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解释一个经济体中是否有大规模公司，为什么需要讨论诸如自发社会性等文化特征或更普遍的文化特性呢？难道现代契约制度和商业法的发明，不正是为了满足商业组织能够像家庭成员那样彼此信任的需要吗？发达工业化社会已经为经济组织创建了全面的法律架构和形形色色的司法制度，涵盖范围从小的个体业主直到大型、公开上市的跨国企业。大多数经济学家在解释现代企业的兴起时，可能还要加上理性的个人自利这一因素。那些建立在牢固的家庭关系和不成文的道德责任与义务基础上的企业，难道可以免于堕入因任人唯亲和裙带关系所导致的整体商业决策失利的境地吗？更确切地说，所谓现代经济生活的本质，不正是用规范透明的法律责任代替非正式的道德责任吗？ [1]
这些问题的答案是：尽管产权和其他现代经济制度是建立现代企业的必要条件，但是我们常常意识不到，后者有赖于我们往往视为理所当然的坚实的社会和文化习俗基础。对于创造现代繁荣和由其所支撑的社会福祉来说，现代制度是一个必要而非充分的条件。制度若要能够良好运行，就必须与某些传统的社会和伦理习俗相结合，当然这些习俗本身要运转良好。一纸契约可以让无信任基础的陌生人达成合作关系，但是有信任基础的合作关系要高效得多。股份公司之类的法律形式可能允许无关系的陌生人达成合作，但合作的难易程度则取决于他们在亲友关系以外的合作性。
自发社会性问题之所以尤其重要，是因为我们不能视古老的伦理习俗为理所当然。一个富足且复杂的公民社会并不是遵循先进工业化逻辑而发展的必然结果。事实正好相反，我们在后面几章中将会看到，日本、德国和美国之所以成为世界领先的工业强国，主要是因为 它们自身拥有健康的社会资本和自发社会性。像美国这样的自由主义社会有个人主义和可能削弱社会的原子化倾向。先前提到，有证据显示，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美国成为工业强国所依赖的信任和社会习俗已经受到严重腐蚀。本书第二部分的一些事例应该为我们敲响警钟：在一个社会中，有可能出现社会资本的流失。例如，法国曾经有繁荣和复杂的公民社会，但后来却被过度集权的政府所破坏。
这一部分和第四部分中，我们将讨论高信任度的社会，这些社会有着自发社会性倾向，并且拥有密集多层的中间社团组织。在日本、德国和美国，强大而有内聚力的大规模组织主要是从私营经济中自发形成的。尽管国家偶尔会介入，以支持衰退的产业、赞助技术开发或经营像电话公司和邮政服务等国有大型经济组织，但是与第二部分的国家相比，它们干预的程度相对较低。与中国、法国、意大利这种一头是家庭、一头是政府的马鞍型组织分布相比，这些社会有强大的中间组织。这些国家从一开始工业化到今天一直是全球经济的领头羊。
从产业结构和公民社会的角度来看，与中国台湾、意大利或法国等家庭主义的社会相比，这里分析的国家之间有更多的共性。每一个国家的自发社会性有截然不同的历史根源。日本的自发社会性源自其家庭结构和封建主义的性质；德国的自发社会性与行业公会等传统公有组织进入20世纪依然蓬勃发展有关；而美国的自发社会性则是其宗派性的新教信仰传统的产物。我们将在本部分最后几章中看到，这些社会的共同本质在微观和宏观层面上，以及在工人、工头和经理之间的关系中，都有着明确的体现。
在具体分析这些国家之前，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信任和自发社会性的经济功能。毋庸置疑，契约和商法等制度是现代工业经济出现的必要条件。没有人会认为，单凭信任或道德责任就能替代它们的作用。倘若我们假定这样的法律制度已经存在，高度的信任作为经济关系的附加条件，可以减少经济学家所说的交易成本，从而提高经济效率。这些成本的发生，可能因为寻找合适的买方或卖方、合同谈判、遵守政府法规以及发生纠纷或欺诈时执行合同等行为。 [2] 如果双方对彼此有着基本的信任，所有事情将更容易处理，亦无必要逐条逐款地编写冗长的合同，减少了对冲意外的必要，减少了纠纷，减少了通过诉讼解决纠纷的必要。的确，在一些高信任的关系中，各方甚至并不担心短期利润最大化，因为各方都清楚，自己在一个时期的亏损，将来另一方会给予补偿。
