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对经济繁荣以及所谓的竞争力至关重要，但它对经济生活的更重大的影响不像在社会和政治生活方面那么容易察觉到。自发社会性所产生的影响不容易在总收入统计资料中被捕捉。人类一方面是狭隘的、自私自利的个体，同时也是具有社会性的生灵，他不愿孤独，他需要其他人的支持和承认。当然，也有人也更愿意在低信任的泰勒制大生产工厂中工作，因为它规定了他们获得报酬所需要的最低工作标准，此外几乎没有其他要求。但是从整体看，工人不希望被看作一台大机器的螺丝钉，与经理和同事隔离，对自己的技术或组织毫无自豪感可言，而且对他们谋生的工作几乎没有权威和控制可言。埃尔顿·梅奥（Elton Mayo）的所有实证研究都显示，工人在以团队取向的组织中比在更为个人主义风格的组织中更快乐。因此，即便低信任工厂或办公室的工作效率与高信任的不相上下，但后者是更让人有满足感的工作场所。
更进一步说，成功的资本主义经济显然是稳定的自由民主制度非常重要的支柱；当然，资本主义经济也有可能与威权政治体制共存，譬如今天的中国大陆、从前的德国、日本、韩国、台湾地区和西班牙。但是从长远看，工业化进程本身需要教育程度更高的民众、更精细的劳动分工，而二者都是民主政治制度的支持力量。因此，当今几乎所有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有稳定的自由民主制度。 [1] 波兰、匈牙利、俄罗斯、乌克兰和其他前共产主义国家最大的问题是，他们企图在没有运作良好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情况下建立民主政治制度。倘若没有公司、企业家、市场和竞争，贫困就无法消除，而民主制度的良好运作也得不到至关重要的社会支持。
有观点认为，市场本身就是培养社会性的学校，它为人们相互合作、共同谋求富裕提供机遇和诱因。但是，虽然市场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强加自己的社会化纪律，但本书更大的主题是，一旦国家退场，社会性不会自发出现。社会合作的能力取决于既有的习俗、传统和惯例，正是这些元素本身组成了市场的结构。由此可见，更近似的说法是，与其说成功的市场经济是稳定的民主制产生的原因，不如说它们是由社会资本的既有因素共同决定的。如果社会资本雄厚，那么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都将繁盛发展，而市场实际上扮演的角色是培养社会性的学校，由此强化民主制度。威权政体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情况尤其如此，在这些国家中，人们可以先在工厂学会新的社会性形式，然后再沿用到政治中。
关于为什么资本主义与民主制度有如此紧密的联系，社会资本的概念给出了清楚的解释。在一个健康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应该有足够的社会资本支撑整个社会，使企业、公司、网络组织等等能够自行组织起来。在没有这种自我组织的能力时，国家将进行干预，扶助重要企业和领域，但当私有部门能够自行决策时，市场总是运作得更有效率。
这种自我组织习性也正是使民主政治体制顺利运转的必要条件。只有建立在民众自治之上的法律，才能将自由制度转化为有序的自由。但倘若大众无组织、个体孤立，只能在大选时才能表达自己的观点和喜好，自由制度是不可能名副其实的。即使大多数人都持同样的观点，他们的软弱和孤立也使他们无法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从而为专制和煽动打开了方便之门。所有实质性的民主社会中，只有通过政党或其他组织形式的政治集团，社会各成员的利益和愿望才能明确地表达和代表出来。而且，只有当拥有共同利益的人能够为共同的目标达成协作，一个稳定的政党才能成形；归根结底，这一能力基于社会资本。
自发社会性是建立持久企业的关键，也是组建有效政治组织不可或缺的条件。缺乏真正的政党，政治集团只有根据多变的个人或庇护人—依附者的利益关系来建立；它们容易破裂，即使有强烈愿望也无法为共同目标达成合作。倘若一个国家的私有企业弱小，其政党系统也必定支离破碎且不稳定。如果我们拿美国和德国跟法国和意大利相比，事实其实就是这样。在后共产主义社会，譬如俄罗斯和乌克兰，私营公司和政党都薄弱或根本不存在，而选举总是在极端的个人而非前后一贯的政治规划之间蹒跚。在俄罗斯，所谓的“民主党人”在智识上都相信民主和市场，但他们缺乏建立统一政治组织所必需的社会习惯。
一个自由国家最终是一个有限国家，政府行为受到个人自由的严格制约。如果这样的社会想要避免无政府或无法治理的状态，那么在政府以下的各级社会组织就必须能够自我管理。这样的社会最终不仅仅依靠于法律，还需依靠个体的自我约束。如果他们不能彼此忍让、相互尊重，或不能遵守他们自己设定的法律，他们将需要一个强大而且强制的国家来维持社会秩序。如果他们不能为共同的目标团结，那么他们将需要一个干预性的政府来提供他们自己无法提供的组织形式。马克思所设想的“国家的消亡”（withering away of the state）只可能在自发社会性极高的社会中出现，约束和基于准则的行为只可能源于内生，而不能由外部强加。社会资本很低的国家不仅容易导致弱小且缺乏效率的公司，而且也将深受政府官员腐败横生和公共管理效率低下之苦。意大利的困境就是一个例子，从北部和中部到南方，就能明显地看到社会分化和腐败之间的直接联系。
