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本书最后章节讨论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必须先探讨工业结构，即企业的规模、企业在经济中的整体分布，以及单个企业的组织方式，是否确有文化根源，抑或另有一些非文化因素可以更好地解释先前讨论的种种社会差异。拿儒家文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来说，人们的看法已发生戏剧性的转变，先前的绊脚石 [1] 变成了现在的竞争力优势 [2] ，因此，我们应该对文化的作用持谨慎态度，如果更“吝啬”的解释行得通的话。 [3]
与日本、德国和美国的大型公司相比，台湾地区、香港地区、意大利和法国的私营企业规模相对较小，对此区别，至少有五种解释：第一，小规模是受当地市场的规模局限；第二，受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局限；第三，受发展滞后影响；第四，支撑大规模经济组织所需的法律、商业和金融制度匮乏；第五，决定规模的主要因素并非文化，而是政府行为。这些因素中，最重要的是最后一个，必须结合社会资本讨论才能给出完整的解释。
第一个观点认为，规模和工业结构最终受当地市场的大小以及技术的驱动。 [4] 某一特定生产工艺的技术水平决定了它得以运行的最低效益规模。例如服饰或家具等领域，最低效益的规模相对较低，而对于较复杂的、高技术含量的工艺，譬如半导体和汽车，最低效益的规模就相当高。例如，以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技术，很难高效地运作一个年产量不足600万吨的炼钢厂，它要求至少三座250吨氧气窑炉投入生产。 [5] 同样，以今天的技术生产冰箱和汽车，每年的产量必须分别超过80万台和45万辆，否则无法达到经济效益。 [6]
关于市场大小的重要性，亚当·斯密有句名言：“劳动分工受市场规模的限制。”也就是说，只有当需求大到足以利用最低效益规模时，才会产生规模经济。一个小公司不会投资定制一台昂贵的机床来加工特殊零部件，除非它确定大批量的零部件销售可以覆盖其成本。而且，如果可以摊到全国市场的话，广告费和销售人力之类的营销成本等都可以降低。 [7] 这意味着，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规模将在很大程度上与所在国的绝对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大小有关：较大的经济体将产生较大的企业。
经济发展水平与企业的大小自然有些联系，但是根据我们分析的案例，这一说法可能要被打破了。从表3给出的数据来看，绝对GDP与企业的规模并没有关联。1992年，台湾地区的GDP是韩国的67%，但是台湾地区十大企业的规模只有韩国十大企业的17%；同样，台湾地区的经济规模是日本经济规模的5%，而它的十大私营企业规模只有日本十大私营企业的2%。比较而言，韩国的经济总量是日本的8.5%，而它的十大企业规模是日本十大企业规模的11%，显示出更高水平的工业集中度。
欧洲的情况也证明，绝对GDP值与企业规模之间也没有关联（见表3）。意大利的绝对GDP是德国的68%，而意大利的十大私营企业规模只有德国十大私营企业规模的33%。而在欧洲其他几个更小的经济体中，这种差异显得更为惊人，它们的经济集中度远高于德国：荷兰的GDP只有德国的18%，但从就业人数而言，荷兰十大大企业的雇员人数是德国十大企业员工人数的48%。 [8] 同样，瑞典的十大企业的经济规模只有德国的14%，员工人数却是德国十大企业的27%。
表3. 各国十大私营企业收入与GDP对比
（单位：10亿美元，1992年）
资料来源：《1994年国际财政统计年鉴》（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1994 Yearbook ）（华盛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4年）；“台湾地区情况”（Country Profile: Taiwan），《经济学家情报组》（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伦敦：经济学家杂志社，1994年）；《世界实录，1993年》（World Factbook, 1993 ），（华盛顿：中央情报局，1993年）。
将企业规模与当地市场关联的问题在于，许多小型经济体在早期就采取出口导向的生产策略；它们当地市场的大小无足轻重，因为它们的经济是面向更广阔的全球市场的。因此， 韩国之所以能够成为电视机的主要生产和出口国，源于当时政府政策有意提高国内电视机售价以抑制销售。对拥有大型公司的欧洲小国，如荷兰、瑞典和瑞士来说，国际市场也同样重要。