事实上，倘若连最起码的非正式信任感都不存在，现代经济生活是无从谈起的。正如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肯尼思·阿罗（Kenneth Arrow）所言：
如今，信任有着重大的实用价值。信任是重要的社会系统润滑剂。它非常高效，为人们省去了许多麻烦，因为大家对彼此所说的话有着基本的信任。不幸的是，信任无法随意买卖。如果你非得要买，则说明你已经对你所买的部分有了怀疑。信任和与之类似的价值观，如忠诚、诚实等，都是经济学家所说的“外部性”（externality）。它们是产品，它们有真实且实用的经济价值；它们提高系统的效率，使你能够生产更多的产品，或产生更多你所重视的价值。但是它们不是在公开的市场可以买卖的，这在技术上完全不可行，甚至也没有意义。 [3]
我们往往认为，最低限度的信任和诚信是理所当然的，从而忽略了它们已然渗透进日常的经济生活当中这一事实，以及其对经济生活顺利运转所起的重要作用。为什么人们不会不付账就离开饭馆或出租车？或者在美国餐馆吃饭不忘付上15%的小费？不付账当然是非法的，而且在一些情况下，人们因担心被发现而不敢这么做。但是，如果人们如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只在乎收入最大化，而不受如社会习俗或道德准则等非经济因素的制约，那么他们就应该在每次进饭馆或乘坐出租车时都会算计能否最后不付钱。如果欺骗的代价（比如当众出丑或较轻微的法律纷争）比期望的利益（一顿免费餐）要高，那么人们应该诚实地买单；如果比期望利益要低，则理应选择溜走。假若这种欺骗越来越普及，商业机构将不得不付出更高的代价。他们可能要派专人守在门口，确保顾客付完账才能离店，或者要求客户支付押金。事实是，他们一般不会这样做，这表明人们所奉行的基本诚信是基于习俗，而非刻意算计，且在整个社会中已经相当普遍。
倘若要了解信任带来的经济价值，我们不妨想象一下，一个完全没有信任的世界变成什么样子。如果我们在签订每一份合同时，都假定对方会抓住一切可乘之机行骗，那么我们势必要花大量时间准备文件，以确保其中没有法律漏洞让对方有机可乘。这样，合同将无限长而且详细，罗列出所有可能的意外情况，规范每一条能想到的责任。在合资关系上，因为害怕被人利用，我们将永远不会超出法律规定的责任范围，而且合作者的创新提案会被当作阴谋诡计。此外，尽管在谈判时竭尽全力，我们依旧假定对方会耍花招或不履行他们的责任。我们也不能求助于仲裁，因为无法充分信任第三者充当的仲裁人。无论法规和方案如何累赘，一切都将依靠法律机构判决，甚至可能还会诉诸刑事法庭。
这些描述听起来越来越像美国人所面临的整体商业环境，这便是不信任在美国社会上升的一个证据。美国经济生活的一些领域更像这种完全没有信任的世界。美国人在20世纪80年代发现五角大楼购买价值300美元的锤子和800美元的马桶，这一切都最终都可以追溯到对国防承包制缺乏信任。国防承包是经济活动的一个独特区域，因为许多武器系统只出单品。因为缺乏商业竞争，因此其价格必须通过成本加成法进行谈判，而非通过市场确定。该系统自然导致操纵和偶尔的欺诈行为，这些行为抑或罪在承包商，抑或罪在签订合同的政府官员。处理这个问题的一个办法，就是信任五角大楼关键官员，削减繁文缛节，允许他们在作出采购决策时相信自己的最佳判断，这就需要我们忍受偶尔的丑闻和判断失误，权当是业务成本。事实上，一些高优先级的武器已经通过这种方式开发成功了。 [4] 但日常采购则会假设系统中毫无信任可言：承包商一有机会就会欺骗纳税人，而政府官员一旦允许酌情处理，就会滥用他们的职权。 [5] 成本核对必须通过大量的文书来完成，这就需要承包商和官僚聘请审计师层层跟踪。所有这些规定都大幅提升了政府采购的额外交易成本，这就是军购如此昂贵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6]