充满活力、繁荣的资本主义经济对稳定的民主制度至关重要，甚至在一个更为根本的意义上说，它关乎人类行为的最终目的。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中，我论述了人类的历史进程可以理解为两大力量的共同推动。 [2] 第一种力量是理性的欲望，在这种欲望下，人类企图通过财富的积累来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第二种力量也是历史进程中同样重要的动力，即黑格尔所谓的“寻求承认的斗争”，也就是说，所有人都希望自己从根本上作为自由的、道德的存在而被其他人承认。 [3]
理性的欲望或多或少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所谓的理性功利最大化相对应：无止境地积累物质财富，以满足不断增长的欲望和需求。寻求承认的欲望则并没有物质目标，而只是寻求在他人的意识层面上提高对其价值的评估。所有人都相信他们有某种与生俱来的价值和尊严。当这个价值未被他人充分承认时，他们会恼怒；当他们未能达到他人的评价时，又会觉得羞愧；只有他们得到恰如其分的评价时，才会感到由衷的自豪。这种寻求承认的欲望是人类精神中异常强大的部分。恼怒、自豪和羞愧等情感，是政治生活中大部分政治热情和动机的基础。寻求承认的欲望随处可见：譬如离职员工之所以气恼，因为她觉得自己的贡献未得到充分的承认；又譬如民族主义者之所以义愤填膺，是因为他希望自己的国家以与他国平等的地位被承认；反对堕胎的人之所以愤怒，是因为他觉得无辜的生命没有获得平等的保护；热衷于女权运动或同性恋权利的活动家之所以有热情，是因为他们要求自己群体的成员受到同样的社会尊重。由寻求承认的欲望产生的激情常与理性积累的欲望相冲突，例如某人不惜自由和财产报复错待他的人，再如一个国家为了国家尊严而打仗。
在这本先前出版的书中，我较深入地阐述了，通常被视作经济动机的，其实不是理性欲望，而是寻求承认的欲望的表现。自然的欲望和需求并不多且容易满足，尤其是在现代工业经济的环境下。我们工作和赚钱的动机，与这些行为所能带来的承认联系更为紧密，金钱不是物质的标志，而是社会地位或社会承认的标志。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一书中写道：“让我们感兴趣的是虚荣，而非闲适或者愉悦。” [4] 工人为争取更高薪金而罢工，并不单纯因为他贪婪，想要获取所有能够得到的物质享受；相反，他是在寻求经济上的正义，即他的劳动应当取得跟他人相比公平的报偿；换句话说，他的劳动的真正价值得到承认。同样，创业家建立企业帝国，并不是因为他们想花掉他们赚来的几亿美元，而是因为他们希望被承认为新技术或服务的发明者。
如果我们把经济生活的目标理解为，并不单纯为了尽可能多地积累物质，同时也为了社会承认，那么资本主义与自由民主之间相互依存的重要关系就变得更加明晰。在现代自由民主社会以前，寻求承认的斗争在野心勃勃的帝王之间展开，他们通过征战来夺取天下。的确，黑格尔所描述的人类历史进程始于原始的“血战”，两名战士为取得对方的承认而展开战斗，最后导致一方奴役另一方。如果我们把基于宗教和民族主义情感的冲突视作寻求承认的欲望的体现，而非理性欲望或“功利最大化”的体现，或许对此能有更好的理解。现代自由民主国家为了满足人们寻求承认的欲望，将政治秩序建基于普遍且平等的承认原则之上。但是在实践中，自由民主之所以能够运转，是因为寻求承认的斗争以前是在军事、宗教或民族主义的平台上展开，而如今则是在经济层面上展开。以前帝王在征服彼此的血战中赌上性命，现在人们则在建立工业王国的过程中赌上资本。其中的基本心理诉求是相同的，只不过寻求承认的欲望通过产生财富而得到满足，而非摧毁物质价值。
在《激情与利益》（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 ）一书中，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hman）试图用伦理革命来解释现代资产阶级世界的诞生，即作为新兴资产阶级标志的物质收益中的“利益”，取代了贵族社会对荣耀的“激情”。 [5] 早期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政治经济学家，如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詹姆斯·斯图亚特（James Stewart），都希望尚武文化的破坏性能量能够以相应缓和的方式，导入更安全的对商业社会的追求上。事实上，这种替代也正是第一个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家霍布斯所构想的，他心目中的文明社会是有意把对荣耀的热情，无论受宗教狂热还是贵族虚荣所驱使的，让位给对理性积累的追求。
