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十五年间，商学院和管理学专家研究了一个饶有趣味的新兴经济现象，那就是意大利中部的小型工业。意大利较晚完成工业化，一直被认为是西欧经济发展的末流，但在20世纪70至80年代，意大利的一些地区却井喷般出现了品类繁多的小商业网络，从生产布料到生产名牌服装、机床、工业机器人，应有尽有。一直热衷于小规模工业化的人认为，意大利模式代表了一种全新的工业生产范式，这一范式可以移植到其他国家。社会资本和文化能够帮助我们深刻了解这一小型经济复兴背后的原因。
虽然将意大利跟香港和台湾的儒家文化作对比有些牵强，但是社会资本的本质在某些层面上是相似的。意大利的一些地方和华人社会一样，家庭关系要比其他非亲属的社会关系紧密得多，而国家和个人之间的中间组织数量都相对少，影响力低，这反映出人们对于家庭以外成员的普遍不信任。这些对于工业结构的影响都是类似的：私有部门企业大多规模较小且由家庭所有，而大型企业需要国家的资助才能维持。对于华人社会和拉丁天主教社会而言，导致这一自发社会性缺失的原因是相似的：在历史发展前期中央集权化和专断的政府占据支配地位，并刻意切除中间组织以控制结社生活。这些笼统的描述和所有抽象表达一样，都需要依据不同的时间和地点来逐一验证，但是它们的相似性的确让人惊讶。
我们注意到，在华人社会中的个体是紧密服从于家庭的，他们脱离了家庭就毫无身份可言。家庭之间有着激励竞争，这也反映出社会中普遍信任的缺失，因此在家庭或血缘关系之外的合作性集体活动是非常有限的。在此我们可以参照爱德华·班菲尔德的经典研究《落后社会的道德基础》中对意大利南部“蒙蒂格拉诺”（Montegrano）小镇的描述：
若要描述蒙蒂格拉诺的社会文化特质，就不得不从个体对于家庭的依附说起。事实上，撇开家庭，一个成人几乎谈不上还有个体性：没有所谓的“自我”，只有“家长”的身份……
在蒙蒂格拉诺人的心目中，对他人施以恩惠必然是自己家庭的损失。因此，没有人愿意负担起慷慨的慈善而让他人得到多余的好处，甚至也不愿让他人得到应得的好处，连公正都不顾。在这样的世道，所有在小小的家庭圈外的人都是潜在的竞争者，也因此成为潜在的敌人。对于非家庭成员，怀疑是非常合理的态度。一家之主明白，其他家庭会嫉妒和恐惧自己家庭的成功，他们会想方设法搞破坏。他必须提防他们，随时准备着打击他们，以削弱他们能够打击自己和家庭的力量。 [1]
20世纪50年代，班菲尔德在这个破败的蒙蒂格拉诺小镇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发现这个小镇最突出的特点是这里几乎没有任何结社。班菲尔德之前刚刚完成了对于犹他州圣乔治镇的研究，那里充满了密集的结社网络，因此，对这个意大利小镇呈现出的巨大反差，他感到非常讶异。蒙蒂格拉诺小镇居民能够感受到的唯一道德义务是对于他们小型家庭的成员负责。家庭是一个人唯一的社会保障来源；因此，倘若父亲不幸早逝，那么一家人就会有天塌地陷般的危机感。蒙蒂格拉诺人完全没有办法合作举办学校、医院、商业、慈善以及其他一切活动。因此，小镇上所有的组织活动都仰赖两个外在的中央化的权威来指导：教会和意大利政府。班菲尔德对于蒙蒂格拉诺的道德准则做出总结：“将核心家庭的物质、短期优势最大化；同时认为其他人也会这样做。”他把建立在家庭基础上的自我孤立称为“无道德家庭主义”，这一术语后来被收录进社会科学词典中。 [2] 这个术语稍加修正，同样可以用于华人社会。
班菲尔德最为感兴趣的是无道德家庭主义的政治影响，而非经济影响。例如，他指出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对于政府充满恐惧和不信任，但他们同时又坚信要有一个强大的政府来控制其他同胞。如在非共产主义的华人社会中，公民身份和制度认同就比较弱。不过，无道德家庭主义的经济后果也同样是明显的：“缺乏（超越家庭的）结社组织是世界绝大部分地区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除非人们可以创立并且维系公司组织，否则不会产生现代经济。” [3] 蒙蒂格拉诺的大部分居民是处于温饱阶段的农民；此类社群中的工业雇佣必须由外部来组织，极有可能是国有公司。虽然这个地区的许多大地主能够建立盈利的工厂，但他们却从不主动，因为他们认为国家有义务来承担风险。 [4]