当一个社群共同遵守一套道德价值观，并以此建立对彼此日常诚实行为的期许时，信任就产生了。从某种程度来说，这些价值观具体是什么，反倒不如它们被“共享”这个事实重要。例如，长老会教徒（Presbyterians）和佛教徒可能会发现他们与教友有许多共通之处，因此形成相互信任的道德基础。虽然情况并非总是如此，但因为某些伦理体系鼓励某种形式的信任，同时排斥其他形式的信任：存在女巫和食人习俗的社会自然会有一定的内在冲突。总而言之，共同体的伦理体系的价值观要求越多，进入这个共同体的要求就越高，内部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团结的程度也就越高，反之亦然。共同体内部的联系越紧密，成员对外的关系就越薄弱。因此，摩门教和耶和华见证人拥有比较高的入会标准，譬如要求成员节欲和什一奉献，因而会感觉到彼此间有更强的纽带，这要比卫理公会信徒和圣公会教徒更紧密，因为这两个教会几乎允许任何人进入。换句话说，具有内部关系最强的共同体，与外部的关系则最弱。因此，一个摩门教徒和非摩门教徒之间的距离，会大于卫理公会信徒和非卫理公会信徒之间的距离。
从这方面可以看出宗教改革的重大经济意义。经济历史学家罗森堡（Nathan Rosenberg）和伯泽尔（L. E. Birdzell）发现，在资本主义早期（自15世纪末起），人们不得不让企业跳出亲戚关系之外去发展，并将私人财务与企业财务分离开来。在这一方面，技术上的革新是不可或缺的，例如复式簿记。但是仅仅只有技术进步还不够：
对于在非亲属的基础上寻求信任和忠诚的企业形式的需求，只是更广泛商业需求的一个层面。这一兴起中的商业世界需要一套道德体系。新世界需要的是这样一种道德，它必须能够让人们信赖复杂的表征与承诺机制：例如信贷、质量说明、供货承诺、预购承诺、航海收益分配协议等等。这套道德体系还必须……为企业发展提供必不可少的超越家庭的个人忠诚，还要使代理人的自由定夺权合法化，这些代理人包括船长、在远方进行贸易的经理、商人的合作者等。封建社会的伦理体系和其他体系一样，都是围绕封建制度和军事等级制建立的，因而不能满足商人的需求。正是从宗教改革的动荡中产生了与资本主义需求和价值观相匹配的道德和宗教信仰模式。 [7]
如果是由牧师而非市场规定“公正的”的产品价格，或宣布某种利率“过高”，那么宗教就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但是某些形式的宗教生活在市场环境中也可能大有用处，因为宗教可以是规范市场行为的一种内在化手段。
还有一个原因，有着高度群体团结和共享道德价值观的社会会比更个人主义的社会有更高的经济效益，这里涉及所谓的“搭便车”问题。许多组织产生经济学家所谓的“公共物品”，即无论对生产的贡献大小，组织的成员均能从中受益的物品。国防和公共安全就是由国家提供的公共物品的经典范例，一个人只要有公民身份，就能够从中受益。规模更小的组织也会产生可供成员公用的公共物品。例如，工会组织努力争取更高的薪水，使所有成员受益，不论他们个人有什么样的斗争表现，甚至也不管他们是否缴纳会费。
正如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指出的，所有产生此类公共物品的组织都要在内部遭到相同的结果：组织越大，个体成员“搭便车”的倾向就越大。搭便车者受益于组织产生的公共物品，但是却不做出应有的贡献。 [8] 在非常小的团体中，譬如六七个人合伙的律师事务所或会计师事务所，搭便车的问题不太严重。一个人懒散就立即会被同事注意到，不完成工作对整个团体的盈利将产生比较大而且明显的后果。但是随着组织规模的不断扩大，成员的个人行为对总产出的影响逐渐减小。与此同时，搭便车者被发现和受指责的可能性降低了。雇员上千的工厂流水线工人比小型合伙企业的雇员更容易装病或偷懒，合伙企业的成员相互依赖的程度很高。
搭便车问题是群体行为的经典难题。 [9] 通常的解决方案是对成员实行某种形式的强制手段，限制他们搭便车的可能。这就是工会要求企业只雇用工会成员并要求工会成员必须缴费的理由，否则个别成员会因私利离开工会，破坏罢工，或不缴会费却从加薪协议中得到好处。当然，这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政府借助刑事制裁让人们服兵役或缴税。
