会选择避免直接冲突，因为与贸易流动协调一致的中央银行拥有几乎无限的潜在资源。一旦私人参与者决定退让，以避开中央银行的打击时， 这家中央银行最初行动的效应就会倍增，从而将汇率推向理想的方向。这种 现象在现实中有一个最好的例证：1985年9月广场协议签订之后的三年内，G5的中央银行成功地将估价过高的美元汇率从240日元降低到了 120日元。 然而，当中央银行进行的市场干预不能与贸易流动协调一致时，其效果就会明显降低。
14. 应该重新考虑资本市场的开放
福井俊彦先生在2007年2月15日的评论中指岀：货币政策的执行已经 变得极其复杂，对于国内状况的过分关注会造成海外的不当理解.其他国家 对于泡沫的恐惧所催生的政策将打乱国内经济和物价的规律。他在评论中总结道：当前情势的“非此亦非彼的不明朗化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在这 种情形下的政策执行就如“试图通过几个未知变量来解一个方程式” 一样。 或许其他国家的货币当局也和他持有相同的观点。
金融全球化只有当全世界最终融合为一个国家时才具有现实性。当前由 于金融全球化而造成的混乱正是因为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将全球统一当成自己的目标，也不存在组成一个可以重新分配收入的全球政府的迹象。
面对这些局限，政府决策者和经济学家们应该认真思考资本市场开放所 带来的好处和代价，而不是盲目认为私营部门的任何开放都有利于经济发展。虽然经济学界已经证明商品的自由贸易有助于经济繁荣，但是对于在其他要 素尚不能自由流动的前提下，单独开放资本市场能否产生同样效果却还没有 肯定的答案。
15. 投资者的资质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不管是进行直接投资还是间接投资（Portfolio Investment,又称证券投 资），投资者的资质同样具有重要影响。如果投资者能够留意到贸易失衡问题，对于贸易逆差国家不进行过度投资，那么一部分货币逆向变动就有可能 得到抑制。
例如，投资者在将资金转移到海外进行直接投资之前，一般都会对投资 对象国进行包括贸易平衡在内的详细调查。他们之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一旦他们在投资对象国修建工厂，开始运营，就不再那么容易脱身。相反， 间接投资者则几乎没有时间研究他们的投资对象国，尤其是当他们在与摩根 士丹利这样的大盘指数竞争时。
尽管经济学家们都假定投资者永远是理性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然而 现实市场中却充斥着无知甚至更加糟糕的例子。事实上，就如1997年的亚洲 金融危机所显示的那样，对于一个正在形成中的市场来说，没有什么比来自发达国家的富有但却无知的投资者大量涌入更可怕的事情。尤其是在危机爆 发之后，这些投资者对于这个地区包括泰国的破产法规之类结构缺陷的抱怨， 证明了他们根本就没有资格到泰国去投资，因为这些投资者有责任在将资金投入这个国家之前先把所在国的法律条例了解清楚。
虽然各国政府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都在试图减少贸易失衡，但是它们的 努力在市场上却往往呈现出与全球化进程相矛盾的倾向。事实上，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看上去就像得了精神分裂症，因为这个组织一方面在积极推动资本 账户的开放“，另一方面却又在试图阻止因为资本自由流动而带来的贸易失 衡。这种资本自由流动与因为缺乏政策一致性而造成的贸易反弹之间的矛盾将不会再持续数十年的时间。
当失衡超过全球经济可以消化的规模时，市场通常就会开始以违背众人 意愿的方式做出反应。这些反应或许将包括美元和美国资产的崩溃。由于美国经济崩溃而给贸易顺差国投资者造成的损失，会暂时中止如图6-6所示的 那种资本流动。最近的美国次贷危机就阻碍了美国的资本流入，导致美元贬值。而美元的贬值又有助于美国贸易赤字的削减。
但是在数年之后，一旦那些贸易顺差国的投资者从损失中恢复过来，当 他们看到美国的贸易赤字开始减少，就会得出结论“美元贬值已经到了尽头”，这将促成图6-6中那样的资本流动卷土重来，而这次的资本流动又将 持续到另外一场经济崩溃发生为止。在现实中，这种不安定的资本流动与金 融危机往复出现的怪圈会不断循环上几十年，并且不会给任何参与者带来任何利益和好处。
为了阻止这种资本流动和金融危机的循环，管理汇率的财政当局就会希 望能在下一场危机发生之前通过像广场协议那样的政策来调整汇率。政府部门也应该考虑限制贸易顺差国的金融机构投资者对于贸易赤字国家资产的拥 有量。这种限制的目的就是提醒那些投资者，他们有可能正在为最终会给他 们自己带来巨大损失的全球失衡推波助澜。
如果不采取行动，放任贸易失衡无节制地膨胀下去，那么保护主义情绪 最终将甚嚣尘上，这将会是最坏的结果。由于投资者和经济融合都不会十全十美，这就需要决策者们能够脚踏实地，而不是过于理想化地处理资本流动、 汇率以及贸易失衡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