我们对班菲尔德的观点必须在若干角度加以限定和更新。最为重要的说明是蒙蒂格拉诺的原子化个人主义并不是整个意大利的共性，而是专属于南部区域。班菲尔德自己也发现了意大利北部和南部的巨大反差；北部地区有着更为密集的中间社会组织网络以及公民共同体的传统，因而更加接近中欧而与意大利南部相去甚远。在过去的十五年间，观察家将意大利分为三个地区，而不只是南和北：贫困的南部地区，包括西西里和撒丁岛；由米兰、热那亚以及北部的都灵所构成的工业三角区；以及被冠以“第三个意大利”的中部地区，包括艾米利亚—罗马涅、托斯卡纳、翁布里亚、马尔凯以及东北部的威尼托、弗留利和特伦蒂诺。第三个意大利区域有着鲜明的特征，将其与传统的两个意大利地区区分开来。
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通过测量“公民共同体”（civic community）将班菲尔德的研究发现扩展到整个意大利：所谓“公民共同体”指的是人们建立非亲属关系组织的倾向，即是自发社会性。帕特南发现在意大利南部公民共同体极度匮乏，反映在测量指数上，则是极少数的结社，例如文学会、体育和狩猎俱乐部、地方报社、音乐团体、工会等等。 [5] 意大利的南方人对比其他地区居民更不愿意阅读报纸、加入工会、投票以及参与本社区的其他政治活动。 [6] 此外，南部居民对于同地区其他居民抱有较低的社会信任，对于其他人是否会遵纪守法也没有信心。 [7] 帕特南认为，意大利天主教思想与公民社会意识有负相关性：越往南，人们参加弥撒、举办宗教婚礼、反对离婚等行为指数就越高，同时公民共同体意识也越弱。 [8]
帕特南发现，虽然随着意大利战后经济发展，出于生计的社会竞争压力已经减轻，但是班菲尔德提出的无道德家庭主义在南部依旧盛行。他认为，南部家庭之间所存在的这种孤立与不信任已经有几代人的历史，并且一直延续至今。一份1863年的报告写道，在卡拉布里亚区（Calabria），“没有结社，没有互相援助；一切都是孤立的。社会单单由公民和宗教联系所维系；但是在经济层面却不存在任何结社，家庭之间、个体之间以及个体与政府之间都毫无团结可言”。 [9] 另一位意大利历史学家指出，在世纪之交，“农民阶层内部的战争要比它们与农村社会其他阶层的冲突频繁得多……这种态度的盛行，只有置于一个充满不信任的社会环境里才能解释清楚”。 [10] 这些特征描述与中国农民生活的情况甚为相似。
在意大利南部，我们还注意到另外一个常见于中间社会组织羸弱的核心化社会里的现象：最有力的社团组织是“犯罪共同体”，它们往往不受普遍道德律法的约束。 [11] 在意大利，这样的组织有例如黑手党、光荣会、卡莫拉之类臭名昭著的犯罪团伙。和中国的堂会一样，意大利的犯罪团伙类似家庭，但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家庭。在家庭外缺乏信任关系的社会里，黑手党成员的歃血盟誓相当于一种亲属关系的替代，让他们在背叛诱惑极大的环境里可以相互信任。 [12] 高度组织化的犯罪团体也常见于其他中间团体羸弱的低信任社会，例如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俄罗斯和美国的城市中心。当然，在意大利南部地区，政治和商业精英的腐败也比北方地区普遍得多。
对比而言，意大利社会资本最雄厚的区域均在北部（皮埃蒙特、伦巴第大区、特伦蒂诺），尤其是在例如托斯卡纳和艾米利亚—罗马涅这样的第三意大利地区。 [13]
依照本书的大主题，即社会资本对于经济组织的活力和规模有着重要的影响，我们可以假设，在意大利不同区域间经济组织有着显著不同的特征。的确，南北部的数据对比凸显了这一趋势。意大利的大型企业数量要小于其他与之绝对国民生产总值对等的欧洲国家，例如英格兰和德国；而国民生产总值只有意大利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国家，例如瑞典、荷兰和瑞士，也拥有和意大利规模相当的企业。 [14] 如果把国有公司排除的话，意大利跟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差距更为显著。意大利和台湾、香港一样，几乎没有大型、公共控股且实施专业管理的跨国公司。为数不多的例如阿涅利（Agnelli）家族名下的菲亚特集团（FIAT）或者奥利维蒂（Olivetti），都集中于北部的工业三角区。对比而言，意大利南部是类似于台湾的标准马鞍状分布。私有企业弱小并且由家庭持有，迫使国家介入，通过补贴大型、低效率的国有公司来维持就业水平。