然而，如果群体内存在较高的社会团结性，那么搭便车的问题还可以通过另外一种方法得到缓解。人们搭便车是因为他们首先考虑个人经济利益而非群体利益，如果他们能把自己的利益与群体的利益高度统一起来，甚或优先考虑群体利益，那么他们就不会怠工或不负责了。这就是为什么家族企业是经济组织的天然形式。许多美国父母感觉他们十几岁的孩子搭了便车但不会计较，同样，家庭成员为家族企业工作时比与陌生人合作时更有干劲，而且几乎不用过多地考虑贡献和利益的多寡。倪志伟指出，搭便车搞垮了中国在毛泽东领导下建立的农村公社。在20世纪70年代末，公社解散，农户重新作为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这一举措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因为它解决了搭便车问题。 [10]
如果群体的目的不是以经济目的为主，那么个体会很容易认同群体的目标而非考虑个人的狭隘私利。在军队的突击队和宗教组织这类群体中，个体将会自发地激励自己优先考虑群体利益，而非个人私利。这可能是韦伯所指出的早期清教企业家或拉丁美洲近年来的新教徒干得非常出色的一个原因：当知道上帝（而非会计）在注视我们时，我们很难再搭便车。不过即使在一般的以经济目的为主的组织中，优秀的管理者懂得向员工灌输某种自豪感，一种信念，即相信自己不仅仅是自己本身，而是更大群体的一分子。一旦员工相信公司的目的是挑战信息技术未开发的领域，而非如IBM前任主席约翰·艾克斯（John Akers）所说的股东回报最大化（这当然是事实），他们就会受到更强烈的激励来做出自己的一份努力。
尽管展示出高度信任和团结性的群体比其他团体更有经济效率，但是并不是任何形式的信任和团结都具有优势。如果忠诚超越了经济理性，那么群体团结性只会导致任人唯亲和裙带关系。倘若老板对子女或某个下属偏爱，这对企业来说并非幸事。
从整个社会的经济健康角度来看，有许多社团虽然有高度的团结性，但是效率却非常低下。虽然群体和组织是任何经济行为得以进行所不可缺少的，但是并非所有的组织都是为了经济目的。许多组织从事的是财富重新分配而非财富生产，从黑手党、黑石流浪者（the Blackstone Rangers）到联合犹太求助会（United Jewish Appeal）和天主教会，它们的目的从邪恶到神圣，但是从一个经济学家的角度来看，所有这些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也就是资源与其最有生产力的用途不匹配。许多重要的经济实体都是卡特尔，它们控制着市场的入口，不让其他玩家进入，以图维系自己组织的利益。现代的卡特尔不仅仅包括石油生产者和黄金、钻石供应商，还包括各种专业的协会，如美国医疗协会或全美教育协会（它们分别设立了进入医疗和教学岗位的标准），工会则控制新工人进入劳动市场。 [11] 在例如美国这样的发达民主社会，几乎社会各个领域都有组织完善的利益集团在政治博弈中为之代言。这些利益集团不仅采取经济行为，而且通过寻租或者影响政治决策，来提高或保护它们的地位。
中世纪和早期现代的欧洲国家从许多方面来说都是高度共同体化的社会，层层叠叠的公共权威限制了个体的行为，这些权威来自贵族、教会、领主和地方政府。市镇的经济行为则在传统的行业公会的严格监管之下，行业公会设立成员资格，不仅限制许多新成员入会，而且限定可以从事的工作类型。在工业革命之初，许多新兴企业不得不建立在市镇外面，以摆脱行业公会设置的限制，这毋宁是对那句千古名言的讽刺——“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Stadtluft macht frei）。摧毁行业工会并将经济行为从权威中解放出来，成了英国和法国先进工业化进程的里程碑。