无论这些早期现代的理论家有什么样的期望，现代世界所发生的事情似乎并不简单地就是尚武文化的资产阶级化，或激情被利益所取代，而且还是经济生活的精神化，并且将先前充斥于政治生活中的竞争能量导入后者。人类往往并不是从狭义的功利意义上来说的理性的功利最大化者，他们在经济活动中投入了更广泛的社会生活的道德价值。在日本，这种情况直接体现在武士阶级向资产阶级的转化，他们相当于一次性买断了自己的社会身份，从此弃武从商，把目光转向商业，而在商业领域中，他们仍然完好地保留了武士道精神。这种进程实际上也出现在其他几乎所有工业化社会中，创业机会为无数雄心勃勃的人提供了能量释放的途径，而他们先前可能只有通过发动战争或革命才能得到世人的“承认”。
在后共产主义东欧这个最明显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将寻求承认的斗争向和平方向引导的过程中，资本主义经济所扮演的角色，以及随后对于民主稳定的重要性。极权工程所设想的，是对独立的民间社会的完全破坏，并另创造一个完全围绕着国家的社会主义新社会。当这样的新社会轰然坍塌的时候，除了家庭和族群以外没有任何形式的共同体可言，要不就是犯罪团伙构成的失足群体。没有志愿结社这一层，个人只能更加激烈地抱定自己的先赋身份。种族提供了一种简单形式的共同体，这让他们在强大的历史力量旋涡中，可以忘却自己孤立、软弱和受害的状态。相比之下，在具有强大的公民社会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本身是社会生活的重要场所。当一个人为摩托罗拉、西门子、丰田甚至是小型的家庭干洗店工作的时候，他成为道德网络的一部分，这样的网络可以吸纳一个人的能量和雄心壮志。最有可能成功建立民主社会的东欧国家是匈牙利、波兰和捷克共和国，因为它们在整个共产主义时期都保留了初生的民间社会，并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催生出资本主义私有部门。在这些地方不乏分裂性的伦理冲突，无论是波兰和立陶宛对维尔纽斯（Vilnius）的争夺，还是匈牙利和邻国的领土之争。但这些冲突还没有演化成暴力对抗，因为经济已经变得足够繁荣，为社会认同和归属感提供了新的替代来源。
政治和经济的相互依赖关系并不仅限于正在民主化的前共产主义国家。在某种程度上，美国社会资本的流失对美国民主的影响要比对经济的影响更直接。与企业一样，民主政治体制的有效运转同样基于信任，社会信任的降低将需要更多的政治干预，以及制定更多法规来规范社会关系。
本书所讨论的诸多案例，都可以作为反对过度集权化的政治权威的警世故事。许多前共产主义国家都深受公民社会窳弱之苦。中国、法国和意大利南部等普遍信任程度较低的家庭主义社会，都是过去中央君主制的产物（在法国一例中，则也是共和政府的产物），在寻求排他性权力的过程中，它们都削弱了中间社会组织的自治性。相反，展现了相对较高的普遍信任的社会，如日本和德国，在前现代末期就处于政治权力相对分散的状态下。在美国，一边是公民社团的权威江河日下，一边是政府通过司法和行政手段不断壮大，这两个趋势紧密相关。社会资本就像棘轮，更容易朝一个方向转，反方向转动则较为困难；它更容易被政府行为所破坏，一旦消亡，很难通过政府把它重建起来。至此，意识形态和体制之争已经落下帷幕，从今以后，社会资本的保存和积累将成为关注的焦点。
[1] 关于民主与发展的关系，参见Seymour Martin Lipset，“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3 (1959): 69-105. 关于李普塞特假说的文献综述基本上同意这一观点，参见 Larry Diamo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Reconsidered,”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15 (March-June 1992): 450-499.
[2] 关于这一观点的综述，参见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pp. xi-xxiii.
[3] 参见Fukuyama (1992), pp. 143-180.
[4] Adam Smith,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Indianapolis: Liberty Classics, 1982), p. 50.
[5] Albert O. Hirschman, 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 Political Arguments for Capitalism Before It’s Triump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