许多人认为意大利政府羸弱不堪，甚至根本不存在，但是这是将羸弱和低效混为一谈。就其正式实力而言，意大利政府和法国政府不相上下，前者是在统一之后按照法国路线特意打造的。在20世纪70年代的一系列去中央化的政策颁布之前，各地区的政策均是由罗马统一制定的。比法国政府更胜一筹的是，意大利政府还直接经营若干大型企业，包括芬梅卡尼卡（Finmeccania）、意大利国家电力公司（Enel）、意大利国家劳工银行（the Banca Nazionale Del Lavoro）、意大利商业银行（the Banca Commericale Italina）以及埃尼化学公司（Enichem）。1994年4月，短命的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右翼政府上台之后，曾经有过将意大利一大部分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讨论，而在法国，巴拉迪尔（édouard Balladur）的保守党政府上台之后，也有过类似的讨论。这两个国家是否能够完成私有化，目前看来还是未知数。
意大利在过去一代间最富有经济活力的区域，是位于中部的“第三意大利”，这里有着社会资本的最大谜题，也同样是与台湾和香港最为类似的区域。早期关注第三意大利的社会学家注意到，这一区域的产业机构基本上由小型、家庭所有、家庭管理的公司构成。 [15] 在贫困的南方地区，农民家庭主义依旧是主要特征，而第三意大利的家庭企业则是创新性、出口导向的，并且大多数是高科技公司。例如，这个地区是意大利机床产业重镇，有着大量的小型数控机床（例如电脑控制的机床）生产厂家。这些厂商的生产量在20世纪70年代末已经使意大利一跃成为欧洲第二大机床生产地（仅次于德国）。 [16] 不少意大利产的机床甚至在德国汽车制造业都占有一席之地。尽管有着相当高的总产量，艾米利亚地区的机床产业的流水线生产往往非常缓慢，通常只相当于一台客户定制机器在运转。 [17]
第三意大利的其他有着高度竞争力的产品包括布料、服装、家具、农场机械以及其他高端资本产品，例如制鞋设备、工业机器人、高品质瓷器以及瓷砖。这证明，在小规模产业和技术落后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意大利是当今世界工业机器人的第三大出产地，然后这一产业产量的三分之一是由雇员不到50人的企业完成的。 [18] 在很多方面，意大利都已经成为欧洲时尚产业的中心，20世纪60和70年代，很多品牌都从法国搬到这里。1993年，意大利的布料和服装创造了高达180亿美元的贸易盈余，和食品以及能源的贸易赤字相当。在这一产业中，仅有两家大规模的上市企业，贝纳通（Bnetton）和西敏特（Simint）；68%的工人都受雇于少于10名雇员的公司。 [19]
许多关注第三意大利小型家族企业的观察者发现，这些企业喜欢扎堆到某些工业区。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在19世纪首次注意到这一趋势，在工业区，这些企业可以充分利用当地集中的手艺和知识。这些区域被认为是意大利版本的加州硅谷或者波士顿128号公路。有些案例中，这些工业区是当地政府特意扶持的，例如提供培训、融资等服务。而在其他案例中，小型家庭企业和其他志同道合的公司构建出了自发型网络，并且将供给和市场服务承包给其他小型企业。这些网络与亚洲的网络组织相似，但对比日本的财阀组织，它们在规模上更类似于台湾和其他华人地区的家庭网络。意大利的网络似乎行使着某种与亚洲网络相似的经济功能，它们一方面构成了规模庞大的经济体和纵向整合，另一方面又保持了小型持有者管理企业一贯的灵活性。