卡特尔、行业公会、专业协会、工会、政治党派、游说组织，等等，使利益组织化和清晰化，从而在一个多元化的民主社会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政治作用。虽然它们通常是为成员的经济目的服务，寻求财富的重新分配，但是它们却很少为整个社会的广泛经济利益服务。由于这个原因，许多经济学家把这类集团的增加看作提高整体经济效益的障碍。而奥尔森的理论则认为，经济停滞的根源可能是稳定的民主社会中利益集团的持续繁衍。 [12] 在没有外来因素的冲击时，例如战争、革命或市场开放的贸易协定等，一个社会的组织能力会不断转移到建立新的致力于重新分配的卡特尔上去，这些卡特尔使经济走向令人窒息的僵化状态。奥尔森还指出，过去一个世纪英国经济下滑的一个原因是，不像欧陆邻国，英国长期安享太平，某种程度上让破坏效率的团体持续坐大。 [13]
善于建立创造财富的经济组织的社会，很可能也很善于建立重新分配财富、不利于效率的利益集团。要计算自发建立社团的积极经济效果，必须要去掉利益集团行为所带来的成本。还有一些社会善于建立利益集团，却不能建立有效的企业，在这种情况下，积极组织社团的习性则完全是一个不利条件。中世纪的欧洲在许多方面类似于这样的社会，当代某些第三世界国家亦是如此，它们拥有过多的寄生虫似的雇主集团、工会、社区组织者，却缺乏生产的企业。尽管我们已经可以认为，利益集团的繁殖使得美国的经济越来越趋于瘫痪，但仍然很难断言美国的社团习性一直就是经济或政治生活的不利条件。 [14]
任何社会的社会集团都会有重叠和交叉，从这个角度看来极为团结，换个角度来看，却立即变成松散、分化、层级过多。譬如中国和意大利这样的家庭主义国家，从家庭内部看是高度共同体化的社会，但是从家庭与家庭之间的低信任和互不负责的角度来看，却是相当个人主义的，从阶级意识这点来看亦是如此。英国的工人阶级与美国的工人阶级相比，一直有着更高的团结性和战斗性．而且工会成员的水平也比美国高，这一事实使得某些人认为，比起美国来英国没那么个人主义，而是更为共同体导向的社会。 [15] 但正是阶级团结性深化了英国经理人和劳工之间的分歧。在这样的情况下，工人会对管理层共建一个大家庭或为共同利益而合作的想法嗤之以鼻，阶级团结反而阻碍了新劳雇关系共同体的建立，譬如工作小组或质量小组等。
相比之下，日本横向的工人阶级的团结性不如英国的强，在这方面可以说日本不如英国那么趋向于群体。 [16] 日本的工人倾向于对公司而非同事有认同感；因其公司联盟的性质，日本工会被国外更好战的同类组织所鄙视。但这件事的另一面却是，日本企业有更高的纵向团结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日本比英国更具有群体倾向。这种纵向的群体团结性比横向的团结性更有效地带来经济增长。
显而易见，从经济的健康来看，社会团结性并不总是有益的。用熊彼特（Schumpeter）的话说，资本主义是“创造性的毁灭”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旧的、对经济有害的或效率低下的组织不得不重新改组或消亡，并由新的组织取而代之。经济发展需要新群体不断地取代旧群体。
传统的社会性可以说是对旧的、历史悠久的社会群体的忠诚。中世纪按照天主教会的经济教条建立的生产企业就属于这个范畴。对比而言，自发社会性是凝聚新群体的能力，同时也是在新的群体中团结一致的能力，是能够在创新组织环境下成长的能力。从经济的角度来说，自发社会性只有被用于建立创造财富的经济组织时才是有用的。而传统社会性常常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的障碍。
有了总体概念以后，我们接下来将对当代国家中自发社会性能力最高的社会进行分析，那就是：日本。
[1] 当然这也是本世纪大多数社会学家的观点。参见Max Weber, General Economic History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Books, 1981), pp.277, 338-351.