第二种解释与第一种相关联，认为企业大小不受当地市场大小限制，而是受制于整个经济发展水平；也就是说，它与绝对GDP无关，而与人均数字有关。以小规模企业为主导的社会与那些拥有大型企业的社会处于相同的发展轨迹上，只不过还没有足够时间发展出现代公司结构。美国和德国经济发展初期也以家族企业为主，直到19世纪末期现代公司组织形式才开始发展，国民经济在发展初期一般都有大量的劳动力（因而相对廉价），但资本匮乏。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资本不断积累，企业得以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投资。与此同时，工资上涨，与资本相比，劳动力开始短缺，迫使企业用资本来代替劳动力。企业此时必须向资本更密集的生产领域转移，结果这又需要有更大的工厂和更大的组织来运作。因此，企业规模首先由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反过来，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又决定了领先产业的规模。 [9] 根据这种解释，所有国家和地区的企业最终将走向一致：当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的人均收入与日本或美国的持平时，它们的工业结构将不再由小规模的家族企业支配，取而代之的也将是现代公司。 [10]
这个解释的问题在于，美国和日本早在19世纪末就走向了专业管理，那时它们的人均收入远低于20世纪80年代中国台湾和香港的水平。事实上，在明治维新之前，即在工业化开始之前，日本就有了专业管理的传统。在香港、台湾和新加坡，较大型的家庭持有并管理的企业其运作大部分已经相当现代化，其中包括家族经理的教育水平和他们使用的技术等。多年来它们一直与日本、美国和欧洲的公司打交道，因此很难说，它们没有现代企业管理的范式可参考。由此看来，它们未能采用同样的组织和管理技巧，不能简单地归咎于这些国家或地区发展水平的不成熟。 [11]
若是拿中国台湾和韩国做比较，发展水平决定论的观点就站不住脚了。台湾地区的人均收入一直比韩国高，而且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其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也胜过韩国。但是表3的数据显示，韩国的工业远比台湾地区集中。《财富》杂志最近排名中，亚太地区150家大公司中只有1家华人企业，而韩国有11家。 [12]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欧洲，19世纪时德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低于法国，但德国更先建立现代公司，在两三代内超过了法国。意大利工业结构的地区性差异也不能用发展水平的观点来解释，因为北方虽然有相对较大的公司，但在19世纪70年代工业化进程开始时，其城市化的程度不如当时的南方。这些情况显示，企业规模与人均或绝对GDP确有关联，但因果关系可能正好相反。也就是说，如果有创建大企业的文化基础，就可以催生出更大的市场和更快人均GDP增长，反之却不然。
第三种解释就是社会科学家所谓的“后发展”（late develop-ment）理论。 [13] 前面的观点都认为所有的国家都遵从一个基本相同的发展道路，这个观点却认为，后发工业化国家可以借鉴早期发展者的经验教训，因而走一条不同的发展道路。有观点认为，后发展理论可以解释日本和德国经济的显著特点：譬如，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以银行为中心的财力供给；支持高度集中的工业结构，以及家长式的劳雇关系。
与发展水平的论调一样，后发展的观点也不成立，至少在企业规模和工厂组织的现象上。我们只要将德国、日本与晚于它们发展的国家或地区进行比较就一目了然，譬如意大利、韩国、中国台湾和香港。就工业结构、劳动惯例以及工厂的组织形式而言，在后发展国家（或地区）之间所存在的差异，并不低于后发展者与早期发展者之间的差异。而且日本与德国之所以相似，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它们有相似的文化因素，譬如普遍高信任的社会关系，而非二者在大致同一时期开始工业化。
第四个解释认为企业规模小是因为缺乏建立大型、专业化管理型公司所必需的体制和法律结构。许多社会在产权法、商业法和金融机构方面发展缓慢。美国在1792年就有了证券市场，与之相比，中国股票市场的发展最近才起步，而且比较不成熟。家族企业往往倾向用借款或者储蓄来集资；股权融资意味着需要公开报告，稀释股权，并提高对外收购的风险。 按照这个说法，一旦所有这些制度都到位，那么企业的扩张将超越家庭，就像美国的例子一样。
缺乏正式制度的情况在中国最是明显。毛主义的意识形态是“资产阶级”商业法迟迟不能发展的主要原因。直至今日，中国企业家依旧面临着一个非常武断的法律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产权可能是一张白条，税收水平也因省份不同而变动，贿赂成为与政府官员打交道的常态。
但在海外华人聚居地，现代商业法的建立已经有了相当长的时间，譬如在香港、台湾地区和新加坡。毕竟香港从一开始就是依照英国法律运作，所以很难将其企业规模的局限归结于制度缺失。