第三意大利小型企业的多样性和成功经验受到了广泛的研究关注。这一类工业区往往充斥着小型的工艺导向的高科技公司，这是迈克尔·皮奥里（Michael Piore）和查尔斯·萨贝尔（Charles Sabel）所谓的“灵活专精化”范式的主要特征。 [20] 皮奥里和萨贝尔认为，大型企业的大规模生产并不是工业革命的必然结果。基于工艺技能的小规模企业不仅没有被大型企业消灭，而且随着消费市场变得高度细化、复杂和瞬息万变，或许只有小型组织高度的灵活性和适应性才能提供溢价。皮奥里和萨贝尔认为，小型的、以家庭为基础的企业生产商的聚集不仅仅是意大利发展的一个有趣现象，而且代表了一种未来可能在其他国家复制的增长——这样的增长可以避免大规模生产模式最坏的异化特征。我们以下会讨论，这两位学者的看法是否正确，取决于小规模工业化在多大程度上有着文化基础。
许多外围的观察者看到意大利的小规模工业化现象，于是希望它能够成为可以推而广之的工业发展模式，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例如，欧盟委员会在近年将意大利的工业园区作为创造就业机会的小型商业发展的典范。在战后，欧洲的大型企业通过提高效率来稳步削减岗位，中小型企业提供的就业机会的比率出现了增长。 [21] 但是小型企业就业机会在欧洲的分布并不均匀，并且就欧洲整体而言增长远没有在美国那么强劲。 [22] 许多工业区模式的支持者往往认为，小规模工业本身就是一个好策略，他们也同时强调这一现象的许多方面会受到政策的影响，例如由当地或者区域政府构建教育和技能培训体系。
很明显，在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地区，大量的社会资本可以用来解释这些地区更加繁荣的经济。罗伯特·帕特南认为经济体不能用来预测一个社会内部的自发社会性（或者用他的说法“公民共同体”），这一点他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反之，自发社会性却能预测经济成就，甚至优于经济因素。 [23] 在1870年意大利统一的时候，北部和南部都没有工业化。的确，在北部地区工作人口比例要高一些，但是工业发展在北方迅速展开，而南方在1871到1911年间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要略微缓慢一些。北部的人均收入一直保持领先，到今天地区间的差异依旧很大。这些区域性的差别无法用政府政策来解释清楚，因为这些政策（绝大部分）在意大利完成国家统一之后由新出现的中央政府统一制定。然而，这些区域差别却与各区域内部的公民共同体或者自发社会性的程度密切相关。 [24] 意大利各地都有家庭企业，但是对比在社会信任缺失的南方家庭企业，这些在有着高度社会资本区域的企业一直都更加多样化、更具创新精神、更加富有。
就规模而言，在意大利中部地区的小型家庭企业看上去像是一个极端案例。意大利北部的企业比南部的规模大，这一点不难理解，因为前者的社会资本要更加雄厚，但是为什么在意大利中部，也就是帕特南认为意大利所有区域中社会资本最为雄厚的地方，却成了小型企业的集聚地？这一地区的社会信任原本可以使制造商超越家庭经济组织，正如其政治生活不似南部那样高度依赖于家庭和私人庇护。
也许除了社会资本之外还有其他外界因素——政治、法律或者经济——促进了大规模组织在北部的发展，并相应阻碍其在中部的发展。在无法找到合适的解释时，我们可以参考两个说法。其一，我们在考察第三意大利产业结构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加关注其网络而非个体公司。正如与之类似的亚洲组织，这些意大利网络使得小企业无需变成大型集合化的企业，即能达成规模经济。然后，与华人网络不同的是，意大利的网络并不依赖于家庭，而是非亲属通过职业和功能达成合作关系。按此说法，小型网络化公司是企业家特意的选择，这些企业家有着高度的自发社会性，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就可以选择规模化。
另一方面，也有证据表明，这些企业的小规模和它们的网络结构是无法进行制度化的结果，而不是特意的选择。因此，第二种说法是，在意大利中部，家庭关系依旧强大，并在商业生活中打上了深刻的烙印，但同时又没有破坏在政治领域广泛的公民共同体意识。也就是说，在意大利中部，并没有出现强大家庭和强大自发结社的置换；二者同时都具有凝聚力，就如同在其他社会，二者可能同时都羸弱。