[2] 此外，使得各种各样的交易成为可能，需要构建体制，这也必然产生费用，这样的费用通常是由整个社会承担的。
[3] Kenneth J. Arrow, The Limits of Organization (New York: Norton, 1974), p. 23.
[4] 这些措施包括譬如北极星潜射弹道导弹和U-2间谍飞机等发展项目。
[5] 关于过度管制的过程，参见Integrating Commercial and Military Technologies for National Strength: An Agenda for Change , Report of the CSIS Steering Committee on Security and Technology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91); and Jacques Gansler, Affording Defense (Cambridge : MIT Press, 1991), pp.141-214.
[6] 例如，服务于一个商业公司的采购代理在理论上不会邀请所有能供应某一产品或服务的供应商投标；他们通常会在以往经验的基础上，选择声誉、质量、可靠性或价格上排名前三、四位的公司。相比之下，政府的采购代理，需要向所有潜在的供应商开放投标，并给予竞标失败方无限的取消资格权。这种监管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偏袒”。
[7] Nathan Rosenberg and L. E. Birdzell, Jr., How the West Grew Rich: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dustrial World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6), p. 114. 关于这一点, 还可以参见James R. Beniger, The Control Revolution: Technolog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126-127.
[8] 参见Mancur Olson,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关于搭便车的问题，目前有大量的研究文献，并成为“理性选择”学派的一个中心议题。还可以参看 Russell Hardin, Collective Ac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2); and Todd Sandler, Collective Action: Theory and Application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2).
[9] 另一个经典的集体行动难题是“囚徒困境”，即两个囚犯关押在单独的囚室，彼此不能进行通信，他们面临着一个选择，如果双方选择了合作的选项，他们都能够受益，但是两人都无法知道对方会如何选择。这样看来，灌输其成员之间的相互责任意识的文化，对比将个人主义合法化的文化，会更容易找到囚徒困境的解决方案。
[10] Victor Nee, “The Peasant Household Economy and Decollectivization in China,”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21 (1986): 185-203. 倪志伟（Victor Nee）在其他地方指出：“农民理性计算往往把重点放在了如何让单个家庭而非集体经济的利益最大化。这导致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譬如Yangbei地区的干部抱怨村民在进行集体工作时缺乏真正的热情，远不及他们在家庭自留地劳作和做家务工作时。集体和私营部门之间的生产率差距便是Yangbei地区集体务农的问题核心所在。简单地说，如果集体的经济表现良好，所有的家庭都可以从中受益，那么那些更努力的家庭则担心他们付出的额外努力虽然最终惠及自己家庭，但也可能是补贴那些少下工夫的家庭……这是典型的‘搭便车’困境。”Nee, “Peasant Household Individualism,” in William L. Parrish, ed., Chinese Rural Development: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Armonk, N.Y: M. E. Sharpe 1985), p. 172.
[11] 关于总体上专业协会的作用的评论，参见James Fallows, More Like Us: Making America Great Agai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89), pp.132-146
[12] Mancur Olson,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 Economic Growth, Stagflation, and Social Rigidities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2).
[13] Olson (1982).
[14] 参见Jonathan Rauch, Demosclerosis: The Silent Killer of American Government (New York: Tunes Books, 1994).
[15] Ian Jamieson, Capitalism and Cultur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British and American Manulactunng Organizations (London: Gower, 1980), 56-57.
[16] Ronald P. Dore, British Factory, Japanese Factory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73), p. 1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