中国社会股票市场的不成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非家族企业的发展。但是将华人社会与其亚洲邻国相比，我们就会发现，股票市场的发展不是解释工业集中化的关键，因为在亚洲，股票市场的发展与企业规模之间没有相关性。 [14] 韩国的企业虽远比台湾地区集中，但是它的股票市场却远不及台湾地区发达。 [15] 韩国的股票交易所建立于1956年，韩国政府刻意限制股票市场的发展，以限制外国资本涌入，因此在为韩国公司融资方面，股票市场所起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 [16] 对比而言，亚洲最发达的股票交易中心在香港而不在日本，而香港的平均企业规模自二战以后一直在缩小。（亚洲最古老的股票市场是孟买股票交易所，成立于1873年。）香港的股票交易可追溯到1866年，而香港证券交易所（Hong Kong Stock Exchange）成立于1891年，是香港四大交易所中最古老的一个。 [17] 截至1992年，香港股票市场的市值为800亿美元，而日本股票市场为26 000亿美元。但就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比例来说，香港的股票市场资本总额比例大于日本（140%比90%）。 [18] 而且香港的证券市场还在国际交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是欧洲证券和亚太地区其他资产的交易中心。
总体而言，股票市场在整个亚洲扮演的角色相对来说并不重要，因为大多数亚洲公司的借债比例相当高，扩展的资金来源于借贷而非股票。日本的情况与其他亚洲国家一样，虽然日本有相对完善的证券市场，但长期以来，日本大部分的大企业对于银行借贷的依赖程度都远远超过美国公司。日本战前的财阀就是以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为中心的工业集团，由这些中心金融机构提供主要的资金来源。与同时期的德国一样，日本的这些金融机构非常成功地使财阀发展壮大，并吸纳了现代专业管理型公司的许多特点。甚至在没有成熟的股票市场时，日本人就已经将家族所有权与家族管理分离开来，而有相对发展完善的股票市场的香港却掩盖了其管理层的真相，许多大型公开上市的香港公司在上层仍然是家族管理的。倘若说台湾地区和韩国的股票市场是因为家庭主义管理的延续而发展不成熟，这倒是更有道理一些，而不是说因为股票市场不发达而导致家族式管理的延续。虽然政府努力增加股票市场的参与度，但是家族企业一直不愿意公开上市交易，担心失去公司的控制权，以及定期披露财务报告和公司情况的要求。许多家族企业偏向于将一切事情控制在家族范围内。 [19]
的确，日本的经连会的部分职能是保护纵向整合所获得的规模经济，它依赖于交叉持股，因而也依赖一个完善的股票市场。但是交叉持股似乎反映的是经连会成员间的实际关系，而不是这些关系最初存在的必要金融条件。 [20]
认为企业规模由政府政策决定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成立的。各处的政府均可以通过税制、收购政策、反托拉斯法以及执行反托拉斯法的力度来影响私营企业的规模。 [21] 很显然，德国的法律与美国相反，支持卡特尔以及其他大型经济实力集团的发展。日本政府和韩国政府鼓励大规模企业的形成，给予优惠的政策，特别是在信贷上。对比而言，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故意抑制大型集团的发展，以避免政治竞争者的出现。韩国政府有意效仿日本政府及财阀，因此以各种方式补贴大型私营企业。结果，韩国政府的产业政策完全盖过了文化因素。韩国的家庭结构更像中国家庭而非日本家庭，它的企业平均规模本应较小，而且工业集中程度也应较低。但是韩国在1961年以后下决心借用日本模式来推动韩国经济迅速发展，模式的一部分就是日本的大型企业和它们的企业网络。
当然，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与私有企业规模之间没有直接联系。香港和台湾地区的企业规模都很小，然后台湾政府在金融领域的干涉程度和韩国相当。和韩国的情况一下，台湾地区（对比英国殖民政府“放任自由”思路管理下的香港）所有负责商业融资的大型银行都归“国有”，且“国有”的时间超过韩国。 [22] 台湾地区和韩国都严格控制利率、汇率和资本流动，限制能够在其境内开展业务的外国金融机构的数量。它们均把信贷配给“战略”领域。它们之间的主要差异是，韩国的大型联合企业在信贷分配和定向资源方面有更大的选择权，而台湾政府（在公共领域外）并不偏袒大型企业。 [23]
由此看来，在韩国，国家政策在决定工业规模和产业结构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日本，它鼓励大型企业的发展，但日本文化原本就有这种倾向。而在台湾地区，政府政策对工业发展诸多方面都有影响，但不涉及企业规模，而文化因素依旧扮演着重要角色。在香港地区，政府举措对于工业结构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因此，香港是华人经济文化最纯粹的例子，即不为政府政策操控所影响。
因此，除了文化因素外，还有许多因素可以影响产业结构。但在解释处于相似发展阶段的各个社会的巨大差异时，传统的经济分析家一直低估了文化的作用，特别是自发社会性的影响。