的确有证据支持第二种说法。对比欧洲其他地方，家庭主义在整个意大利有着更强大的影响，无论是北部、南部还是中部，但它在各个区域间还是存在着显著区别。有不少观察家谈到该国各区域间家庭结构的不同。最近的一些研究表明，正如在中国一样，核心家庭模式在整个欧洲的普及率比我们原先所想得要高，起码从14世纪开始就是如此。 [25] 然而意大利中部却是一个例外，这一地区从中世纪以降，复合家庭关系就一直延续，至今保持着较强的影响力和凝聚力。 [26] 所谓“复合家庭”（complex family）和华人的联合家庭多有相似：父母亲和他们成婚的儿子以及他们各自的家庭居住在一起，或者就近居住。这一扩展家庭的模式到今天依旧如此。在第三意大利，50%的人口都在复合家庭中生活，而对比之下，在北部三角地区（伦巴第、皮埃蒙特和利古里亚）这个比例是27%，在南部仅有20%。相对的，北方三角区核心家庭的比例就高得多（占人口的64.6%）；并且有趣的是，这个比例在赤贫的南方甚至更高（74.3%）。 [27] 最后这个数据支持了班菲尔德的观点，他认为核心家庭是南方主要的亲戚单元，也是人们感觉道德责任的所在。
我们可能会认为，意大利和中国最为相似的是南部地区，因为在那里，社会信任保持在核心家庭内部，而没有亲属关系的人很难达成合作关系。事实上，第三意大利的家庭结构和中国家庭最为相近。 [28] 对比典型的中国农民家庭关系或意大利中部的较大型家庭，在班菲尔德所描述的蒙蒂格拉诺小镇，农民家庭不仅规模要分化得多，而且更加孤立。以下是班菲尔德对家庭紧张关系的描述：
每当有新家庭成立的时候，它与旧有家庭之间的关系就弱化了。婚礼安排则是新郎新娘和对方家庭成员交恶的好时机。为了保护新家庭不受旧有家庭的强势欺凌，人们不惮恶意相向。然后这同样令家庭成员之间难以达成合作。之所以家庭地产被分割成极小块且分散的小片，就是因为家庭分崩离析。举例而言，布拉托同父异母的姐妹拥有的田产与他相邻。她自己不能耕种，但她不会把田产租借或者出售给他，因而这块田产就荒废了。如果农民和他们的兄弟姐妹关系良好，他们还有可能在分割田产时通过一系列的交换而达成合理分配……即便家庭内没有嫌隙，儿子一旦结婚，他们和父母的关联也就自动瓦解了。一旦他有了自己的妻儿，他便没有义务关注父母的福祉，除非他们就要饿死了。 [29]
班菲尔德所描述的社会和中国截然不同，后者有着强烈的家庭责任观。意大利南部的家庭规模如此之小，如此分化、羸弱，以至于它们无法成为经济产业的基础。而华人家庭，也就是说华人家庭企业，可以指望儿子、女儿、叔伯、祖父母甚至血缘组织中更远的亲属来提供商业组织所需的人力。而这恰恰就是第三意大利所拥有的家庭结构：这样的家庭结构是现代意大利家庭企业的支持来源。
一些社会学家还指出，有另外一个因素可以解释意大利中部地区家庭企业的普及：佃农制度。 [30] 佃农耕种是基于地主和农民户主之间的长期契约，后者代表家庭其他成员签订合同。为了保证田产被充分利用，地主往往希望他的佃户家庭足够庞大，而佃耕合同让他可以充分控制佃农家庭，例如决定他们是否可以搬走或者结婚。在很多时候，田产规模之大，以至于核心家庭无法独立完成耕种。于是这便成了发展大家庭的经济驱动，这些家庭往往成群居住在他们租种的土地上。对比而言，在意大利南部，农业劳动力最主要的形式是计日工（bracciante），他们在市场上出售自己的劳动力，和他们所工作的土地没有长期协议。计日工通常以个体形式受雇佣，居住在镇上，而不是他们所劳作的土地。在意大利中部的佃农则以家庭单元形式工作，并且共同拥有财产——工具和牲畜。如此所构建出的驱动力是鼓励勤俭和创业，而这样的驱动力在南部地区的劳工身上是不存在的。 [31] 如此看来，意大利中部从事佃农耕种的扩展家庭构建了一种有凝聚力的经济单元，这一点与中国农民家庭颇为相似。这一现象出现在工业化之前，并且在此后依然作为家庭企业的自然基础。
为什么意大利各区域间的自发社会性会有如此显著的差别？为什么在南部要比中部和北部低那么多？这大体可以通过各区域有史以来中央政治集权化的程度来进行解释，而这一进程远在工业化开始之前。在南部地区的无道德家庭主义，其根源在于西西里和那不勒斯的诺曼王朝，尤其是在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II）时期。这一南方王国建立了早期的王权绝对主义，打破了期望自治的市镇的独立性。在乡村出现了陡直的社会阶层，地主贵族对于迫于生计的农民有着极大的控制权。虽然在一些社会中，宗教可以起到加强中间机构的作用，并促进组织自发性，但是在意大利南部，天主教会只起到加强君主专制的作用。教会被视作是外加的义务和负担，而非由其成员自发加入并且控制的社群。
这一中央集权的权威与北部和中部地区的去中央化形成鲜明的对比，例如威尼斯、热那亚和佛罗伦萨等城邦在中世纪末期已经是独立的共和国。这些商业化的城邦不仅政治上独立，而且不时使用共和制的政府形式，这一形式要求其成员有高度的政治参与。在这样的保护伞下，丰富的联合体得以发展，包括行会、邻里协会、教区组织、兄弟会等等。在北部和中部，教会不过是众多组织中的一个而已。用帕特南的话来说，“到14世纪初，意大利催生出了，不是一个，而是两个创新性的治理模式，各自有着其社会和文化特征——广受推崇的南方诺曼封建贵族制度，以及北方富有创造力的公社共和制”。 [32] 此后，北方被“再封建化”，重新纳入一系列中央集权的权威统治之下（其中许多是外国势力），但是在文艺复兴时期构造出的共和传统作为北方文化的一部分得以延续下来，在现代成为远高于南方地区的高度自发社会性的源泉。
正如“第三意大利”这个称呼所暗示，这一地区是南北地区所代表的两个极端之外的另一种立场。一方面，它所受到的家庭主义的影响要比南方地区更加发达且强烈。这样的家庭主义理所当然成为家庭企业的经济基石，即便它抑制了家庭企业朝着更大规模发展。另一方面，意大利中部和东北部地区受到北方公社共和精神的影响，于是冲淡了南方地区的高度分化的家庭主义。于是，艾米利亚—罗马涅或者马尔凯地区的网络化家庭企业，位于南方极小规模的农民产业和北方大规模、专业管理企业间的居中位置——既没有完全的原子化，也没有完全融入大型组织。
灵活专精化的支持者喜欢把意大利的小规模工业化描述成工业组织的理想化模式。据此观点，意大利家庭企业融合了非异化的小规模、工艺技术、有效尊重家庭传统、技术精良以及其他往往是大型企业才有拥有的优势。帕特南将这些区域的经济行为描述成公民意识合作的完美典范，商业网络和地方政府契合，为所有人提供满意的工作和富裕的机会。 [33] 但是小规模企业的网络化组织是不是未来的趋势？是不是融合了规模经济、小作坊式的亲密关系以及所有权和经营权的重新整合的新时代工业组织模式？ [34]
意大利丝毫没有因为其商业的较小规模而付出代价。直到1992—1994年的萧条，意大利经济是整个欧洲发展最快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小型企业部门的多样化。小规模对于意大利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未能构成多大制约，这跟台湾和香港的情况大体一致。用一位主流意大利设计师的话来说，服装产业“每半年左右……就要以惊人的速度更新一次”，小规模毫无疑问是一个优势。 [35]
但是这一形式的工业化也有许多负面因素。意大利家庭企业通常寿命较短，而且无法采取有效的管理手段，这一点和中国家庭企业如出一辙。在硅谷和128号公路有许多小型的、处于创业阶段的公司，但是他们都成长为巨型的、官僚构架的企业，例如英特尔（Intel）和惠普（Hewlett-Packard）；如果这些企业不采用集团组织模式，他们是绝不可能成为行业巨头的。虽然有贝纳通和范思哲（Versace）等特例，意大利的中部家庭企业中很少能够完成类似的转型。迈克尔·布林（Michael Blim）深入研究了马尔凯地区的小规模工业化，用他的话来说，
圣洛伦佐几乎所有的企业家都拒绝通过搭建管理结构来完成公司的制度化；因而，他们只有靠自身的聪明才智，有时还要靠纯粹敢干，来生存和发展。然而最终，即便是他们当中最善于应付的企业家，也因为疲惫而退休，或者在他们退休前就破产，事实上都算是失败。所幸的是，因为创业的成本低，所以依旧有年轻的企业家带着无可取代的赤子之心来接替他们的位置。然而常常出现的情况是，第二代企业家丢失了勤俭的习惯，而这一习惯是企业积累的基础。很快，公司的盈利就挥霍在奢侈浪费和提升社会地位上。 [36]