[1] 对于20世纪前三分之二的时间，汉学家和东亚研究的学生几乎一致认为，中国的儒家思想是阻挠资本主义和经济现代化的巨大障碍。这一观点中最有名的书恐怕要算马克斯·韦伯关于中国的研究，该书最初写于1919年，之后出版了英文版，名为《中国的宗教：儒教和道教》。韦伯断言，虽然儒家思想和新教一样，是一个“理性”的道德体系，但它的理性并没有催生出“真正在道德和理性的意义上征服和掌管世界的无止境任务”，反倒是“适应世界”，也就是保存传统。换句话说，儒家的社会无力创发或足以适应资本主义工业化所需的巨大的社会变革。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儒学的经济影响的总体评估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对于韦伯来说，他很自然会悲观地看待中国的经济前景，他写书时正值中国历史上的衰败和军阀割据时期。但七十多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几乎所有中国以外的华人社会也经历了两代人间极其快速的经济增长。今天，传统的观点认为儒家是东亚“经济奇迹”的源泉，很多的文献也在讨论所谓“儒家对西方的挑战”。当代评论家审视了儒家的不同方面，比如它对教育的重视和所谓儒家职业伦理，他们认为这个信仰体系一直是经济活力的关键所在。实际上，通过许多案例，评论家指出，被韦伯视为经济发展的核心阻碍的华人家庭，是华人力量的源泉。
关于The Religion of China 一书的讨论, 参见Mark Elvin, “Why China Failed to Create an Endogenous Industrial Capitalism: A Critique of Max Weber’s Explanation,” Theory and Society 13 (1984): 379-391; and Gary G. Hamilton and Cheng-shu Kao, “Max Weber and the Analysis of East Asian Industrialization,”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2 (1987): 289-300. 关于中国发展的文化制约的代表性讨论，参见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 尤其见vol. 1: Introductory Orient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4); Mark Elvin,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A Social and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Michael R. Godley, The Mandarin Capitalists from Nanyang: Overseas Chinese Enterprise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esp. pp.37-38; and Marie-Claire Bergère, “On the Historical Origins of Chinese Underdevelopment,” Theory and Society 13 (1984): 327-337.
[2] 关于“儒家的挑战”的文献，参见Roderick McFarquhar, “The Post-Confucian Challenge,” Economist (1980): 67-72; Roy Hofheinz, Jr., and Kent E. Calder, The Eastasia Edg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2); Peter L. Berger and Hsin-huang Michael Hsiao, In Search of an East Asian Development Model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Books, 1988); Michael H. Bond and Geen Hofstede, “The Cash Value of Confucian Values,” Human Systems Management 8 (1989): 195-200; Bond and Hofstede, “Confucius Connection: From Cultural Roots to Economic Growth,” Organizational Dynamics (1988): 5-21. 对于华人家庭对华人企业发展的作用的积极评价，参见Joel Kotkin, Tribes: How Race, Religion, and Identity Determine Success in the New Global Econom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3), p. 188.
[3] 对于文化解释论的重要性，尤其是日本研究，持怀疑态度的作品，参见Winston Davis’s chapter in Samuel P. Huntington and Myron Weiner, eds., Understanding Political Development (Boston: Little, Brown, 1987).