正如台湾的情况一样，这些小型的家庭企业竞争十分激烈，尽管他们有着网络联系，这些企业的分化程度和对于彼此的不信任要远远超过某些国外支持者的估计。家庭企业与员工以及供应商之间的关系最能体现公民意识的发达程度，而在这一点上，这些企业因为种种行径而遭到质疑，例如普遍使用“黑工”，通过一些非法手段拒绝支付额外福利或者谎报收入，以及非法购进货物等等。 [37] 在许多时候，意大利中部小企业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他们的雇员没有像北方工业三角区的雇员那样组建工会，因此获得的薪酬要少很多。 [38]
虽然规模大就不一定好，但对于某些行业来说，毫无疑问是大规模有优势，但家庭主义的本质令这些企业无法进入新兴市场，或者利用规模优势。虽然在某些消费者市场已经有产品分化和细化的趋势，但是大规模生产还未退出历史舞台，规模经济也已经活跃于许多行业。正如台湾和香港一样，企业的家庭化倾向既是优势也是制约，而对于意大利的企业来说，这一点制约了它们朝着全球经济中某些需要规模化发展的行业进军。就此而言，意大利家庭企业间兴起的网络并不能代表未来的发展趋势，不过是证明这些企业无力朝着更加高效的规模发展，或者完成开拓新市场和抓住技术机遇所必需的纵向整合。毫无意外的是，这些企业和台湾企业一样，都专于机床、陶瓷、服装等不需要靠大规模来盈利的行业。在另一方面，众多小型家庭企业组成的网络是否就能缔造一个意大利的半导体产业，这非常值得怀疑。
许多观察家将意大利和欧洲大陆对比，但据我所知，还没有人对比过意大利和中国。虽然这两个国家在历史、宗教和文化的其他方面都相去甚远，但它们在若干重要方面却十分相似。在这两个国家，家庭都在社会结构中扮演了核心角色，而在非亲属组织中都有着相应的弱点，它们的产业结构都包含了相对小型并且通过网络关系相互依存的家庭企业。两国的相似之处还不止这些；因为规模小和决策机制简单，第三意大利、台湾和香港的企业非常适应快速变化且高度分化的消费者市场，或者生产例如机床等无需大规模的货物市场。在两个社会中，小型家庭企业依赖网络来达成规模经济。另一方面，意大利和中国的家庭企业都因为规模的限制而无法突破这些产业，从而在全球经济中占有类似的市场份额。因此，就产业结构而言，意大利的这些地区在本质上都是儒家的，而它们在适应变化无常的经济环境中所面临的挑战也将是相似的。
[1] “蒙蒂格拉诺”（Montegrano）的名字是虚拟的，不过这个镇子是真实存在的；它的真实名字叫基亚罗蒙特（Chiaromonte）. Edward C. Banfield, The Moral Basis of a Backward Society (Glencoe, III：Free Press, 1958), pp.107, 115-116.
[2] Banfield (1958), p. 85.
[3] Banffield (1958), p. 7.
[4] Banfield (1958), p. 88.
[5] Robert D. Putnam,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m Ital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91-92. Putnam还提供了更广泛的其他机构的数据，说明南北差距.
[6] Putnam (1993), p. 97.
[7] Putnam (1993), p. 111.
[8] Putnam (1993), p. 107.
[9] Putnam (1993), p. 139.
[10] Bevilacqua, 转引自Paul Ginsburg和Putnam (1993), p. 143.
[11] 这一表达也用于Jesse Pitts对于法国的描述。参见Jesse R. Pitts,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Bourgeois France,” in Stanley Hoffmann and Charles Kindleberger, eds., In Search of Fran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12] 关于这一点, 参见Putnam (1993), p. 146.
[13] 公民社团的集中度地图，参见Putnam (1993), p. 97.
[14] 意大利1992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是12 230亿美元；荷兰、瑞典和瑞士这一数字分别为3 200亿，2 470亿和2 410亿美元。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1994 Yearbook (Washington, D. 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1994).
[15] “第三意大利”最初的概念详细说明，参见Arnoldo Bagnasco, Tre Italie: la Problematica terioriale dello sviluppo italiano (Bologna: 11 Mulino, 1977). 其他关于意大利小规模工业化的文献，参见Arnoldo Bagnasco and Rosella Pini, “Sviluppo economico e trasformazioni sociopolitiche nei sistemi territoriali e economia diffiis: Economia e struttura sociale,” Quaderni di Fondazion Giangiacomo Feltrimelli no. 14 (1975); Giorgio Fua and Carlo Zacchia, Industrzlizzazione sensa jitytture (Bologna: Il Mulino 1983).
[16] Michael J. Piore and Charles F. Sabel, The Second Industrial Divide: Possibilities for Proper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4), p. 227.
[17] Sebastiano Brusco, “Small Firms and Industrial Districts: The Experience of Italy,” in David Keeble and Robert Wever, New Firms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Europe (London: Croom Helm, 1982), pp.192-193. 无论在哪国生产，机床工具由于其本身的性质，生产厂家往往规模小，产量低。
[18] Julia Bamford, “The Development of Small Firms, the Traditional Family and Agrarian Patterns in Italy,” in Robert Goffee and Richard Sease, eds., Entrepreneurship in Europe: The Social Processes (London: Croom Helm, 1987), p. 8.
[19] 还有第三个公司，即范思哲（Versace），计划在1994年上市。New York Times , June 13, 1994, pp. Dl-D2.
[20] 关于小企业灵活的专业化范式及其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参见Piore and Sabel (1984); Charles Sabel, Work and Politics: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Michael J. Piore and Suzanne Berger, Dualism and Discontinuity in Industrial Societ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Charles Sabel and Jonathan Zeitlin, “Historical Alternatives to Mass Production: Politics, Markets and Technology in Nineteenth-Century Industrialization,” Past and Present 108 (1985): 133-176.
[21] 中小企业的就业没有增长这么多，也没有那么大幅度锐减。参见Richard D. Whitley, “The Revival of Small Business in Europe,” in Brigitte Berger ed., Culture of Entrepreneurship (San Francisco: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Studies, 1991), p. 162.
[22] 一直以来，小企业就业增长最显著的国家是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希腊、荷兰和丹麦。Whitley in Berger (1991), p. 170.
[23] Putnam (1993), pp.156-157.
[24] 关于这些观点，参见Putnam (1993), pp.158-159.
[25] 完成这一修正的最重要的学者是Peter N. Laslett. 参见他编撰的Household and Family in Past Tim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and “The Comparative History of Household and Family,” in Michael Gordon, ed., American Family in Social-Historical Perspective (New York: St. Martiris Press, 1973).
[26] Bamford in Goffee and Scase (1978), p. 16. 关于Bertalia以及意大利中部协作耕种地区的扩展家庭更为细节的描述，参见David I. Kertzer, Family Life in Central Italy, 1880-1910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4). 还可以参见David I. Kertzer and Richard P. Saller, eds., The Family in Italy from Antiquity to the Presen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27] Bamford in Goffee and Sease (1987), p. 17.
[28] 关于扩展家庭的重要性，还见于Piore and Sabel (1984), pp. 227-228.
[29] Barmeld (1958), pp.118-119.
[30] Bamford in Goffee and Sease (1978), pp.17-19; Kertzer (1984), pp.32-35.
[31] Barnford in Goffee and Sease (1978), pp.19-20.
[32] Putnam (1993), p. 130.
[33] Putnam (1993), pp.159-160. 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的作用是向商业网络提供基础设施支持，如培训和信息服务。这一点在讨论日本的章节中会有更详细的展开。
[34] 更为详尽的讨论参见本书有关日本的章节。
[35] Santo Versace, 引自New York Times , June 13, 1994, p. D2.
[36] Michael L. Blim, Made in Italy: Small-Scale Industrialization and Its Consequences (New York: Praeger, 1990), p. 258.
[37] 根据 Blim (1990), pp.162-165，他所研究的Marche地区，二十五家鞋厂老板只有一个人拒绝雇用黑工。
[38] Whitley in Berger (1991), p. 168.