[4] 参见Richard Caves, “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in Richard Schmale；and Robert D. Willig, eds., Handbook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Amsterdam: Elsevier Science Publishers, 1989), p. 1233. 关于这一文献，我要感谢Henry Rowen.
[5] Frederick M. Scherer and David Ross, Industrial Market Structur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 3d e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90), p. 102.
[6] Scherer and Ross (1990), p. 109.
[7] 此外，大公司往往享受更低的资本成本，这是由于投资者方面认为其风险较低。Scherer and Ross (1990), pp. 126-130.
[8] 这些数字是用第14章表1中的雇佣统计推算出来的。
[9] 在像美国这样高度发达的经济体中，这一解释因为某些异常情况而变得复杂，许多领域的美国公司，倘若单单考虑最佳规模，实际上比我们预计的要大很多。参见Scherer and Ross (1990), p. 140, 图4.6，该图表明，香烟、面料织造、油漆、鞋、钢铁、蓄电池产业中排名前三的企业的平均市场份额超过了所规定的最小有效规模。Scherer和Ross对于这种反常情况给出的解释是，市场结构是纯粹由历史机遇来决定的。也就是说，一个行业最开始的时候，在某一特定时间内企业可以大小相同，但单从纯粹的偶然因素考虑，随着时间的推移，各个企业自然会发展成不同规模。这显然不足以解释，为什么产业集中度变化在不同的社会一直如此。参见Scherer and Ross (1990), pp. 141-146.
[10] Caves in Schmalensee and Willig, eds. (1989), p. 1234. 作者指出，在不同国家，类似的产业会有类似的产业集中度水平，这意味着随着国家技术水平的拉升，产业结构将变得更加一致。虽然这一说法确凿无疑，本书的论点一直认为，不同的社会在不同的行业而出类拔萃，这并不取决于发展水平，而是取决于每个社会构建大规模机构的能力。
[11] 这一观点见于S. Gordon Redding, The Spirit of Chinese Capitalism (Berlin: De Gruyter, 1990), p. 4.
[12] “The Pac Rim 150,” Fortune 122 (Fall 1990): 102-106.
[13] “后发假说”有很多作者讨论过，其中包括Alexander Gerschenkron,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Ronald Dore,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Japan and Elsewhere,” in Albert M. Craig, ed., Japan: A Comparative View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325-335; and Chalmers Johnson,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19.
[14] 日本有较发达的股票市场。东京证券交易所成立于1878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暂时关闭，并在1949年美国占领下再次营业。参见Tokyo Stock Exchange 1994 Fact Book , (Tokyo: Tokyo Stock Exchange, 1994), p. 89.
[15] 台湾证券交易所成立于1961年，之后增长速度非常缓慢，到1980年只有102家上市公司。Ching-ing Hou Liang and Michael Skully,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Markets in Taiwan,” in Michael T. Skully, e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Markets in the Far East: A Study of China, Hong Kong, Japan, South Korea, and Taiwan (New York: St. Martiris Press, 1982), pp. 191-192.
[16] Sang-woo Nam and Yung-chul Park,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Markets in South Korea,” in Skully (1982), pp. 160-161.
[17] Michael T. Skully,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Markets in Hong Kong,” in Skully (1982), p. 63.
[18] Matthew Montagu-Pollack, “Stocks: Hong Kong, Indonesia, Japan, Malaysia, the Philippines, Singapore, South Korea, Taiwan, Thailand,” Asian Business 28 (1992): 56-65. 这当然是1989年至1991年东京股市暴跌之后的事情，其总市值缩水了约60%。
[19] Nam and Park in Skully (1982), p. 160.
[20] 20世纪60年代，日本政府屈服于外国的压力，放宽有关外国直接投资的规则，此后交叉持股水平才大幅增加，这一事实尤其可以说明问题。换句话说，交叉持股是一种防止外资收购的保护机制；对经连会来说，以保持其完整性的网络组织，实现规模经济，交叉持股是没有必要的。
[21] 参见 Scherer and Ross (1990), pp. 146-151.
[22] 大多数韩国银行1980年至1983年间完成了去国有化。参见Robert Wade, “East Asian Financial Systems as a Challenge to Economics: Lessons from Taiwan,”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27 (1985): 106-127.
[23] Wade (1985), p. 1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